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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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发给薪俸、月费之外，中国还给押德奥战俘发放服装及所需日常用品。特别是许多东北逃俘自俄罗斯逃入中国之时衣衫褴褛，贫病交加。1919年冬，吉林俘虏收容所收容所为每名战俘在省城洋服店定做了每套价值约大洋30元的冬装。
　　每一个收容所内设立医务室，负责俘虏的保健医疗。此外，陆军部还专门指定位于北京东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里陆军军医学校医院专门作为德奥战俘的专门医院和养病之处。
　　战俘们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在有人监督的情条件下共同出所外散步，而且每人每周至少二次，每次3…4小时。各个收容所在文化体育方面，也给德奥战俘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几乎每个收容所都有战俘组织的乐队、球队（或足球或网球）。
　　我们看见，在由昔日皇家园林、行宫，以及议员宿舍、军队营房改建的俘虏收容所内，德奥战俘们，吃着山珍海味，喝酒弹琴，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悠然惬意地享受着贵族般的生活。
　　大战结束后，虽然中国并没有获得所期待的平等待遇，但负责任地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义务，将收容的德奥战俘一律遣返回国。1920年2月，中国将北京、黑龙江、吉林、南京等地的德奥俘虏陆续集中上海，由中立国荷兰的驻华武官率领，搭乘日本哈德逊丸号归返故乡。（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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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平静地走过袁腾飞
《看历史》特约撰稿┃何三畏
　　袁腾飞到底讲了什么？他没讲什么。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在中学生面前，他能讲什么呢。作为标榜“百家”的“讲坛”，它可以比中学课堂更“主流”，而没有中学课堂的趣味，又有什么可讲呢。依据“百家讲坛”结集出版的，不过被书商取了一个哗众取宠的书名，又能是个什么玩艺呢。袁腾飞的趣味来自于他的课堂记录。或者说来自于我们僵化的观念，来自于我们原本生活得没有趣味。
　　看起来，有两种人是真正地在和他较劲。一种是高举旗帜手挽手去抗议的老人们。夕阳拖长了他们的身影。你无法怀疑他们的真诚。他们是一些从前有着强烈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而在当前的体制下感觉到强烈的失落和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在寻求表达，他们觉得袁老师对待历史的态度伤害了他们内心的崇拜和尊严。但是，这些可怜的父老兄弟们或许找错了对象，甚至在跟他们自己内心的障碍纠结。他们认为的袁腾飞那些渎神的话，其实已经是豆棚瓜架下闲谈的内容，民间常识，他们自己有时也会说的。但是，他们觉得，老师对下一代讲授这些脱离课本的内容，是大逆不道的。
　　另一种人似乎在认真的探讨袁腾飞的只言片语。他们对袁腾飞暴得大名不以为然（这个社会似乎有名就有利，袁腾飞是值得嫉妒的），认为他是“被学者”，他没有什么观点，只是在哗众取宠。当然，从中学课堂来说，袁老师用了一些“取学生宠”的技巧，这是一个老师必须要钻研的。而《历史是什么玩艺》之走红，那是没办法的事，中国大陆没有像个玩艺的可以普及的历史读物，没有符合大陆语言习惯的《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并且已经分不清戏说和趣味。
　　袁腾飞的视频原本是学校作为争取生源的广告使用的，流传开来却征服了社会。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袁腾飞的出现检验了社会真正的苍白和萎缩。在这个时代，知识界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而民间又没有承受历史真实的心理能力。真正挑战陈腐的历史观念的观点难以出世，也无法传播。人们对一个诚实的中学历史都接受不了，又怎么能欣赏严肃而系统地框正被颠覆的历史的著作呢。
　　我们不是生活在过去，但可以生活在过去的时代的阴影里。正视历史是为了面对现实和找到未来的方向。当我们在争议袁腾飞的时候，历史老人正在耻笑我们呢。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虚设的问题，那还有什么事情好做呢。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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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
作者┃王柯　　　摘编┃曹林
　　1935　年　9　月，日本“*回教研究家”若林半带领两名弟子，用了大约两个月时间，访问了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归化　（呼和浩特）　、太原、热河　（承德）　、奉天　（沈阳）　、“新京”　（长春）　、大连等地，旅行的名目为“调查中国的回教政策及情况，并与之进行联络”。
