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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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的视角重新诠释了文学应该讨论儿童以及如何与儿童交流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位童话作家能够如此随心所欲地驾驭自己的文笔。与此同时，他完全唤醒了人们去运用童话，并通过改编去完善这些童话故事。在一篇童年时听到、但直到年迈后才写下的故事中，安徒生在开头中以极其优美的语言写道：“现在，我打算给你们讲一个我在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从那时开始，每一次当我想起这个故事的时候，它似乎都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1）
包含着多种多样宗教、哲学、科学、艺术思想和向往的童话，以完全不同于19世纪上半叶其它文学活动的形式，反映着时代精神。如果看到索伦？克尔恺郭尔同样也对童话如痴如醉的话，我们也许会更真切地认识到这种观点的真实性。和贯穿于其作品的那些匿名好友一样，克尔恺郭尔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去阅读世界上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童话———尽管他不像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那样，是在童话中长大的。
　　在1837年开始的一次旅行中，这位22岁的神学学生曾经写道，每当他“厌倦一切、对生活感到厌烦”的时候，童话总会给他提供一种恢复活力、焕发精神的机会，即使是在悲伤的时候，也能让他找到欢乐。此时的安徒生正在确立自己作为一名童话作家的地位，而与此同时，年轻的克尔恺郭尔则正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摆脱这种艺术类型，他希望自己远离这种对其哲学研究影响越来越大的艺术流派。但是，他对于童话的兴趣以及童话所赋予他的快乐，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1856年，在克尔恺郭尔去世之后，他所收藏的大量书籍被公开拍卖，人们在其中发现了近100册童话形式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传说，和大量来自罗马尼亚、荷兰、匈牙利、爱尔兰和德国等国家的故事，藏品中还包括一册《一千零一夜》、格林和伊索的寓言、丹麦的民间歌谣以及大量有关童话和众多传奇人物的书籍，这些人物不乏唐璜、浮士德、亚哈随鲁、蒂尔？尤伦斯皮格尔———14世纪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云游者和故事作家，他的名字几乎遍布德国民间故事和轶闻。克尔恺郭尔所收藏的这些童话书籍并非是继承得到的，而是他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购买的。这些藏书包括几卷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尽管这位哲学家并不是它们的热情拥护者。事实上，他对于安徒生以及他的童话叙述方式一直极为不满，以至于在19世纪40年代，他曾经愤怒地声称，安徒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童话：“为什么他不去专门写诗呢？他有一副好心肠，这就足够了……他的诗词的确是纯洁的，但他的童话呢！？”
　　这些话是在哥本哈根的腓特烈堡里说的，当时，克尔恺郭尔正在和自己的秘书———伊斯雷尔？莱文一起散步。为了进一步证明安徒生的童话过于感伤，克尔恺郭尔在这次散步时提到了一些低俗的传说故事，其中包括一篇名为《阁楼上的夜晚》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男人之间在肉体上的爱。另外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则是一位禁欲的隐士，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抑制自己的肉体需求。莱文在谈到这次散步的时候说，克尔恺郭尔一直在不停地说，最后，这位哲学家强调，童话故事所追求的方向就应该是这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比较大胆的作品。在这场口诛笔伐的诋毁中，这位哲学家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安徒生只配写诗，不配写童话，“诗歌并不适合那些口里含着奶嘴的孩子或是尚未发育完全的女孩，它是为成年人所准备的。”
　　对于童话故事及其作者来说，如果按照这种完美的理想标准来衡量，安徒生及其写给孩子们和追求纯真者的故事显然是不符合条件的。但有趣的是，在这场关于童话性质及其目的的辩论中，克尔恺郭尔却显得极为激动。对于童话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克尔恺郭尔有着丰富的知识，同样，在儿童以及儿童生活重要性这一问题上，他与安徒生也都有相同的浪漫主义情结，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克尔恺郭尔应该对《讲给孩子们听的童话故事》这本书的基本性质具有敏锐的眼光。可克尔恺郭尔从来没有对安徒生童话有过任何欣赏之意。但是，就像他在1838年的处女作中所表现的那样，克尔恺郭尔对安徒生作品中的所有幼稚之处采取了一种蓄意的强硬立场，原因何在呢？他把自己的全部观点总结为这样一个精辟的标题：“哭哭啼啼的。”这仅仅是一种对“童话是什么”以及“童话作家应该做什么”这一问题所存在的不同看法吗？或者说，难道克尔恺郭尔的批评表达了隐藏在两个男人之间、贯穿于整个19世纪40年代的对峙吗？
