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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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德国军人与法国女人的孩子，还是法国劳工与德国女人的孩子，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是带着耻辱烙印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童年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被羞辱、被歧视、被虐待甚至被殴打，因为他们被视为敌人的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法国全境。从法国被占领到德国纳粹投降的四年多时间里，大量的德国军人被送到法国前线，由于德国后方缺乏劳动力，大量来自法国、波兰的战俘和劳工又被运到德国境内，开始强制性劳动。
非常戏剧化的是，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法国女人与德国军人相爱，生下了孩子，甚至引起那一时期法国的婴儿出生率暴增，而在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女人的德国后方，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爱情故事也在上演，同样带来了一个个的爱情结晶。据相关机构的统计，这样的德法混血私生子大约有二十多万，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出生在两国都是一个官方回避的话题。
二战结束的六十多年后，这样的忌讳渐渐被打破，德国政府颁布法令表示承认这些德法“私生子”的双重国籍，一些与此有关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在德法两国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德法“私生子”背后隐藏的故事逐渐浮现在大众的面前。
■ 有罪的爱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的记忆应该是饥饿、抵抗和恐惧。但《1940…1945 *年代》的作者帕特里克·比松却说“纳粹控制下的巴黎是一个‘大杂交派对’。”1942年的法国有两百万男人被关进集中营，但是法国女人却在此时活跃起来，她们与驻扎在当地的德国军人上床，与任何可以帮助她们度过经济难关的男人睡觉。战争就像*一样激发了情欲，连女权运动创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经说到，她对侵略者有一种“不自觉的友爱”；德国人对“身体的膜拜”让她感到神魂颠倒。
曾经有传说，巴黎沦陷期间，法国*首先起来革命，拒绝为侵略者提供性服务。但《1940…1945 *年代》一书指证，巴黎的高级妓院欢迎德军光临，全市1/3妓院被他们包起专用；另有10万巴黎女人成为“临时*”。
伴随寻欢作乐而来的是法国婴儿出生率的暴增，许多德法私生子就是在这短短的四年间出生。当然，并非所有的德法私生子都是寻欢作乐和交易带来的后果，他们中大部分都坚信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拥有过伟大的爱情，这种爱情穿越了战争的藩篱。
“被诅咒的孩子”（2）
杰安居住在法国的一座小城亚眠，他是土生土长的亚眠人，他从未离开过亚眠，就像他从未怀疑过父母的爱情。杰安的父亲是一个驻扎在亚眠的德国军官，杰安的法国母亲被派去照顾父亲饮食起居。在朝夕相处中，年轻的德国军官和法国姑娘相爱了，并在1943年生下了杰安。杰安回忆说，他的父亲非常爱他和他的母亲，在撤离法国的时候还曾经许诺会尽快回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尽管他再没有回来。
在那个特殊年代，跨国恋情并不值得称颂，与敌人相爱更是一种危险的犯罪。二战结束后，那些与德国军人有过罗曼史的法国女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根据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计，当时大约有10万人受到惩处，100万人受到怀疑和质询，5万名妇女被剃了光头。
而在德国，1940年，盖世太保颁布了一个法令——“所有与德国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法国人，包括波兰人都要被处以死刑。”然而这条法令却并没能阻挡住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之间的爱情萌发。
从1942年开始，由于战争的需要，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德国男人都被送上战争前线。与此同时，为了供应战场物资，德国的工厂又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于是，德国不得不运送大量的包括法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在内的外国战俘和劳工到德国境内从事强制性生产劳动。截止1945年，仅仅法国一个国家就向德国提供了总计三百万的劳工和战俘，而这些法国劳工也在德国留下了上千个德法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让·路易·葛诃朗至今回忆起在德国的劳工经历都激动得不能自持。与战俘不同，作为劳工，让·路易·葛诃朗可以在柏林街头散步，甚至他还有一点点的工资可以让他坐在咖啡馆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机会与德国女人接触和交谈。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限制，但这种限制反而使得年轻人的爱情更充满趣味性。让·路易·葛诃朗和柏林的德国女人相爱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岁。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德国战败，二战结束，他和其他的劳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 被诅咒的孩子
