活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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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科技教育发展的前途是非常感兴趣，也有很大信心。所以王校长跟我这样讲了以后，我当然就答应了。
　　王　志：但是您在美国功成名就，美国的生活您舍得下吗？
　　杨振宁：假如15年以前，美国有许多东西在这儿买不着的话，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事实上，我在美国的朋友，当然都是学术界的，他们对于我在80多岁搬了一个地方，要想创建一个新的事业，我想正确的描述是赞赏跟羡慕的。我这一辈子非常幸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比我更幸运了。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在清华园长大，那个时候像我年纪的中国孩子多半人根本吃不饱饭，我不但没有吃不饱饭的问题，我在学术空气浓厚的一个园子里头长大，被保护起来，后来又受到最好的大学教育，到美国去，恰巧又是物理学当时有新的方向发展，叫做高能物理，一个年轻人能够走到一个新兴的有前途的领域，这是他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人生里头每一个转折点都占了很大的便宜，这是很少有人能有我这么幸运。我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就是上帝给了我最后一个礼物，所以没有比我这人更幸运的。
　　杨振宁所说的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指的是他新婚的妻子翁帆，2004年12月24日，82岁的杨振宁和28岁的硕士生翁帆在广东汕头登记结婚，此时，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大哗。杨振宁一下子成为全球瞩目的新闻焦点。
　　王　志：杨先生说过一句话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说翁小姐是上帝给你的最后一件礼物。
　　杨振宁：是的。我写这几句话是考虑了以后写的，是我真实的感觉。
　　王　志：能说一说这个话的含义吗？
　　杨振宁：你知道所有的诗句它的好处，它的含义是讲不清楚的。我想这句话如果需要解释的话，它的诗意就没有了。
　　王　志：好像您这一次引起大家那么强烈的关注，就是因为你的婚事。
　　杨振宁：是。这个问题是我们预先想到了，我想大家觉得年龄差距这么大，毕竟是少有的，所以就发生兴趣了。不过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虽然有压力，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承受。
　　王　志：您不在乎吗？
　　杨振宁：我想当然翁帆跟我都有一点点在乎，不过我们觉得，我还记得我当时跟她说，我说不管现在别人怎么讲，过了三十年以后、四十年以后，大家一定认为我们结合是一个美丽的浪漫史。
　　王　志：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希望，都替杨先生高兴，都希望杨先生幸福。但是您爱她什么呢？
　　杨振宁：确实也是有些人觉得这个跟一般的情形不一样，有些人很天然的就有一些反感。翁帆跟我这两天在看一个电视连续剧叫做《人间四月天》，是讲徐志摩的，那里面其实主要讲的，就是说一个新思潮之下的人跟许多旧时的想法之间有许多的冲突，在那个情形之下，出的一些，也可以说悲剧。我相信我们这次结合，最后大家会认为是绝对美好的。
　　王　志：能不能帮你的妻子说句话呢，她爱你什么呢？
　　杨振宁：我们没有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猜想，她觉得我这人是很纯、很真，我想这是她主要欣赏我的地方，这是我的猜想。
　　王　志：其实很多的担心都是出于关心杨先生，您不担心翁小姐那么年轻，她把你给骗了。
　　杨振宁：是。我想是有人这样想，还有更多的人我想是不是觉得我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是我骗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事实上呢，我想我们两个人都是想得很成熟的，我想这个是最主要的条件。
　　杨振宁192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杨武之曾在美国留学，是中国第一名因数论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长达20年之久。幼时的杨振宁曾经在清华园度过了8年的美好时光，1945年，杨振宁获取了留美公费，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28岁的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结婚，夫人杜致礼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两个人携手度过了53年的人生风雨，直到杜致礼在2003年10月因病去世。1957年，31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合作推翻了爱因斯坦的“宇宙守恒定律”，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从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和李政道也成为最早获得这一荣誉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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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大师别传（2）
