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水东注-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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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面子。对那些犯罪较轻的人，一般都是让他们自己到请罪室去请罪，而不用绳子牵着他们去。对于犯了中等罪恶的人，听到判决后就让他们自废而死，君主就不用派人去斩杀他们。对那些犯了大罪的人，就让他们面北跪着自杀，而不用专门找人揪着头发、按着脖子砍他们的脑袋。这样，君主就可以对别人说，‘虽然他们犯了罪，但我对他们还是很有礼的。’据臣所知，这是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们的通行做法。”
贾谊看了看刘恒接着说道，“皇上用礼义对待大臣，大臣就会变得有志气，用廉耻教化他们，他们就会注意自己的气节和品行。这种教化一旦被大臣们完全接受以后就会变为约定俗成，大臣们就会时刻注意自己的品行而忘掉私利，就会坚守气节而主持大义。到那时侯，皇上就可以很放心地把治国安邦的大权交给他们了，这就是推行礼义，鼓励廉耻的结果。若如此，所谓的‘投鼠忌器’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臣的这些建议不知可行与否？请皇上斟酌。”
“你的这个建议非常好，朕以为完全可行。”刘恒以十分赞许的口气说道。
从此，刘恒在对待臣下时就更加地注意礼节了，对他们也更加地尊重了，大臣们的廉耻之心也由此变得强烈了。
在刘恒当政的二十多年里，他从未下令斩杀过任何一位犯了大罪的朝臣，那些犯了死罪的臣子们几乎都是在廉耻之心的驱使下主动自杀的。
贾谊自从被擢升为大中大夫以后，发挥其才学的空间也就进一步地扩大了。单纯论才学的话，贾谊的才学自然是远远高于那些当朝大臣们的，尤其是他的理论水平则更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由于他的才学得到了刘恒的肯定与欣赏，因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他便从一介布衣几步就跃升为令人羡慕的大中大夫了。
一般说来，大凡那些天分极高、才学极优的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那就是自持才高，目空一切，贾谊当然也不例外。
每当朝中议事，别人还没想好该这样说的时候，贾谊却常常口若悬河地率先讲了起来。每次上朝前后，都是朝臣们客客气气地相互联络感情的时机，贾谊却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主动与别人行之所谓的俗礼。
时间一长，他的这种不管不顾的个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成是狂妄与傲慢，在大臣们的心目中他已遭到了普遍的嫉妒和敌视，尤其是那些开国###周勃、灌婴等人对这位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更是格外地反感，只是看到皇上非常的欣赏他，周勃等人只好隐忍不发罢了。可悲的是，他贾谊已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而自己竟然毫无知觉。
这天上朝的时候，同以往一样，当该议的事都议完了以后，刘恒又照常问了大家一句，“各位爱卿，谁还有事要奏吗？”
大殿里静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显然大家已无事可奏，正当刘恒要说退朝的时候，贾谊突然出班说道，“启禀皇上，臣有一事要奏。”
“爱卿请讲。”刘恒微笑道。
“汉兴至今以近三十年，可我朝目前仍然还在沿用前秦的律法，臣以为这对我朝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是很不利的，这很可能会给他们造成我大汉无人的错觉。为此，臣建议我朝应尽快地‘更历法，改服饰，正礼仪，易官名，制礼乐。’只有悉改前秦律法，方可彰显我大汉的威名。如此，则百姓敬仰，其不世之功业必能垂于万代也。”说到此处，贾谊不禁慷慨激动了起来。
贾谊说完以后，大殿内便有人开始窃窃私语，渐渐地这些私语开始变为公开议论，在一片滔滔的反对之声中，刘恒开言平息了众怨，“贾爱卿所言并非当务之急，此事可暂缓议论，退朝。”
回到宣德殿，刘恒开始仔细地考虑贾谊的这些建议。“更历法，改服饰，正礼仪，易官名，制礼乐……”刘恒轻轻地摇了摇头，平心而论，贾谊的这些建议也没有什么不好之处，他也是为了国家着想啊，正如他所说，“只有悉改前秦律法，方可彰显我大汉的威名。”但是若要按他所说的一条条的做了起来，那又要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啊？单单说这“更历法”吧，就得从朝野之中挑选出上百名的精通“易理、天文、算学”之人花费数年的时间方可完成，至于其他那几项也一样，件件都是耗时耗力的很啊。耗时耗力不说，有些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改，比如“改服饰、易官名”完全是为了一种虚名。这个贾谊，他也许觉得自己既然身背旷世之才的英名，就非得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才行。否则，不仅无法向后人交代，就连那些前秦的学子们也会在阴间笑话他。贾谊是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呢？想到此处，刘恒微微地笑了。
