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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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由此看来，共赴国难当为闻一多参加步行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当为实情，也符合人的情感逻辑。新中国建立后，有许多人对闻一多参加步行团的回忆都特别强调他与底层人民的接近，强调他的革命性和对抗战的宣传。步行团运行李的车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非得赋予闻一多一些革命性的因素。当然，闻一多参加步行团也不是没有个人的目的，他或许想借此次湘黔滇之行了解各地不同的风情和习俗，闻一多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回忆说：“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什么宣传的必要……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2）
1938年2月20日，步行团离开长沙，开始了栉风沐雨、昼夜兼程的艰难行程。“行军是不分晴天和落雨的，除了在较大的城市，为了顾及同伴们考察多停留一两天之外，哪怕是下着倾盆大雨，当集合的号音吹响以后，也得撑开雨伞，让雨滴飘洒在衣服上出发了。穿着草鞋，两只赤脚浸在泥泞的污水里面……喀嚓、喀嚓地把泥水溅到绑腿上。……”行军开始时，一天几十里走下来，步行团师生们全部脚腿酸胀肿痛，满脚打起水泡，疼痛难忍，一到营地便感到寸步难行。而第二天，当五更鸡叫，军号声响起时，还得咬紧牙关，拼命揉着眼，踉踉跄跄地随着队伍开始又一天的艰苦旅程。途中多高山险阻，人人叫苦，但无可奈何，只好沿着翘上山峦的黄褐色道路缓慢而行。对于此次行程，当时参加步行团的联大学生向长清回忆说：“行军的开始，的确我们都曾感到旅行的因难。腿的酸痛，脚板上磨起的一个个水泡，诸如此类，实在令人有‘远莫致之’的感觉。”由于步行团没有帐篷，更没有住旅馆的预算开支，所以每天必须找村镇宿营。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步行团住过各种地方，学校教室、马店、客栈、柴木棚、榨油房、仓库、茶馆、礼堂、戏园子……。向长清回忆说：“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在这里是不能讲究许多了。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有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有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然而过惯了，却也就都并不在乎。不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幻梦。”
尽管旅程非常艰苦，但闻一多的情绪并不低落。相反非常乐观和昂扬，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现在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是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能睡，走起路来，举步如飞，更不必说了。途中苦虽苦，但并不像当初所想像的那样苦。第一沿途东西便宜，每人每天四毛钱的伙食，能吃得很好。打地铺睡觉，走累了以后也一样睡着，臭虫、跳蚤、虱实在不少，但我不很怕。一天走六十里路不算么事，若过了六十里，有时###十里，有时甚至多到一百里，那就不免叫苦了，但是也居然走到了。”在给妻子的信中，闻一多甚至还感叹沿途风景之美和风俗之奇，“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在闻一多给妻子的信中，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感受到他一路上情绪的兴奋和热烈，这在闻一多的书信中是很少见的。由于旅途生活简陋，闻一多开始蓄起了胡须，而且对自己的胡须洋洋得意，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提及此事：“你将来不要笑，因为我已经长了一副极漂亮的胡须。这次临大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但大家都说只我与冯芝生的最美。”因为闻一多的胡须，还成就了一段文坛佳话。到达昆明后，闻一多和友人李继侗曾合影留念，闻一多发誓说：“这一大把胡子，是因抗战失利，向后方撤退蓄起来的，一定要等抗战胜利才把它剃掉！”后来闻一多果真一直到抗战胜利之日才剃掉自己的满面胡须。当然，这都是后话。
步行团成员渡河
1938年4月28日，湘黔滇步行团经过六十八天的艰难跋涉，经三省会二十七县数百村庄，除乘船车外，步行二千六百馀里，终于抵达昆明。步行团在长沙时，闻一多好友杨振声曾对人说：“一多加入步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当两人再次在昆明相逢时，闻一多笑着对好友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所信奉的古训，但是这一次浸染了悲壮色彩的文人长征，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胡适曾说：“临大决迁昆明，当时是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三千馀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步行团途中用餐
“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3）
而此次步行团的艰难旅程，对闻一多而言，也是对他心理上的一个巨大冲击，1940年，闻一多在给学生赵俪生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说：“十馀年来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抗战后，尤其在步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不知者以为与曩日之教书匠判若两人，实则恢复故我耳。”
“何妨一下楼主人”（1）
到达昆明以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校舍不够，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暂设在离云南四百馀里的边城蒙自（后迁回昆明）。闻一多（左）在赴云南途中1938年8月，闻一多妻子高孝贞携五个孩子及帮佣赵妈来到云南，一家人得以团聚。1939年暑假，闻一多开始了一再延迟的学术休假，全家搬迁至晋宁县。1940年6月，全家回到昆明，闻一多开始接替学术休假的朱自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