王　志：杨先生，您说过您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不如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很想知道，您是面对中国人讲的一种客气话呢，还是觉得真心的就这样认为。
　　杨振宁：我当然是真心这样觉得，不过我想比你刚才所讲的还要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你如果看20世纪初年、19世纪末年的文献，你就会了解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科学是多么落后，那个时候中国念过初等微积分的人恐怕不到十个人。所以你可以想像到，在那个落后的情形之下，一些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有多么大的自卑感。我想1957年李政道跟我得到诺贝尔奖，为什么当时全世界的华人都非常高兴呢？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自己觉得不如外国人这个心理。
　　1964年，也就是获得诺贝尔奖7年之后，杨振宁和夫人杜致礼及全家加入了美国籍。这对在中国长大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杨振宁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改变。
　　王　志：杨先生的经历有很多谜，当初为什么加入美国籍呢？
　　杨振宁：事实上，在我以前的一些中国的学者去美国、去欧洲、日本留学的，绝大部分的人都回来了，所以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当时的目的跟我以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就是去那儿学成归国，然后很可能就是在大学当教授再训练一批下一代的学术工作者。可是我到美国去念书，得了博士学位以后，还在做一两年博士后的时候，就发生了朝鲜战争，于是杜鲁门总统就下了一个命令，说是中国血统的人在美国得了理工的博士学位，不可以回中国。所以就在这个情形之下，我留在美国了。
　　王　志：但是我们可能从小接受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是，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界的。
　　杨振宁：是的，这个话讲得很好。拿到了绿卡以后，我并不希望立刻就变成美国人，我想全世界的人要想换一个国籍都是一个非常触及灵魂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于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对于离乡背井，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居住，这个观念在中国从来是没有的，所以一直到1964年，我才入了美国籍。
　　王　志：什么诱使你做这个决定？
　　杨振宁：最重要的道理，是因为学术工作的关系，要去各个地方旅行，我当时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拿中华民国的护照非常麻烦，我想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在60年代入了美国籍，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旅行的方便。
　　王　志：您在书中好像谈到过，您父亲对这个事情耿耿于怀？
　　杨振宁：我父亲不赞成这件事情是我灵魂深处知道的，这对我当时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入了美国籍以后，好几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个我想是一个感情上的冲突，很重要的是我的人生经验里头的一部分。
　　加入美国籍的杨振宁始终无法忘记自己的祖国，1971年，杨振宁回到阔别26年的祖国进行访问，当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杨振宁为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起到了极大作用，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王　志：1971年你离开中国26年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要回国？
　　杨振宁：为什么我那么着急回来呢？我想我是比较知名的中国学者，第一个回来，道理很简单，因为国际的变化是千变万化，很容易一个打开的门又关起来了，所以我就赶快回来了。
　　王　志：但是当时您已经离开中国那么多年了，对新中国没有亲眼见，您不担心吗？
　　杨振宁：1971年我要想回中国的时候，很多在美国的朋友，中国人都跟我说，你回去非常危险，中国可能把你扣住。我说不会，因为在1957年、1960年、1962年、1964年我跟我父亲、母亲、弟弟妹妹，在日内瓦、在香港团聚过好几次，通过这些团聚，我当然对于中国，对于新中国有一些认识。
　　王　志：顺利吗？
　　杨振宁：还顺利，当然先是我写信给我父亲，说我想回来，我父亲写了一个报告给国务院，后来打了一个电报给我说是中国欢迎你来。那一次我想也是我人生80多年的经历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就在这次回国的过程中，杨振宁亲自证实了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确实是中国人独立完成，而且，这项伟大工程的带头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邓稼先，得到这一确切消息时，杨振宁竟一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
　　王　志：你当时离席了，你去了洗手间。
　　杨振宁：是。
　　王　志：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问题？