　　事实上，若林半及其行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背景：其调查和联络活动所使用的经费，来自日本外务省支出的“补助费”　；其调查结果则汇报给外务省。与若林半一样，当时活跃在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一般都具有官方背景。本外务省的今冈十一郎对这些中国“回教”界的日本人，做了入木三分的评价：“他们都不是真正的信徒，而是政策上的信徒。”
　　的确，当时日本国内并不存在一个穆斯林团体，其对中国“回教”的关注，完全是出于官方的政治需要，与宗教信仰无关。日本“回教工作”的重点是中国西北地区。之所以想到利用该地区的“回教徒”；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先天就是*的”；　二是因为他们认为“回教徒”在西北地区具有特别强大的实力。
　　1938年7月8日，日本政府正式将“回教工作”作为侵华的基本方针之一：“推进回教工作，在　（中国　——引者注）　西北地区设立以回教徒为基础的防共地带。”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在华建立了一系列回教团体。这些地方*教团体的成立与运营，都与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很多现象可以看出，有关中国“回教”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由日本侵略军负责。
　　利用“回教徒军阀”也是日军“回教工作”的重要策略。从当地日本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回教”团体积极地参与了对“五马”的劝降工作。但这些工作的　　　　　　效果不大，军阀们一直在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骑墙。
　　除此之外，日本在国内也建立了几个与“回教”问题有关的组织。1938　年　先后成立回教圈考究所（后改名为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在回教圈研究所和大日本回教协会等所谓民间“回教”机关的背后，是由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有关人员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和决定“对回教政策”的“回教及犹太问题委员会”。将中国的“回教”作为主要渗透目标，是这两个组织活动的共同特征。
　　“回教”问题在日本被完全政治化了。而日本政府之所以使出了种种手法　；　从政治、财政、人力等各个方面大力支持有关“回教”的活动，说到底，不过是为了将“回教”变为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工具。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
　　但是，侵略者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的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　1940　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
　　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教的民族集团，发起了又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原文题为《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载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1）
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
　　——专访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
　　文┃《看历史》特约撰稿　杜华
　　1922年，苏维埃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被俄罗斯史家称为“哲学船事件”。
　　今年4月，本刊详细介绍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国内媒体中尚属首次。而在英文世界，第一本系统讲述“哲学船事件”的著作由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写就。近日，莱斯利·张伯伦接受了本刊专访。
　　■　“俄罗斯的真理”
　　《看历史》：您为什么会写《哲学船事件》这本书？
　　莱斯利·张伯伦：“哲学船事件”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冷战时期被忽略。我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很多政治原因。在苏联，这个话题是很禁忌的，因为它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列宁。在西方，列宁仍然很受评论家的尊敬；西方的历史学家也是如此，尽管他们对1922秋天被驱逐出境的主要的思想家们满怀同情。当然也有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当时，苏联档案都未解封，历史学家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尽管我离俄罗斯相当远，但因为这批被驱逐的异议分子的非主流的哲学传统，我一直对他们很感兴趣。当我在2000年左右开始写这本书时，我需要的档案已经都可以看到，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放到网上。
