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和母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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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他那忧郁、愁闷的心境。他看的书，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书藉，尤其爱看《聊斋》，很可能是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在我印象中，父亲没有什么专长，但他善于讲故事，讲起故事来，语调不高，声音平缓，娓娓道来，幽默风趣，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他讲《西游记》中唐僧经历的九九八＋一难，也喜欢《聊斋》中的《偷桃》、《种梨》、《劳山道士》之类的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父亲给我讲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选择性的，那些恐怖吓人的鬼故事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费的一番苦心。
八
我五岁时，父亲就开始教我认字，教我怎样写毛笔字，他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教我练习写描红本上的字。那时，父亲的气喘病已经显现出来，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声，我都感觉得到。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从小体弱，得病也不是这一阵子了。中年时，就气血不足，晚上睡觉，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长裤睡，冬天还要加厚厚的长统袜子。父亲去世前的两年冬天，母亲为了使父亲睡觉暖和一些，总是整夜地睡在父亲的另一头，将父亲的双足紧紧抱在胸前，用自已们体温去暖和父亲的双脚，其情景实在感人。我那时已经十二岁，母亲为了父亲，也顾不得难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气显得格外的阴冷。父亲穿着一套灰色的棉衣服，头上是一顶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这是我记忆中穿得最好、最合体的一身衣服。这套衣服是母亲用大哥寄回的钱，买来棉花和布料亲手缝制的，一直到父亲去世，他都穿在身上。
父亲过世的情景，就像不久前发生的事一样，永远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们住在三义井，寒冷的气侯使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因为贫困，没有能力请医生来看病，药也没有，一直拖着，病痛的折磨使父亲日渐消瘦，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父亲去世的前三天，精神忽然好了许多，可以起床，有时在堂屋里走上几步，在旧太师椅上坐一坐。邻居家的熟人过来探望，见到父亲安慰他说：“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 父亲无奈地摇摇头，苦笑一下：“恐怕是回光返照。”现在想起来，冥冥之中，父亲果真有某种预感吗？
三天后的晚上，大约十点多钟，我做完功课还未睡，屋里点着煤油灯，冷风吹过来，微弱的灯光忽闪忽闪，半明半暗。父亲要上厕所，母亲让我帮着她把父亲扶起来，一道搀扶着，穿过后堂屋，来到放着尿桶和马桶的厕所间。父亲要小便，虚弱的身体已不能站立，只好坐在马桶上解。解完后，我搀扶着他，费劲地站起来，父亲佝偻着身子，像是自言自语，其实是对我说：“时候不早了，你去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 我和母亲将父亲小心翼翼地扶回床上，父亲坐在床边，呼吸急促，喘息了好一阵，待稍微平静后，他断断续续地对母亲说：“……你这一辈子跟着我，没有享什么福，倒是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罪，我是很对不起你的……只有一点算对得起你，我从来没有在外面找过女人。” 父亲喘了喘气，接着说：“我死后，棺材里不要放石灰，放白糠头灰（谷壳隔氧烧出来的灰），我怕呛。” 母亲这时很悲伤，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低声地安慰父亲：“要不要给孩子们发个电报，让他们回来看看？” 父亲摇摇头，声音微弱却很清晰地说：“不用了，他们工作忙，不要影响他们。” 没想到，这竟是父亲最后的留言。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母亲含着泪悲痛地告诉我：“你爸爸昨夜过世了。” 我那时很不懂事，只觉得心头空了一块似地一阵恐惶，也不见得怎样地悲痛，现在想起来，真是太不应该了，太不懂事了。接下来的几天，家里忙着办理父亲的后事，人来人往，全是母亲在料理。真正让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许多，是在父亲逝世后的这些日子里。