本来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应都受到赞美，而这些二战期间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却伴随着诅咒，因为他们是家族和国家耻辱的证物。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几乎所有的二战私生子都经历了孤独与隔绝的童年。
《生于被禁止的爱情》的作者乔思安·克鲁伊在书中描述道，七岁那年，因为同学骂她是“德国佬的杂种”，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绝，没有孩子愿意接受她成为自己的朋友，在漫长的孤独童年里，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神来聊以*。
克劳斯·彼得·尼克尔从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国血统，直到五十岁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来信的是他的血缘上的姨妈。姨妈在信中告诉他，他是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逃避流言蜚语，将他送给别人收养。从那以后，在童年时期遭遇的所有疏离与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是他开始寻找他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使经过那么多年，身边的长辈们仍然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的创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岁那一年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自己的出生证明上写着“父亲不详”，为什么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同学和邻居会看不起自己。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母亲是单亲母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德国军人。
“被诅咒的孩子”（3）
二战结束后，几千名“直接通敌”的法国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而她们的孩子有的被遗弃，有的被送养，有的虽然自己抚养却被粗暴对待。热拉尔·佩里奥克斯的母亲幸运地逃过了游街示众和种种凌辱，但她始终无法摆脱与德军恋爱带来的羞耻感。于是，孩子成了她发泄怒火的对象。如今63岁的佩里奥克斯回忆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揍他，让他睡在狭小的储藏室，母亲和继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亲生前从未告诉他生父是谁，佩里奥克斯一问这个问题，母亲就冲他大喊 “这不关你的事”！
《被诅咒的孩子》一书的作者让·保罗·皮卡佩说：“战争结束后，这些孩子成了德国军队的化身，那是对无辜者的报复。”
■ 我的父亲是好人
2002年，法国电视三台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耻辱的孩子们》，第一次向公众讲述了这些二战私生子的故事，这使得许多这样的二战私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并不是身份不明的杂种，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现象。于是，年近六旬的他们开始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希望通过此种方式寻找到自己的生身父亲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德法两国许多作家和媒体工作者也参与进来，以此为主题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作家让·保罗·皮卡佩的两本书：反映德国军官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故事的《被诅咒的孩子》和反映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故事《爱情有罪——法国劳工的孩子》。让·保罗·皮卡佩说，他写这两本书是为了证明即使战争也无法剥夺人们相爱的权利。
为了帮助这些二战私生子寻根，德国军人和法国女人的孩子吉奈恩·尼伏娃在2005年创办了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用德语和法语两种语言写满了这些二战私生子对自己异国父亲的怀念和追忆。
“是否我们拥有和您一样的额，一样的眼，一样的呼吸？
是否您温柔又慈祥，或者暴躁又狠毒？
是否有人可以告诉我们关于您的一切？
穿越您消失的岁月和我们长长的受难，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哦，父亲，
我们逝去的父亲，我们寻找的父亲，我们的德国父亲，