　　要回答这3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时，这位身材高大、体形瘦长的丹麦作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童话，而那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面孔英俊，但却身材矮小、略显驼背的神学学生还没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无论是在学生社团或者音乐协会，还是在奥斯特盖德的咖啡馆、剧院，或者是克里斯钦港的海博格家里，这两个男人经常会不期而遇。但他们从未向对方表现出应有的热情，也从没有亲密到可以使用不太正式的“du”相称，或是留下彼此的地址。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太多不尽相同的地方，但是两个人在情感深处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孤独、对女人的畏惧、对童话的热情、对童年重要性问题的兴趣以及了解他人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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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2）
从他们的初次相遇开始，这两个上帝的宠儿便表现出对对方的敌视。他们都发现了对方的滑稽之处，甚至是荒谬。1835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通过各种间接渠道，了解到年轻的克尔恺郭尔对作品《坏小孩》及《阿格尼特和人鱼》的看法。1834年，这个剧本遭到了爱德华？科林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批评，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阿格尼特的异母之兄———海明。剧本中的海明“作为一个男人而言显然过于温柔”。从1833年冬季到1834年期间，许多读过这个剧本的男性朋友都认为海明是一个“娇气、喜欢哭哭啼啼而又让人同情的爱人”。对于阿格尼特这个奇怪的两栖动物以及她的哥哥这个小人物，22岁的索伦？克尔恺郭尔则采取了一种近乎苛刻的观点。1835年，克尔恺郭尔在他的评论中写道，《阿格尼特和人鱼》是一部不幸的作品，因为阿格尼特和海明兄妹明显就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自己的写照。克尔恺郭尔说：
　　“有些作家就像那些试图通过暴露自身缺陷和畸形的乞丐一样，不择手段地借助于暴露自己内心的痛苦以达到吸引注意力的目的。”
　　于是，从1835年开始，克尔恺郭尔就已经走上了批评安徒生的道路，这也必将是他在以后继续走下去的道路，而他的意图则很大程度上在于把这位童话作家描绘成一个围着女人裙子转的哭哭啼啼的天才。在1835年写给导师保罗？马丁？莫勒的一篇评论中，克尔恺郭尔说，他正在找寻一个在伦理上更具有说服力、能对自己及其生活负责的作家，比如说，他至少能彻底把写作与作家本人分开。虽然酷爱用纸和笔来表达自己声音的克尔恺郭尔，对自己的这些评论似乎毫不负责，但就安徒生而言，这些批评也并非完全不符合实际。
　　1835年，也许是什么风声让克尔恺郭尔的批评传到了安徒生的耳中。但不管怎样，通过19世纪30年代中期学生社团组织的一些二流业余表演，安徒生对克尔恺郭尔的批评给予响应，他嘲笑了那些崇拜海博格和黑格尔、喜欢闭门造车、狂妄自夸的年轻学生。在这些场合，安徒生的直接攻击目标则是一个与克尔恺郭尔及其同党极为相似的男人。此时，安徒生正准备疏远这个以海博格为核心的群体，海博格一直誓死维护着黑格尔学派的保守思想，他在当时的丹麦文学界和戏剧批评领域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物。海博格以前对安徒生还算有好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对安徒生新作品的美学特征越来越苛刻。在克尔恺郭尔———这位年轻而难以控制的神学学生身上，安徒生看到了一种典型的批评家，安徒生统称之为“成形刀具”以及“诗歌园里的铺路石”。和安徒生的内心一样，克尔恺郭尔强烈地渴望能成为海博格派系中的一员。正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克尔恺郭尔在1838年出版的处女作《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简直就是一部针对小说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文学###。他还在书中描写了海博格的老母亲，并且对她的文学作品尽情地吹捧，他希望能借此为契机，让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主流文学俱乐部中获得一席之地。