贾谊自从进身朝廷以后，给刘恒提过很多的建议，刘恒几乎都是悉数采纳，那是因为他的这些建议不仅很有针对性，而且也非常符合刘恒那“清净无为”的治国方略。惟独这一次的建议与刘恒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径庭，刘恒自然是不会采纳的了。虽然如此，对于贾谊的学识才能刘恒还和以往一样是非常欣赏的，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建议而对他做任何的否定。
过了一段时间，刘恒打算提升贾谊为上卿（汉时有三公九卿，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为太常、光禄、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卿的级别即为上卿，提升贾谊为上卿，有候补九卿之意）。
在征求丞相、太尉等人的意见时，没想到周勃、灌婴以及御史大夫冯敬等一班朝廷重臣都是极力的反对，“皇上，此人年轻气盛，傲慢狂妄，专好沽名钓誉，一味好大喜功，满朝之人除了皇上他谁也看不起，大家因而也从心底里厌恶他，提升他为上卿，众人心里不服啊。”“皇上，此洛阳少年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不可重用啊。”
贾谊不喜和人交往刘恒是知道的，上次他提那个更改律法建议的时候，引起一片的议论声，刘恒也注意到了，但万万没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大家对他的看法是如此之糟，这是刘恒始料未及的。
贾谊太年轻了。刘恒这样想，他的学识虽然极高，资历却是太低，和这些饱经时世沧桑的老臣相比，贾谊确实也显得太过于稚嫩。不过，这仅仅只是个资历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历练这个问题就会自然而然的解决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老臣们对他的看法是如此的糟糕，他若再在朝廷里待下去对于他来说那是非常不利的，得想个办法保护一下这个后生。思来想去，刘恒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先暂时离开朝廷以避免和这些老谋深算的朝臣们发生直接冲突。几年以后，等他的资历略微深一些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不会小看他了，那时再为朝廷效力也不迟。
正好此时长沙国与南越国两国摩擦不断，年轻的长沙国王吴回又缺乏治国经验，急需一位有才学的先生辅导，于是，刘恒决定外派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正准备大展宏图的贾谊突然之间接到了这样的调令，心中怎能不委屈？怎能不悲凄？上任的途中，路过汨罗江，在屈原投水处，他悲情万分地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吊屈原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在这篇哀怨忧伤的赋中，虽然他名为吊屈原，其实是自比屈原，尽管如此，他多多少少地还是能理解一点刘恒让他离开朝廷的意思，因而他说“远浊世而自藏”，但他那不得其志的思想在此赋中还是表露无疑的，“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他在埋怨刘恒既然得到了骏马，为何又不使用，而把他当做犬羊一般的系绑住呢？
长沙气候潮湿，这对从小就生活在北方的贾谊来说是很难适应的，他在长沙日夜长吁短叹，自以为命不久矣，因而又写了一首《鵩鸟赋》，“……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
三年后，贾谊趁刘恒召见他的机会，诉说自己在长沙水土不服，刘恒又另拜他为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刘揖是刘恒的小儿子，聪明伶俐，喜读书。
梁国在陕西汉中地区，这里的气候对贾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贾谊虽然不在身边了，但贾谊所提的那些关于“勤农”的建议刘恒仍然非常重视，仍然在不断地深入贯彻着这些治国良策。
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刘恒在高帝刘邦时已有的“三老”的基础上，按户口比例又设置了孝悌、力田等地方官吏，这些官吏大多都是从种地最好、德性最好的农民之中直接选拔的。他们参加乡村的日常行政管理，自然就会替农民说话的。
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后，现有的耕地果然已不够种的了。于是，刘恒又下诏开放国有山林和土地资源，“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任民开垦。在当时生产、生活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这一政策不仅对农业发展很有好处，同时也刺激了副业产品的生产，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铸钱业以及采矿业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刘恒对农民的优惠还体现在了他那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之中。