　　写这本书也与我个人经历有关。当我是学生的时候，1971年，我在德国慕尼黑遇到当年的被驱逐者——维克多·弗兰克，他是著名哲学家赛姆扬·弗兰克的儿子，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不久之后他就去世了。在那之后我知道，几十年前，这个当时13岁的男孩和他全家正是坐着那艘船从彼得格勒出发的船被驱逐出境。他用毕生精力来写作和广播，以保持流亡者与俄罗斯之间的文化联系。此后，维克多·弗兰克的故事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最终催促我写这本书。
　　《看历史》：在此之前，您已经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书——《祖国：一部俄罗斯哲学史》，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对俄罗斯历史和哲学这么感兴趣？
　　莱斯利·张伯伦：你当然可以把这两本书联系起来看，它们都反映了我对俄罗斯思想的浓厚兴趣。我在学生时期就致力于德国和俄罗斯文学研究，发现它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某些方面又互为补充，所以我开始同时研究两国的思想史。我尤其感兴趣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康德、歌德、席勒、谢林和黑格尔对19世纪的俄罗斯的影响。事实证明，影响确实很大。而且其影响方式使我对思想资源的借用（intellectual　borrowing）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为德国的唯心主义是高度哲学化和美学化的，但是它在19世纪的俄国却变成了政治变革的方案。1978到1979年，我在苏联的莫斯科呆了一段时间，这更触发了我对俄罗斯研究的兴趣。我发现这个国家的报纸编辑仍然在讲述着19世纪德国启蒙运动时的语言。我明白了我思考的问题的答案，而且我想把它告诉世人。
　　《看历史》：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像您在《祖国》一书中说的那样，俄罗斯思想有这样的特征：一、俄罗斯缺乏卡迪尔理性主义传统；二、俄罗斯有寻找所谓的“俄罗斯好人”的传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历史是特殊的，但是生活在不断重复它自己（2）
莱斯利·张伯伦：的确如此，我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俄罗斯思想传统。从消极方面看，俄罗斯非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非理性主义虽然在“观念”与生活和艺术之间建立了关键性联系，产生了强大的进行灵魂探讨的文化；但是它导致俄罗斯的思想只是“观念”，无法成为“哲学”。
　　我经常想，俄罗斯是个只有艺术的国家，因此它在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在艺术上的伟大往往与政治上的恐怖相关。与西方相比，你会更清楚地看到非理性主义对俄罗斯的消极影响。西方珍视理性，尤其强调个人对知识和科学客观性的特殊责任。反观俄罗斯，你会觉得它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像一个没有脊椎的哺乳动物。那些被清洗的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发现，俄罗斯人习惯性地缺乏对“错”与“对”的区分，这是俄罗斯哲学中最坏的因子。俄罗斯人自己也发现，对于错这第一秩序（first　order）的理论问题经常性地从属于政治和社会利益，以满足俄罗斯的限定。俄罗斯的哲学不是为了寻找真理，而是寻找“俄罗斯的真理”，以此将国家凝聚起来。从积极方面来看，这种思想传统使得俄罗斯思想中中有很高的道德要求，比如个人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感。
　　《看历史》：能否说这种传统是苏联的极权主义的温床？是列宁和苏维埃政权驱逐知识分子的深层原因？
　　莱斯利·张伯伦：确实是这样的。极权主义来自这种强烈要求：定义和维护特殊的俄罗斯真理，并在这种哲学外表下创造经济社会条件，以确保苏维埃帝国的统一和经济上的繁荣，建立另外一个版本的现代化——既反对西方，也不完全是“东方”的。
　　为了获得这些条件，苏俄必须清除异议，建立一种权威性的现代化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列宁主义，俄罗斯人在其名义下以世俗的形式追求俄罗斯真理。
　　
　　■　列宁是出于政治效率方面的考虑
　　《看历史》：那么，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权驱逐知识分子的现实原因是什么？他们中的有些人曾为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这些被驱逐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莱斯利·张伯伦：简单来说，清理知识分子是列宁在内战结束后巩固权力的措施之一。随着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1923）经济领域内的极权主义有所松动，这个新兴的国家至少已经喘过气来。于是，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就会有系统地增强：有选择地关闭一些艺术团体、出版社、报纸，将大学和出版社重组为国家机构，建立中央审查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