　　但是在1838年的秋天之前，也就是克尔恺郭尔以处女作来###安徒生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之前，安徒生就已经让年轻的克尔恺郭尔怒不可遏了。主要原因是安徒生在1838年5月发表的一篇童话故事《幸运的套鞋》。当时，克尔恺郭尔针对安徒生最新小说《只是一个提琴手》发表了一篇文章，但还没有入选到海博格的出版物《珀修斯》中，这本杂志是哥本哈根社会各界名流不可缺少的一份刊物。从文字上看，安徒生尖锐地指出，克尔恺郭尔对这个故事的一知半解，具体体现在“书记员的变形”一节中。在这篇童话里，作家向读者讲述了一只奇异的鸟儿，它总是晃动着自己的头，故作深沈地喋喋不休，鸟一样的发型和鹰钩鼻子，让这只鸟变成一个无事生非、唯恐天下不乱的源头。在这里，安徒生似乎是在通过这只不甘寂寞的大鹦鹉和金丝雀来影射克尔恺郭尔。而对于这样一只擅长“讽刺、讽刺、还是讽刺”、总是在喋喋不休嘀咕着“现在就让我们成为明智的人”之类人生哲理的大鹦鹉来说，城里的很多人都持有赞同的态度。对于像年轻的索伦？克尔恺郭尔这样的海博格的学舌者，一直坚信动物与人之间息息相通的童话作家完全能做到应对自如，至少在书面上是这样。据说，当这位神学学生还在读书的时候，他那“辩证”的舌头就从不停止。就像安徒生在他的故事里所写的那样：“所有让金丝雀尖叫的事情，都像它的叫声一样，令人费解。”当然，安徒生是绝不会像这些鸟一样的。
　　1838年夏天，克尔恺郭尔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抨击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小说家身份。在这些文章里几乎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分析，而是充斥着对作家的###。这种形式的变化，即使是编辑海博格也无法接受。不管怎么说，克尔恺郭尔的文章没有出现在《珀修斯》上，显然，这位作者不得不马上寻找另一位新的编辑和发行人。最终，直到克尔恺郭尔做出对这个小作品自负盈亏的保证时，同样作为安徒生作品发行人的赖策尔，才心甘情愿地出版这本评论性书刊。问题解决了，克尔恺郭尔也满意地完成了自己的复仇。
　　

克尔恺郭尔和安徒生（3）
这本80页的《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最终于1838年9月7日出版。书中截取了安徒生的故事《开门钥匙》中的部分内容，这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充斥了“与日俱增的仇恨”，但是，它在很多方面又不同于克尔恺郭尔一贯尖刻的批评，从《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这个让人迷惑不解的标题，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这个半死不活的尚存者到底是谁，而他的这些作品又是什么呢？它们到底是文章本身还是它的对象———安徒生的小说呢？或者说，实际上指的是索伦？克尔恺郭尔这个曾经在1837年到1838年期间，因为周围亲朋好友相继逝去而备受打击的人呢？也许还有这样一种可能性：这个标题是跟少数知情人开的一个善意的玩笑。也许克尔恺郭尔在克里斯钦港的莫勒家中听人提到过安徒生类似的一本趣书，这些知情人当时也有所耳闻吧。在许多场合下，莫勒都愿意谈论安徒生是怎样一个古怪、幼稚而又顽固的家伙；这位作家总是随身带着一小册手写诗集，而诗集的标题同样也标新立异：“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的诗。死于1828年。”1838年，克尔恺郭尔写了一篇关于安徒生的文章，他在文中认为，安徒生不仅写不出象样的剧本、小说或是童话，还在学生社团中大肆取笑那些哲人圣贤。当时，克尔恺郭尔正在冥思苦想，希望能为这篇文章起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事实上，他完全没有必要为此煞费苦心了，因为从他已经选择的标题———《来自一个尚存者的作品》来看，对于这场由克尔恺郭尔发起、永远也不会有结果的哲学闹剧来说，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但是，就克尔恺郭尔的批评来说，其真正的基础何在呢？他为什么不能忍受《只是一个提琴手》或者这部小说的作者呢？而对于安徒生———他不仅留下了作品，同时也留下了不计其数让人评头论足的把柄———来说，这种批判不过是新手对于老手常有的看法。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克尔恺郭尔放在一边，去冷静地思索一下，安徒生在1835年、1836年以及1837年发表的这3部小说中，到底表达了一些什么呢？尽管每一部小说在构架文笔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它们在情感上也呈现出日益强化的趋势，但是，它们却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两种性别取向共存于同一人的身上时所带来的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到的，如果读者读过《即兴诗人》、《》以及《只是一个提琴手》的话，就可以看到存在于这3部作品中两性之间激烈的斗争，尽管斗争的方式截然不同；但的确在某些方面有所相似，而3个男主角之间又都和作者存在着某种类似之处。这是关于一场性别之间的争斗，我们不妨引用克尔恺郭尔对《只是一个提琴手》所作的一些尖锐批评：这场抗争最终以“软弱无力的大男子主义”屈服于“不屈不挠的女性气概”而告终。对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