我们爱您。”
尽管对于父亲的记忆十分熹微，甚至这些德法私生子中的绝大部分与自己的生身父亲素未谋面，但他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和寻找带给他们生命的男人，因为无论历史怎样被人撰写，他们相信那些带给他们生命的异国男人是一个平凡的好人，一位慈祥的父亲。
正如吉奈恩·尼伏娃所说：“我的父亲是个好人。”
■ 不仅仅是双重国籍
与这些二战私生子对于自己身份的积极追寻和民间历史工作者对真相的挖掘不同，长期以来，德法官方一直对德法私生子这个问题讳莫如深。让·保罗·皮卡佩也承认，在撰写关于德法私生子的两本书时，寻找相关的史料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法国，这段历史是被掩盖了的。
许多人认为，法国官方对此避而不谈的原因是法国人只习惯庆祝历史上的光辉时刻，他们宁愿把拿破仑时代的光辉反复咀嚼，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软弱与失败。当二战结束后，戴高乐在庆祝胜利的演讲中提到“这次胜利是全体法国人团结一致战斗的胜利。”法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在德国占领期间沦陷区的歌舞升平以及那些“法奸”辈出的年代之痛。此外，法国官方也顾虑，过于高调的承认这些德法私生子的身份也会刺激到那些年事已高的二战老兵和抵抗纳粹运动的成员。
在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后，随着战争的阴影渐渐远去，在大量民间人士和历史学家的奔走下，事情也逐渐有了转机。2009年，德国政府宣布愿意给予那些生活在法国的德国士兵的子女双重国籍，而法国外长谈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说：“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并表示政府愿意给予这些德法私生子以帮助。
当“要*不要战争”的标语成为世界著名的反战口号时，官方对于这些“敌人的孩子” 身份的承认虽然姗姗来迟，但至少可以稍稍抚慰这些“二战私生子”饱受创伤的心灵。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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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营中的美好时光
《看历史》特约撰稿┃李学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千余名德国、奥地利战俘，在中国的俘虏收容所里，在那曾经的皇家园林、行宫之中，在东北的茫茫雪原之上，踢足球、打网球、荡秋千、玩保龄。这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真实历史。
光线昏暗的图书馆书库一角，从小窗口射进来的一缕阳光，把我的目光吸引到书架下部两册红皮书上。从架子上把书抽出来的动作，惹得积尘在阳光下四散飞扬。《*八年俘虏起居*》；俘虏情报局编印。这是一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被中国收容于战俘营中的千余名德国、奥匈帝国军人的影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最初是宣布“局外中立”的，为什么却于1914年10月设立了南京俘虏收容所呢？原来，在山东与日军作战的S90鱼雷艇德军自动弃船登陆，要求中国予以收容，以免被日军生擒。与此同时，在欧洲与俄罗斯作战中被俘的德奥战俘，被俄国送往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及远东滨海地区的战俘营。由于难以忍受俄方的待遇，德奥俘虏经常设法脱逃。与俄罗斯接壤的中国吉林、黑龙江省成为德奥俘虏的流浪之地。
作为中立国，中国对这些德奥战俘给予了充分的人道主义待遇，特在南京、吉林、黑龙江等地设置俘虏收容所，作为他们的存身之所。特别是那些从西伯利亚逃来的俘虏们，入所之初都患有严重的冻疮。据逃俘德国中尉Mayer回忆，被俄军俘虏后在西伯利亚被关押两年，“衣衫污秽，百人一室，其苦楚情形不堪重述”。他于1917年春“设法逸出该地，踉跄道上，备受艰辛……约七星期之久，乃至中国之吉林。”入吉林收容所后，“该所既备有美满之食物，且给有完全之衣履，面貌顿然改观，不复如前此之褴褛不堪矣。较之在俄国时，实不啻天壤之别也”。
虽然中国也于1917年对德奥绝交、宣战，并将驻华使馆卫队等所有德奥在华军人作为战俘收容关押，但中国政府还是决定“本宽大矜怜之意”，对德奥战俘“妥为待遇，以示博爱”，展现了中国人的善良德性。
朗润园现在是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原本是清朝王爷的花园，北洋政府把它租来改作战俘营，用来收容德国驻华使馆卫队。收容奥匈帝国驻华使馆卫队的西苑俘虏收容所，设于昔日的皇家寺庙万寿寺之内。战俘中的士兵被分别安排住在三个大殿和四周的功房里，军官们住在过去慈禧住过的宫殿内。军械士官亚历山大·弗兰克后来写道：我相信，人人今后都会乐意回顾这段美好的时光，人人对这段经历终身难忘，永远记忆犹新。奥匈驻华公使罗斯托恩后来也承认：“我从没遇到一个（在华的）奥地利人叫苦，他们受到了良好的待遇。”
对德宣战以后，中国政府还宣布：所有战俘入收容所后寄发信件，一律准予免费，并加盖特别印记。按照海牙陆战规约和中国颁布的待遇德奥俘虏办法，比照我国当时执行的陆海军饷章，陆军部于1917年11月拟订了德奥俘虏军官及士兵薪俸及月费标准，规定，准尉以上军官照我国陆海军饷章发给薪俸，其中最高的海军上校月薪高达420大洋。士兵除供给伙食外，正副目（士官）每名月给零用四元，士兵每名月给二元。
除发给薪俸、月费之外，中国还给押德奥战俘发放服装及所需日常用品。特别是许多东北逃俘自俄罗斯逃入中国之时衣衫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