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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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夏，闻一多回清华大学任教，这是他大学教授生涯的最后归宿。清华任教时期，闻一多有很重的名士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回忆说：“记得是初夏的黄昏，……一到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大叠的手秒稿本，像一位道士样地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以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自己的纸烟匣，打开来，对着学生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地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坦直地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浇重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在清华的五年，可以说是闻一多一生中最安定的一段时间。清华时期，闻一多的薪水是三百四十块大洋，经济上足够敷用，不虑匮乏，生活也非常平静（当时一个普通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大约为二十块大洋）。至于他所居住的环境，闻一多在给友人的信中描绘说：“四周围着常青树，爬墙虎爬在红砖墙壁上，书房窗前种着一丛翠竹，微风中不时给玻璃窗投下几片绿阴。房前的左右两块草坪，是孩子们嬉闹的地方，草坪中各有一大鱼缸，里面游动着良种金鱼。”环境甚为清静，宜于家居读书。这一时期的闻一多，可以说是几乎双耳不闻窗外事，完全沉浸在他的学术研究里，他一生的主要的学术成就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沉浸在学术中的闻一多当然对政治是疏离的，甚至是有几分不屑的。梁实秋曾谈起过发生在闻一多身上的一件往事：“有一天我和努生（罗隆基）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的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为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对于闻一多的观点，我们当然可以不表同意，但联系罗隆基为闻一多清华时期的同学，他对老同学如此不留情面，几可说是尖酸刻薄，就足以说明清华时期的闻一多是如何的与世无争和埋头学术以及对实际政治的厌恶。从根本上说，闻一多对罗隆基直接参与社会政治是非常不满甚至是有几分鄙视的。然而此时对政治的态度几可说是完全不同的闻一多和罗隆基在40年代却最终走到了一起，踏上了同一条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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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2）
1937年，正是闻一多在清华任教满五年之时，按清华大学制度，教授任职满五年就有一年的休假，这一年可以出国，经费由清华提供；也可以在国内做研究，薪水照发。如果没有战争，正应该是闻一多生活中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但抗战的爆发，打破了闻一多在清华大学平静而安详的生活。卢沟桥事变前一个月，闻一多妻子先行带着两个大点的孩子回武汉省亲，家中留下了三个不懂事的小孩，孩子的吵闹让一向不理家务的闻一多焦头烂额，加之随后传来的战争的消息，平静生活的安排被战争打破，所有的一切都让闻一多焦躁不安，闻一多在给妻子高孝贞的信中诉苦道：“这一星期内，可真难为了我！在家里做老爷，又做太太，做父亲，还要做母亲。小弟闭口不言，只时来我身边亲亲，大妹就毫不客气，心直口快，小小妹到夜里就发脾气，你知道她心里有事，只口不会说罢了！家里既然如此，再加上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你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
事变伊始，闻一多并没有想到离开北平。“卢沟桥事变”最初，清华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感觉出它在中国历史天平上的沉重份量，大家都以为这和近年来中日间经常发生的冲突一样，用不了多久就会通过谈判签约得到解决。闻一多尽管有担忧，但他同样有着这样的心理。事变发生后，直到7月15日，闻一多还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好了，现在计划是有了，要走，三天内一定动身，再过四五天就可到家。不过，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万一时局二天之内更恶化了，那就根本走不动。不过照目下情势看来，多半不至如此。”跟大多数人一样，此时的闻一多感受更多的是中日战争爆发的紧张和愤慨，而没有想到这个事件将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多么大的影响，闻一多回忆说：“大体上说，那时教授们和一般人一样只有着战事刚爆发时的紧张和愤慨，没有人想到战争是否可以胜利。既然我们被迫得不能不打，只好打了再说。”“记得教授们每天吃完晚饭，大家都聚在一间房子里，一边吃着茶，抽着烟，一边看着报纸，研究着地图，谈论着战事和各种问题。”
7月16日，形势进一步恶化，日本拒绝了英国驻华大使的调停。清华园内的空气变得越来越紧张，离开北平南行的人越来越多。7月19日，闻一多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离开北平南下。闻一多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会延续八年，他总觉得这场战事一个月总能见分晓，所以离开北平时他只是携带了随身的衣物以及《三代吉金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其馀贵重钱财以及妻子陪嫁的首饰，他统统留在清华园委托司厨赵秀亭（保姆赵妈的丈夫）照应。清华校园内的闻一多雕像此时的闻一多也绝对没有想到，此次匆匆离别，竟是他与北平这座古城的永诀。在逃出北平的途中，闻一多遇到了自己的学生臧克家。臧克家看到闻一多只是携带着家眷和一点随身的东西，很疑惑地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随口回答：“只带了一点重要稿件。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臧克家回忆两人此时见面的情况说：“很感慨，我很难过。”