为了使农民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农田，刘恒部分地减轻了农民服徭役的负担，他把原来每人每年在郡或者县里充当更卒一个月改为三年一个月。
汉律规定，凡十七岁以上五十六岁以下的男子皆有服徭役的义务，其徭役有兵役和力役两种。
兵役分为正卒和戎卒，每人一生中须到京师服役一年，这叫正卒。每人一生中还须再到边疆戍守一年，这叫戍卒。不去服兵役的可以缴钱，由官府雇人代役。代役钱数太大，一般老百姓都是自己去服役。
力役也叫更卒，更卒的主要任务是治河开渠、筑路架桥、修城建堡等等。每人每年须在本郡或本县服力役一个月。亲身服力役的叫做“践更”，出钱雇人代做力役的叫做“过更”。过更每人每年出钱三百。
由每一年一个月的力役改为每三年一个月，老百姓的负担一下子降低了三倍之多。
以上是他的轻徭，下面还有薄赋。
汉代的赋税中，除了农田赋税外，还有人口赋税，人口赋税包括口赋和算赋。汉初规定，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口赋二十钱。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算赋一百二十钱。刘恒登基十年以后将口赋减为七岁至十四岁每人每年交十钱，算赋减为十五岁至五十六岁每人每年交四十钱。
口赋降了一倍，算赋降了三倍。农民们把这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于生活，一部分投入到了农田，农业的发展从此便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由于这一系列勤农政策的有力实施，百姓的生活渐渐地变好了，国家和民间的储粮也在渐渐增多，社会经济逐步的繁荣了起来。
在此基础上，刘恒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百六十八年）又第二次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
刘恒在登基后的第二年（公元前一百七十八年）曾一度把农田税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后来因为当时的条件不成熟，第二年又恢复为十五税一。
这次降为三十税一以后，老百姓自然还是一如既往的欢迎，就是那些政府官员们也不再叫苦连天了。这说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已足以能够承担国家的正常开支了。
三十税一的税率应该说已经是很低的了，但刘恒仍然觉得农民辛苦，他觉得农民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经年累月在农田辛勤劳作，让农民交税就是把他们与商人等同看待，农业为天下之本，亏待了农民就是本末倒置。于是，刘恒决定在农田税第二次降为三十税一后的下一年彻底免除农田之税。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免除农田税的人他是这样说的：“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勤身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一百六十七年。
从此时起直到刘恒去世，农民免交田租赋税长达十二之久。
景帝刘启即位后，于公元前一百五十五年又恢复农田税率为三十税一。
武帝刘彻即位后，农田税又变为十五税一，继而是十税一，又恢复到了秦朝时的水平，老百姓的好日子从此也终于到头了。
第十一回 周勃挂印就国 刘长袒胸请罪
当年平定吕祸之时，周勃在北军振臂一呼，士兵们纷纷袒左臂响应，吕氏集团顷刻间土崩瓦解。这也正印证了刘邦的那句话，“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
这位四朝###自从跟随刘邦走出沛县以后，出生入死，一生积战功无数，因而在刘邦时期就已荣任为太尉。但是其人虽忠勇可靠，却也时常耍弄一些小聪明，可以这样说，他是属于那种比较典型的大忠小奸之人。
吕祸平定以后，刘恒应众大臣的邀请从代国来京城即天子位。在渭桥边，众大臣们全都是以一副恭恭敬敬的神态迎接刘恒，只有他周勃一人要求单独同刘恒密谈，他无非就是想利用刘恒初来乍到的机会，通过这一特殊的举动取得在朝中特殊的地位，可惜他的计谋当时未能得逞，警觉的宋昌当场就阻止了他的这一非正常的要求。
仁慈宽厚的刘恒并没有把周勃的这一异常举动当回事儿，他即位以后还是重用了这位平定吕祸的特大功臣，对他处处礼敬有加，周勃也因此在朝中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尊贵无比的地位。可惜的是，由于他的文化基础太差，平时又不爱学习，这就直接导致了他的个人文化修养与位高权重的丞相身份的极不协调，到后来，他身上的很多毛病就渐渐地显露了出来。
周勃主要有两个小毛病，一是喜欢嫉妒人。他最嫉妒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