那时，周围附近的亲戚朋友都来我家吊丧，母亲总是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来，谢谢人家。”于是，我恭恭敬敬地走到宾客面前，双膝跪下去，深深地磕一个头，以表示对他们的谢意，我是在家的长男，这也是我为父亲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出殡的那天，要封棺了，堂屋里站满了人。棺木放在堂屋中央，头朝里，脚朝外。母亲牵着我和弟弟的手站在旁边。当棺木盖挪开时，我清楚地看到父亲安详地躺着。这时，母亲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地拉着我和弟弟奔向棺木前，哀痛万分地说：“你们快来看看你爸爸，以后你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一阵悲痛袭上我的心头，胸口感到被石块压着似的沉重，眼泪不由簌簌地流了出来。我默默地注视着父亲苍白的面容，一桩至今也无法解释的奇怪事情发生了：只见父亲闭着的双眼，忽然间，从左眼眼角流出一滴黄色的泪珠，久久地停留在面颊上……这难道是父亲的大脑还有知觉，听到母亲悲伤的哭喊声后，作出的应答；还是父亲放心不下我和弟弟，两个尚未成年孩子，而流下的眼泪？这一切都无从解答。
出殡的时辰到了，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伴随着阵阵鞭炮声，棺木由四个请来的农民缓缓地抬起，母亲抽泣着，带着我和弟弟紧跟在后面护送，白色的灵幡在前方飘动着，亲友组成的送葬队伍，沿着门前的石板路，缓慢地走出了三义井。父亲的灵柩，将送到湘潭县乡下颜子塘去安葬，路途非常远，来回需要两天的时间，母亲不让我和弟弟继续跟着，嘱咐我们：“回去吧，好好在家读书，不要把学业耽误了。” 我和弟弟听话地停立在路旁，目送着母亲和送葬的人群渐渐离去，直至很远很远……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几十年了，他的一生，从一个比较富裕的大户人家子弟，到一贫如洗的平民百姓，他经历的坎坷和磨难实在不少，他所受的苦难也很多，他大半辈子都是在忍受各种痛苦的煎熬，在压抑的环境中委曲求全地度过的。他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家庭，为了他的孩子。他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事业，也未能出人头地，但他老人家惟一值得骄傲的是，他和母亲一道，历尽艰辛，饱经沧桑，最终将七个子女一个个都培养成为了品德端正的读书人，真正尽到了一个做父亲应尽的责任，这一点，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的。
一
那是1968年的盛夏，我从太原送母亲回武汉的途中。
长长的列车喘着粗气，奔驰在广袤的原野上，车头冒着滚滚的黑烟，顶着风，夹杂着煤屑，一路上肆无忌惮地飘向空中，烟雾拖得长长的，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横空出世的蛟龙在张牙舞爪地翻腾……
车廂外，无垠的天空上，看不到一丝云彩，午后的太阳疯狂地发出它的威力，烤得大地火辣辣的，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都烤焦才肯罢休。
车厢里，乱哄哄的，闷热的空气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汗腥臭和烟草味，到处都是挤得满登登的人，不论在车厢里，还是车厢连接的过道上，四处都有站着的、靠着的、坐着的、蹲着的人。车上的广播开得山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播放当时最流行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列车像疯了似的狂奔。
我陪着母亲坐在敞开的车窗旁，母亲心事重重地凝视着窗外，似乎那里有什么值得她企盼的和向往的。然而，远处只有一望无边的原野和稀稀拉拉的农舍，移近过来，又不断地往后退去……
窗口风很大，逆风而坐的母亲被风吹得眯缝起眼睛，头发也被吹乱了。望着母亲消瘦憔悴的面容，我感到心神不安，我发觉母亲这段时间真的老多了，原先花白的头发现在几乎全白了。
“姆妈，风太大，我把窗户关小一点好吗？” 我关心地问。
“你不热吗？你看你，额头上都冒汗了。” 母亲却担心起我来了，掏出手绢； 佝着身怜爱地帮我揩去额头的汗水。
“我没什么。您的病还没怎么好，吹不得风的。” 我站起来，使劲将窗扇往下摁到合适的位置，直到风吹不到母亲的头部为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
母亲平时有喝茶的习惯； 喜欢喝湖南本地产的清茶。如今天气又热，我也有些渴了，便拿出茶杯，放好茶叶，费劲地挤过人群，向隔着几个车厢的开水房走去。
正当我端着热茶，小心翼翼地护着杯子，走回车厢的时候，一阵嘈杂的训斥声，突然从身后传来：“快走，老实点！”接着便听到“啪！啪！啪！”的皮带抽打的声响，，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感到背脊一阵发冷。“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无产阶级*万岁！”尖利的口号声接连不断，刺耳的喊叫充满了整个车厢。我赶忙往旁边躲闪。只见一个瘦骨嶙峋，满头蓬乱的白发，戴着一付深色眼镜的老人，弯曲着身子，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面。他的身后跟着七、八个盛气凌人，耀武扬威的学生红卫兵，他们头戴军帽，身穿草绿色军装，衣袖挽得高高的，手臂上戴着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标。为首的一个，拿着一根宽宽的军用皮带，不时地高高举起，一路上狠狠地抽打着年龄足可以当他爷爷的人。衰弱的老人脸上痛苦地抽搐，低着头，佝偻着身子，颤颤抖抖，跌跌撞撞地走着，看着实在让人心酸……