闻一多性格极其敏感而又有着强烈的民族情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闻一多对美国的态度上看出。尽管闻一多自中学开始就接受美国化的教育，24岁时便留学美国，但终其一生，他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很好。在离开清华的最后一篇文章《美国化的清华》中，闻一多就对清华美国化的教育进行了近乎尖刻的批评，“现在我将离开清华，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点临别的赠言，我只有这几句话可以对他讲。我说：清华太美国化，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去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文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由于对美国印象不佳，在去美国留学之前，闻一多曾有一段时间有放弃留学的打算，后在亲友的劝说下勉强成行。按照清华公派留学生的规定，公费留学是五年，如果其中中断一年，亦可复学，同样享受公费，但闻一多在美国只是呆了三年就匆匆回国。至于其中的原因，据闻一多友人回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直接的原因，而主要是源自于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闻一多曾这样对人回忆自己的美国经历说：“现在美国变得怎样了，我不清楚，那时候就是这样！我总算知趣，闭门读书画画，轻易不出去，宁可吃点冷面包，宁可头发留得长一点，少受点冤枉气也好呵！”如果我们阅读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诗歌，这个印象就会更加深刻。同为留美学生，闻一多在美国的感受跟几乎与他同时期留学美国的胡适完全不一样，联系胡适对美国的无比好感，两人之间的区别极大，而这种区别无他，只能归之于两人性格之间的差异。强烈的民族情感让闻一多甚至到了近乎偏执的地步，40年代，闻一多曾对开始研究优生学的潘光旦说：“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不能说没有夹杂一点民族主义情绪。尽管于大学任教期间，闻一多几乎是完全不参与社会政治事务，埋头于学术，但我们似乎也可以理解为闻一多对整个国家政治的失望，这并不意味着闻一多强烈民族情感的丧失。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一个具有如此强烈民族情感的人，面临敌国入侵，家国沦陷，内心该是如何的痛苦和悲哀！在南去的列车上，想必闻一多一定是彻夜不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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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1）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先后搬迁至长沙，三校合并为长沙临时大学。战乱时期，由于一些教授因家累难以南下，临大师资严重不足。在此情况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校长梅贻琦都向时在武汉的闻一多表达了希望他暂缓一年学术休假，前往临大任课的愿望。在此情况下，闻一多于1937年10月23日离开武汉，前往湘江边的古城长沙。当时，由于清华、北大、南开和许多搬迁的机关学校一下子挤入长沙，长沙房屋不敷分配，临大文学院只得改设在离长沙不远的南岳，闻一多也于到长沙十天后赶赴南岳。
因处战乱，临大的生活比起清华园优越的生活非常糟糕。在给妻子的信中，闻一多对此段生活有详细的描述，现摘录几段，我们从中可以了解此时闻一多的生活状况：
到这里来，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享福。早上起来，一毛钱一顿的早饭，是—碗冷稀饭，午饭晚饭都是两毛一顿，名曰两菜一汤，实只水煮盐拌的冰冰冷的白菜萝卜之类，其中加几片肉就算一个荤。加上这样—日三餐是在大食堂里吃的，所以开饭时间一过了，就没有吃的。
还是一天喝不到一次真正的开茶。至于饭菜，真是出生以来没有尝过的。饭里满是沙，肉是臭的，蔬菜大半是奇奇怪怪的树根草叶一类的东西。一桌八个人共吃四个荷包蛋，而且不是每天都有的。
尽管生活比较艰苦，但闻一多的心情并不灰暗。在给妻子的信中，我们看不到闻一多对这种艰苦生活的丝毫抱怨。相反，闻一多甚至在信中对妻子说：“这样度着国难的日子于良心甚安。”不知道闻一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想必其中肯定有共度国难的心理因素吧。
临大的生活艰苦，且家人分离，闻一多不是没有机会脱离这种生活回到武汉与家人团聚。1938年初，时值寒假，闻一多回武汉省亲，在武汉他遇见了清华的老朋友顾毓琇。国难期间，老友相见自是分外高兴。此时顾已离开清华大学就任国民政府###次长，便力邀闻一多参加当时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认真考虑衡量之后，闻一多最后还是拒绝了顾毓琇的邀请，尽管处境艰难，他还是不愿放弃自己的学术，更不愿进入政府。后来闻一多在写给顾毓琇的信中解释说：“弟之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兹事体大，万难胜任。且累年所蓄著述之志，恨不得早日实现。近甫得机会，恐稍纵即逝，将使半生勤劳，一无所成，亦可惜也。”在信中，他还宽解自己的同学说：“我辈做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拒绝就任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还与妻子闹了场不痛快。闻妻觉得此职可留在武汉，一家人得以团聚，战乱期间离家近便于照顾家庭，更何况收入也颇为可观。闻一多不就###事一直让闻妻耿耿于怀，一直到闻一多离开武汉，她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后来闻一多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解释说：“此次不就###事，恐又与你的意见不合，我们男人的事业心重，住往如此，你得原谅。”“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
长沙临时大学师生徒步前往昆明
南京失陷之后，武汉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在此情况下，长沙临时大学起议迁滇。入滇办法有两种，一由河内转昆明，可以乘车；一为徒步经湘黔抵昆明。闻一多经慎重考虑后，决定参加步行团。湘黔滇全程三千三百馀里，为了顺利到达，临大做了周密安排，学生均发给军装、雨具，采取军事管理方法。步行团下设两大队，每大队设三中队，每中队设三小队，全团共三百二十馀人，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原东北军师长黄师岳中将任步行团团长。
闻一多当时为何舍易而求难？步行团整装待发他参加步行团的心理动因是什么？很显然，闻一多参加步行团绝对不是经济因素，以闻一多在清华大学的薪金他完全有经济条件选择另一条相对要容易些的路线去昆明（1938年物价尚基本稳定），他的工作性质也不必强调他必须跟学生一起步行。对于闻一多参加步行团，当时临大的学生也十分疑惑，曾有学生就此问闻一多：“闻先生，你大可照学校的规定坐车、乘船经广州、香港、越南舒舒服服到昆明，何必受这个罪呢？再者，你这大年纪，吃得消吗？”闻一多面孔很清瘦，额上又刻着几条深长的皱纹，再配上乱蓬蓬的头发，显得很苍老。学生们都以为他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其实当时的闻一多才刚满四十岁。对学生们的这一问题，闻一多淡然回答：“国难期间，走几千里路算不了受罪。”由此看来，共赴国难当为闻一多参加步行团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当为实情，也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