抗战初期，因地处边陲，远离战火，相较于北平、武汉和长沙等地，蒙自简直就是一个动荡中的桃源。对于在蒙自的环境，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学术环境，闻一多都是比较满意的。尽管此时不时传来的都是一些战局不利的消息，但此时闻一多对抗战的前途还是比较乐观，其心境也较为平和。尽管比清华园的生活要艰苦许多，但闻一多却几乎是在延续着清华园的生活状态。对闻一多而言，作为一个学者共赴国难的最好方式就是坚守自己的岗位，潜心于学术。1938年5月，闻一多在给友人张秉新的信中说：“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索性积极，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自从来到蒙自后，闻一多就一直埋头于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饭上课之外，难得下楼一次”。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同事郑天挺曾回忆说：“我和闻先生是邻屋，闻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课外轻易不出门。饭后大家去散步，闻先生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先生一个典故，一个雅号——‘何妨一下楼主人’，犹之古人不窥园一样，是形容他的读书专精。”后来文学院迁回到昆明，罗庸在一次学术讲演会上讲起这件事，结果“何妨一下楼主人”的雅号传遍整个校园。作为一个学者，闻一多在抗战初期并没有走上街头从事实际的社会活动，而是埋头于学术，这一行为的背后至少意味着两点：首先这种专心学术的行为是闻一多在国难时期对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和坚守；其次，这种姿态也意味着闻一多对抗战前途的信心，同时也多多少少可以说明至少在此时闻一多对国民党政府还是抱有希望的，还没有彻底失望。
云南闻一多故居
生活毕竟不能高蹈于云端，日子是现实的，是关乎柴米油盐的琐碎。沉潜于学术的闻一多当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日子，面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所带来的生活压力。自1939年开始，由于物价上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窘之中。为了节约，家中食用的面粉不得不靠买来小麦自磨自筛，闻一多所吸的纸烟也不得不改成了自制的旱烟叶烟卷。1940年夏，闻一多结束学术休假后，全家从晋宁搬到昆明。物价进一步暴涨，闻一多一家的生活更加艰难。因币值下降，闻一多一个人的薪水难以养活八口之家，常常被逼提前支薪或向友人举债以解燃眉之急。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闻一多不得不开始变卖衣物，甚至好不容易从北平带出来的几部古籍他也不得不忍痛卖给了学校图书馆。把书送走时，闻一多满腹辛酸，他让馆员保管好这些书，说将来回北平还要赎回来。自那时起，闻一多一家每天吃的是豆渣和白菜，偶尔买块豆腐，就算改善生活。甚至到了为节省炭钱，在寒冷的冬天他每天清晨都带孩子们去河边洗脸，处境非常艰难。对于闻一多这一时期的生活，梁实秋回忆说：“因为我于抗战期间在重庆，对于一多的情形不大熟悉。不过每次杨金甫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的时候，他总是告诉我一些有关闻一多的事，主要是说他生活穷苦。抗战期间除了那些有办法的人之外谁又不穷苦？一般的公教人员谁不是按月领取那两斗平价米？不过一多好像是比别人更穷苦些，因为他家里人口多。”梁实秋的回忆确为实情，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生活都非常艰难，就连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也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合制起糕点，起名为“定胜糕”，拿到冠生园去寄售。而闻一多因家累较重，经济困苦尤显突出。
“何妨一下楼主人”（2）
闻一多像
为解决全家的生活困难，闻一多不得不到中学兼课和挂牌治印。在一份现存的《诗文书镌联合润例》中，有闻一多与杨振声、冯友兰、郑天挺、罗常培、陈雪屏、唐兰、沈从文、彭仲绎、浦江清、罗庸、游国恩共十二位教授“开源之道”的广告。上面写着石章每字一百元，牙章每字两百元。闻一多治印收件，开始是委托几家城里的笔店，朋友们也热心帮忙，沈从文就曾介绍过不少顾客，《自由论坛》还为他免费刊登广告。一时间联大教授挂牌卖字治印成为昆明城内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有关此，闻一多曾在一封家书中作过这样的记述：“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尽管生活困苦，闻一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清高。据友人回忆，1940年，闻一多在昆明晋宁县，与县卫生院院长王子翰时有来往。当时昆明市市长陆亚夫、前河口督办郭玉峦等官员和晋宁县县长赵书翰都喜欢和文人交往，曾请王子翰出面请闻一多吃饭、写字。闻一多却说：“我是研究文学的，我研究的东西他们不懂，我也不愿意同这些官吏绅士来往。”闻一多在晋宁一年，始终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只要是来救火，都可以共事”（1）
抗战期间，闻一多不仅生活境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思想和生存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到了抗战的后期。在许多人看来，闻一多的转变简直就是一个谜。无论是从闻一多出身清华和留学美国的背景来看，还是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来分析，似乎都找不出闻一多非要走上现实政治的理由。事实上，我们要认识到闻一多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对理想的政治生活感兴趣，但对现实政治却没有兴趣，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参与。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一直对参与实际政治保持着警惕，他有着中国学者普遍的清高，认为政治家都争权夺利，道德上低劣而不可仿。联系抗战之初闻一多拒绝就###事以及抗战前他对罗隆基的指斥，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无论我们有着怎样的疑惑和不理解，闻一多确实是转变了，他走出了书斋，冲上了街头，那样的迅猛，那样的激烈！
要精确地判断某人思想变化的起点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要寻找出闻一多思想转变的起点也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从纷繁复杂的事件中寻找出闻一多发生转变的一些关键点。1943年，一个看似偶然的事情，触动了象牙塔中的闻一多。当年春天，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该文以保守的民族主义立场，诋毁“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攻击西方的自由与民主，主张以中国的传统伦理价值重建道德基础。《中国之命运》一发表，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联大教授金岳霖拒绝阅读这本强制人人必读的“最高领袖”著作，自由知识分子们“带着蔑视和受辱的神情称它为无聊的废话”。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回忆自己当时的感受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实际上，在此之前，闻一多对蒋介石是抱有好感的，闻一多曾回忆说：“人们对蒋委员长的崇拜与信任，几乎是没有限度的。在没有读到史诺的《西行漫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