目睹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原本不安的心更加焦燥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猛然袭上心头，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我不该在这个时候送母亲回家，真不该赶在这个*时刻回武汉，悔恨自己没有坚持让母亲留下不走。。
我赶紧加快脚步，迅速地回到母亲的身边。
“怎么了？你不舒服？” 母亲抬起头来，觉察出我的神情有些异样，关切地问。
“没……没什么，天气真热，您喝口茶吧。”此刻，我根本不敢把刚才所见到的如实告诉母亲，惟恐增加她的思想负担，只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答。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夜幕开始降临了，列车呼啸着奔驰在路基上，火车轮子撞击着铁轨，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一路上有节奏地震动着，摇晃着。
列车从石家庄转入京广线时，已经是半夜，母亲早已睡下了。
我躺在卧铺上，翻来复去地睡不着，脑子里不时浮现当天红卫兵押解老人的情景……可能是哪个学校的造反派押送反动学术权威回原籍的……真不该让母亲回武汉……我又一次后悔起来。，
多年来，母亲一直住在武汉，那是我们温暖的家——母亲一直和大哥住在一起。一年前，母亲去了太原二姐家。
北方的冬天，比南方冷得多，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室内又没有暖气，只有烧煤的铁炉子。开春不久，母亲多年的肺心病犯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只好住院。治疗了两个多月，病情才稍稍稳定下来。
三
母亲在太原住院时，正赶上我大学毕业分配。
按理说，早就该1966年6月如期毕业的。可是，谁也未曾料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的这把火，让我们这一届大学生也未能幸免于外。毕业分配时，全国山河一遍红，派性斗争不断升级，先是口诛笔伐的“文斗”，后来发展成真枪实弹的“武斗”，许许多多机构都瘫痪了，毕业分配工作根本无法正常进行。就这样，足足延误了两年，原先定的分配方案是面向科研机构、设计院所，现在变成了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厂矿企业、施工单位。
好容易熬到了1968年7月，总算拿到了久拖未决的分配通知单。这时母亲仍躺在医院里治病，我心急如焚，立即起程，从哈尔滨赶往太原。
在医院里，母亲见到我，一阵惊喜，也不管病情的轻重，便急切地要我陪她回武汉。因为病未好，主治医生坚决不让出院，母亲不得已只好再继续住院治疗一段时间。
当时，全国各地的生活条件、物资供应都不好，粮食定量，肉每人每月供应一斤，油半斤，其他副食如鸡蛋、豆腐之类也都凭票限量供应，而且少得可怜。医院的伙食之差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母亲住院的病房里，有一个山西本地的老太太，满脸皱纹，个子矮小干瘦，待人倒很热情。有一天，我带点汤菜去看母亲，见母亲正在吃一块黄褐色的肉食，这是老太太从家里带来请母亲尝的，食物不是用植物油，而是用羊油炸的，膻味很大，老远就闻得到，真让我受不了。然而母亲却吃得非常香……看到这景象，我心里不由一阵酸楚起来，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从不吃肉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也如此。小时候我曾问过母亲，她告诉我，因为幼年时，有次吃肉吃得太多，吃伤了的缘故，以后再也不想吃肉。而今，母亲不仅吃肉食品，而且是羊油炸的……想到这些，心中就难受。
在住院的这段日子，母亲归家心切，三番五次地催促我送她回武汉。二姐很舍不得母亲走，再三挽留多住些时日。我也竭力劝阻母亲：
“现在时局*不安，您还是暂不回去为好。武汉人缘太熟，知根知底，运动一来，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说不准惹出什么麻烦事情来。”
但母亲决心已定，执意不肯。母亲是个很果断的人，决定了的事就要去做。
我意识到，母亲那极强的自尊心和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老觉得住在女婿家里，是外姓人的家，虽然女儿、女婿都孝顺，但总不像在自已的儿子家里那种感觉；似乎只有跟儿子住在一起，才合符规矩，名正言顺，心安理得。也许母亲怎么也没有料想到，就是她这种守旧的传统观念和太要强的自尊心，给她老人家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和最终的不幸。
我明明知道，母亲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封建思想意识在作怪，荒谬得很，而且后果很难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