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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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可办。此皆由于历任总长，任意添人，没有考绩淘汰，又没有定年退休之制，更不守定章。推其原因，由于不事建设，事业不能平均发展，致有能之人，舍仕途外，无它路可进，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真是浪费人才。故余时向总统进言，开国之初，应重建设，使各种事业平均发展，则人才不至挤于入仕一途矣。陆总长身体本弱，自签订日本交涉廿一条案后，即不常出席国务会议，余则每次必到。每周接见各国公使时，遇到日使来时，必嘱余同见。其时交涉事件，只有日俄两国，但亦不多。兴老每遇关于日本事件，总说，我不明悉日本事情，请君偏劳，但余总每事请示而行，以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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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修新华宫竖子出风头
总统府设在故宫中南海，在回回营对面（回回营是前清征回部安置随香妃来的人的地方）另辟一门，名新华门，一切工程，悉由公府庶务处承办。处长郭世五，本为古董小商人，项城在北洋时，由某盐商荐入总督衙门。其人有小聪明，善趋承伺意，后随项城入京。项城罢归彰德，在洹上村建养寿园，委他办理，渐与袁接近。园中有池，落成后项城要宴客，袁云可惜池中没有荷花，郭听了即从北京丰台买了莲花数百盆，摆满池中。到宴客那天荷花盛开，袁颇欣赏，称他能办事。
袁就总统后，委他为庶务处长，他将仪鸾殿改为居仁堂为总统办公厅，将丰泽园改为府员办公处，以宫殿式建筑不合用，改建洋楼七楹。原来宫殿楠木黄松的栋梁门窗，及红木紫檀之雕刻格扇等等都报为废物，尽运到定兴家乡，修盖他的住宅。至原来之陈设，更无从稽考矣。
前清修南海时，隔道修一什刹海，两海中间，架一很长的石桥。桥有石栏石柱，雕刻很精。桥之两端，建两座庄严华丽的牌坊，极为美观。两牌坊一题金龟、一题玉，人行桥上，一面可望南海，一面可望什刹海。两海满种荷花，宫苑与什刹海，适成对照，到了夏天，两海荷花盛开，苑墙不高，帝后时御墙台观什刹海民聚游乐，寓有与民同乐之意。岂知郭将苑墙加高，说为防御起见，犹可说也。更在长桥中间砌了一道高墙，使南海与什刹海完全隔绝，这真大煞风景！后项城逝世，将此墙拆除。
后又派他出任景德镇监督，他借此将内库古瓷，选了多种，以仿古为名，在景德镇窑仿制，世称为洪宪官窑，今亦不可多得。而内库瓷器，即一去不复返矣。
至修改怀仁堂及勤政殿，此在修新华宫之后，是为了筹备大典。这两殿修改的目的，一是预备开大会及大宴会，一是预备招待贵宾。怀仁堂原是一所七开间的四合殿座，忘其殿名，由德国工程师设计，殿座照旧，并不改动。正殿对面有一戏台，南海戏台只此一所，比颐和园的小得多。宫内本有升平署，教习演剧。民国后项城对于戏剧，不感兴趣。但家中亦有戏迷，故升平署并未裁撤，每逢宴会且传外班进府演剧。后闻平时府中亦时传京剧名伶入府演戏，但不公开请客。怀仁堂仍留戏台，一举两得。其设计很巧妙，将四合殿座的中庭以玻璃砖为顶，透光不漏雨，与四合的殿座，配合得天衣无缝，且很美观。
勤政殿只有一殿座，没有余室，由工程师设计，在勤政殿后接盖一所大厦，前面勤政殿仍旧略加修饰。连接后面接盖的大厦，亦以玻璃砖为顶，三面建有六所可分可合的房屋，每所均设有卧房浴室客厅饭厅等等，以备招待贵宾。大厦中庭可作会议厅，亦可作大饭厅跳舞厅等等，美丽堂皇，设计巧妙。
四○ 承认民国各使递国书