　　杨振宁：我想我父亲那一代的知识分子，跟我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对于当初中国的落后，当初中国被人歧视，有今天的年轻人所没有的感受。在这个情形之下，了解到中国人也可以自己制造出最尖端的重要武器，这是灵魂深处的一个振荡，所以确实不错。当我知道邓稼先的回答以后，我感情上的冲动不是当时能够自己控制住的。
　　王　志：但是从杨先生的角度来说，杨先生的哭，也让人推测，是不是您心里难过，因为您也是做这一行的，而原子弹您没有参与。
　　杨振宁：我后来曾经问过我自己这个问题，那天感情那么振荡，是因为民族的骄傲的感情，还是因为邓稼先是我的朋友而让我特别振荡，我想这两个都有，我想非常复杂的真正触及灵魂的一些感受，很少是单纯的，所以这个也是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正因为好几个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有更深的感受。回到美国以后，我在美国很多的大学做了一些演讲，第一次演讲是1971年9月，那个演讲也是我一生里头感情非常丰富的一个演讲。我还记得在演讲中，我说我在北京，住在北京饭店，住了一个礼拜，当时北京饭店很旧，是一个很大的房子，只挂了一幅对联，这一幅对联我天天看，一个礼拜。
　　

杨振宁：大师别传（3）
王　志：什么对联？
　　杨振宁：有很深的印象。这对联就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所以我在石溪的演讲就是以这个对联为最后的结束。中国同学办了一个小报纸，叫做《石溪通讯》，他把这两句话变成大标题，就是去年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当时在石溪的中国同学，他保存了这个，他把这个装在一个镜框里头，送给我，现在挂在清华我的办公室的墙上。
　　在杨振宁的生命中，李政道是一个举足轻重、不可回避的人物，从1946年开始，两个人的合作长达16年之久，并因“宇称不守恒理论”同获诺贝尔奖，永被后世学者铭记，合作关系在近代物理科学历史上，相当罕见。然而，从1962年以后，两个人的关系彻底决裂，成为国际科学界以及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大憾事。
　　王　志：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是杨振宁跟李政道并肩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草坪上，但是1962年之后，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情形。
　　杨振宁：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根源非常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所能够解释的，更不是我今天应该在摄影机的面前所讨论的，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身后一定会有人研究的，我想研究以后，中国人、外国人会得到一个结论的。
　　王　志：我们中国有句老话“相逢一笑泯恩仇”，我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希望看到你们俩和好。
　　杨振宁：对，这也是我现在决定，我公开地在生前不再在这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道理，是因为大家很显然、很自然地都希望我们和好，可是我们没法再和好，所以在这情形，最好的就是不再讨论。
　　王　志：是合作出现问题？但是杨先生的经历不是这样。
　　杨振宁：你知道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个里头有戏剧性的、有做人方面的差异，有性格方面的差异，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想我现在的决定是对的，这个事情我不要再公开讨论。
　　虽然众说纷纭，但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手原因始终是迷雾一团。然而值得回味的是，两个人在各自的物理学研究中都有多次与他人合作的经历。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理论”之外，杨振宁三大成就中的另外两项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和杨…巴克斯特方程，也都是与人分享，但却没有重蹈杨李之争的覆辙。
　　王　志：可能有人看到就是杨先生您得了诺贝尔奖，但是业界人评价杨先生应该得第二次。
　　杨振宁：通常得诺贝尔奖的重要性在于，那是十年之间最重要的物理的文章，如果你问“宇称不守恒理论”是不是当时十年之间最重要的文章呢？我想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它得到诺贝尔奖，是所有人都认为理所当然。规范场的研究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可是我想你要去问内行的人，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规范场的重要是世纪性的重要，不是十年的重要，就是它要长期下去，到21世纪，到22世纪还是重要的，因为它把基本原则给找出来了。那当然你就会问了，为什么还没得到诺贝尔奖呢？很多人都猜测，与诺贝尔奖委员会，他们认为诺贝尔奖应该不应该给一个已经得过诺贝尔奖的人，恐怕有很密切的关系。
　　王　志：另外一个人没得，您的合作者没有得过。
　　杨振宁：叫米尔斯，他没有。米尔斯大概比我小三四岁，也许四五岁的样子，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1999年过世的，是一个非常诚恳的人。那么1984年，规范场文章发表30年以后，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讨论会，在那个前后有人问他，说是米尔斯教授，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当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