民国成立已越两年，大总统亦由国会正式选出，然各国尚未正式承认。原因以孙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加以第三师兵变之时，日本在北京商店亦有遭损失，要求赔偿，后由外部与日使方面会查解决。袁总统亦以国体更改，应重订条约。各国坚持以承认前清条约及协定为承认民国之条件，故相持甚久。后俄国更要求承认外蒙独立，英国要求西藏自治，日本又要求增设东三省铁路。后对俄订协约许外蒙有自治权，孙慕韩、李木斋两氏赴日，亦为商量铁路问题。直至民国二年之春，各国始先后承认*，各公使呈递国书，仪注仍参照清制，备极隆重。时外交官新定大礼服，照法国式蟠绣金线嘉禾，以金绣多少分等级，很华丽。总长加一指挥带，均佩剑，帽似海军帽式，上缀羽毛，以白黑分等级。是日与会者，外交总次长及官员均着外交大礼服，文武官员都着礼服，各使除美使外，均着大礼服。总统立于居仁堂中间，各官员序列左右，威仪正肃。大总统则御军常礼服，佩大勋章，没有御戎装大礼服（闻因总统颈项特别短，戎装大礼服领高且硬，故从没用过）。各国公使由外交总长介绍，呈递国书后，并介见参赞书记官。由领衔公使致颂词，大总统致答词，礼毕，由大礼官引至春耦斋设宴招待。领衔公使举杯祝*及大总统万岁，大总统亦举杯祝各国元首万岁，宴毕同摄一影而散。从此*始列于国际之林矣，各国元首均来电致贺。我国以各国初次承认*，故颁赠各国驻使勋章，各国亦赠总统及外交总次长以勋章。德俄两国赠我一等大绶勋章，日本亦赠我一等重光旭日大绶章，意比两国赠二等勋章，法国赠颈绶勋章，后智利因订友好条约，赠我二等勋章。俄国的同等勋章，有镶钻石及不镶钻石之分，这次赠我与总长勋章，同是一等，惟赠我的是没有钻石的。
四一 政事堂成立厘定官制
政事堂成立，设参议无定额，参酌旧制，厘定官制，文官分卿、大夫、士三等，每等又分三级，如上卿、中卿、少卿之类。现任官阶，都称为职。官是终身，职可随时更动。总长都授中卿，亦有少卿。次长都授上大夫，亦有授少卿，余即授少卿者。意在官论劳资，职论才能，与前清略同。
武官方面，中央设将军府为最高机关。将军之下，名目繁多，不能记忆。将军亦分三级，上将、中将、少将。官职亦分。上将体制甚崇，授上将者，只有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南方亦有二三人。将军在中央任职者，冠以威字，在地方任职者，冠以武字，内外互调，所谓出则膺疆寄，入则总师干也。各省都督改称将军，兼掌军事，各省首长民政长，改称巡按使，寓有军民分治之意。但亦有例外，巡按使带巡防队者。废府存道，观察使改称道尹，专管民事。知县仍旧称。地方官为三级制，较为简捷。中央又设肃政使，等于清之御史，肃政厅即等于都察院，专司弹劾。设平政院，专理行政诉讼。又设审计院，专核度支。设统计局，专管统计。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内史长改任阮斗瞻（忠枢），不用梁燕孙，令人起疑。阮本为北洋大臣之文案，有嗜好，且有麻将癖，曾赌至三昼夜不息，脾气很大，惟与张少轩（勋）交极厚。张反对共和，对袁不免龃龉，使阮往说即听命。袁之用阮，意或在此。惟少轩自身及其军队，均仍留辫，以示忠清之意。阮在北洋幕府有一小插曲。阮本文案专司书札，与总督较多接触。袁每找阮，阮总不在，后侦知阮昵一妓，故怠于公事，袁斥金为妓赎身，且为置金屋。阮至妓处，云为督署接去，阮大怒，即欲辞差。同事告阮，君何太急，君欲见意中人，我可陪你去。至则门榜阮公馆，入室则意中人已在其中矣。从此感宫保之厚意，终身不贰，而少轩亦服从项城之命令矣。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又颁勋位令，除大勋位外分五等，含五等爵之意。大勋位于国内，只赠孙中山先生。又以嘉禾章颁发太滥，又定宝光嘉禾章授文职，文虎章授武职，均分五等。
政事堂成立后，因参议中旧学者多，自厘定官制后，又定民间婚丧礼，又定甲乙两种礼服，重在复古，对于新的建设，不甚注意。督军中如张勋、倪嗣冲辈，总以共和制不合民情，于是复古之制，层出不穷。总统亦不常出席国务会议，总由徐相国主席。后又定郊天礼，祭孔礼，步步仿效帝制。又由内部朱总长独出心裁，定祭服，不古不今。余于国务会议席上，曾表示反对。余谓民国已废跪拜，祭典重在诚敬，不重形式，即用普通礼服，有何不可。如果我国有传统祭服，若日本然，自当别论。现既没有根据，随意制定，在这时候，似非急务，且有乖共和政体。我以为当今时代，应事事向新的方面走，学新法，新建设，方合潮流。近来政府设施似开倒车，越来越趋古，似非新国家气象，难怪外间谣言四起，说政府预备恢复帝制。这种做法，岂非自认谣言之由来？杨左丞即说定祭服不一定即是恢复帝制，民国既不废郊天祀孔祀典，祭服是应该定的。你要做官，即得穿祭服。余以他的话，带有讥讽，不再置辩。后竟制定图样，冕旒玄冠，服绣九章，用方头靴，看去像灶君神像。杨左丞会议后，将图对我扬了一扬，笑谓，祭服制今天颁布了，意存讥讽。余年少气盛，闻之不答，回部后没有跟总长商量，即援前清外部人员不陪祀之例，上呈请免陪祀。呈上，杨左丞在总统阅看时说，这是曹次长的意见，并非子兴总长之意，意在挑拨批驳。岂知总统笑说，曹次长仍不免洋学生的习气啊！即于呈尾亲批〃外交部总次长免予陪祀〃。余以一时之盛气，擅自上呈，并没有征得总长同意，颇感项城优容。可见项城遇事，并不固执己见，若辅弼亲近之人，能时进言，不致拒谏不纳。可惜逢承意旨之人多，直言敢谏之人太少，后来竟公然运动帝制矣。
四二 日使面递廿一条觉书
余就职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白狼之匪已平，中央威信已立，国是粗定，即可从事建设。惟欧战方酣，日本已占领青岛。时日本总理大隈重信，外相加藤高明，都是对中国有野心之人。忽令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国述职，示以方略，议定《二十一条》觉书，令日置公使，携之回任。日置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等语。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日使辞出后，总统即对我说，日本觉书，留在这里，容我细阅，余即回部。翌晨，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四人到府面谕。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意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与他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各人唯唯听命而散。其时陆子兴并未与议（《陆徵祥传》一书，所记与事实不符，且说我与慕韩主张即行承认，不必商议，更属无稽），越日召我入府，他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与子兴即照此商议。
觉书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第二项，内蒙古东三省路矿添置商埠问题；第三项，日本将来向德国青岛租地，仍归还中国，惟在山东德国取得的权益，及胶济铁路等，应由日本继承；第四项，南满及内蒙须建设铁路，吉奉两省应准日本人内地杂居，及福建省不能让与第三国，汉冶萍铁矿铁厂中日合办，并开发相连的铁矿，建浙闽铁路；第五项（注希望条件），一、聘用日本人为军事顾问，二、合办兵工厂，中日两国用同一之军械，三、聘日本人为主要省市警察教官，四、中国小学校，雇用日本教员，五、日本僧人许在中国内地传教（大旨如此，条目字句次序容有错误）。总统逐条用朱笔批示，极其详细，现只能记其大意，并嘱开议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对第一条批，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没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至第五项，批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等语。越两日高尾通译官电话问我，何时开议？余答以贵公使没有将觉书交与我总长，何能开议，盖讽其直递总统，有轶外交常规也。次日，日置益公使来见孙总长，面递觉书。讵孙总长接了觉书，稍一展阅即大发议论，并将各条一一指摘，加以评论。日使笑谓，贵总长于觉书内容，已如此明了，将来商谈，自更容易。言时视我而笑，盖讥我电话说，未交外长，从何开议之言，分明是谎言也。孙总长将与日使会谈笔记（此是外部向来与各使会见都有笔记）呈阅总统，总统阅后大不为然，谓我已嘱咐不要笼统商议，慕韩（孙字）何以如此糊涂，初次见面即逐条指摘，发议论，以后何能继续商议。慕韩荒唐，太粗率，不能当此任，当晚即嘱杨杏城（政事堂左丞）征得陆子兴同意（时陆任政府高等顾问），翌日，即令陆徵祥任外交总长，孙调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