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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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他们这样做，找到真实材料以后，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写信反映。我没别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问题，希望得到纠正。
王 志：为什么不署名呢？
郭光允：当时我觉得牵扯程维高了，还是不署名好。我当时想过，我不署名是怕打击报复，并且中纪委早早开过会了，鼓励署名和不署名检举揭发。
王 志：那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郭光允：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得到国家的重视，也希望查查下面这些人，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强调建筑市场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必须得赶紧整顿好建筑市场。
郭光允：如实举报（3）
举报信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95年9月的一天，郭光允突然接到通知到一家招待所接受纪律检察部门的审查。他被询问的唯一话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那封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没有署名怎么又找到你了呢？
郭光允：因为我写的信他们就找李山林的对头、对立面，他说你也反映过李山林的问题，我说是，我反映过，他还骂，这个人太不像话了，这个人真的有问题，真的太大了，我们来看看，想查李山林，我们想在你这里核实核实，看看你这里掌握多少问题。
当时我脑子很简单，我说我反映人家问题，有点晚了，我还不相信组织，我不相信人家，我这一说，和我的信差不多对上号了，反映李山林这一块和我说的差不多。我掌握的这些材料我都说了，第二次省纪委把我叫到省纪委机关，有一个姓什么的说，你现在后悔了吧？
王 志：害怕了吗？
郭光允：有点紧张，并且我感到大祸临头。我感觉到我写的信程维高看到了，程维高要报复。
王 志：他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
郭光允：报复措施我说顶多给我党纪处分，我没想得这么严重。尽管我实事求是反映这个问题，也可能遭到党纪处分。
王 志：写了情况反映，不但没有得到回音，反而是这样的结局。
郭光允：但是我没感到失望，也没感到后悔。我据理力争，我不敢承认我写信，写过程维高，但是我承认，我写过很多匿名信，反映李山林等几个人犯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他？是应该查我还是应该查他？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其他问题一句话不说。
对于郭光允的审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他一直拒绝承认是举报信的作者。1995年11月的一天，几个陌生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把郭光允拘押到了石家庄市看守所。
第一次提审提审了一分钟。
王 志：怎么审？
郭光允：进去以后，在军分区招待所的时候，有个高个子，他穿的公安服，我一进还没坐下来他就说，郭光允，知道我是干吗的吗？我是公安局的。你交代，写过匿命信没有，我说没有，好，立刻让他入号，罪加三等。我那个号通过好几道关，走到看守所的226房间，进去以后，里头有六个20来岁年轻的犯人，他们说我们是监护你的，我们上午就等着要抓你呢，我们等了一天了，你怎么才来。这六个犯人监护我，在地上睡觉，我在中间，一边三个，这六个犯人24小时不能睡觉，轮着换监护我，24小时，一人四个小时值班，屋里有十来个大灯，照着，24小时不关灯。然后就是天天提审，我问这里头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800多犯人，可是天天听不到提审别人，老是从大东头就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和唱戏一样。
王 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承认吗？
郭光允：没有，天天喊，天天叫，我有一个多月，还是很乐观的。
王 志：你对你反映的问题有数吗？
郭光允：有数，心里头有数，再一个，我自认为我已经53岁了，这么大老头子还经不起这个。人家贝·布托25岁被抓进去，死囚牢，10年抓了八次，最后34岁当总理，还不是反过来了。程维高就不可以提点意见。
王 志：最后怎么又认了呢？
郭光允：提审了我一个多月以后，我就开始闹病了，病得非常厉害，发高烧，将近十来天，好了两天以后，接着又发高烧，前后发烧20天，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第一想到家庭，不让家里人难过。如果我死了，家里人肯定怀疑，我在关押期间被打死的，家里人一辈子会难过的，我给监护我的人说了，我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告诉家人，我交代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打我，没打死我，是我自己病死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王 志：想到死？有那么严重吗？你没有犯错。
郭光允：他们折磨我，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揭发的事，都是程维高干的，程维高是省委书记，他们都想立功。
王 志：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认了又会怎么样？
郭光允：我觉得不认就是一种斗争，国家公民也好，一个党员也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党政组织，甚至中央机关反映某个党员，某个领导干部的问题，我反映了，我不认就是一种无声的斗争，我就是不认。
虽然郭光允连续地发高烧，但是对他的审问却一天都没有停止，最终求生的欲望让郭光允承认自己就是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认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
郭光允：认了以后，要我交代每句话怎么来的，跟省里领导有没有关系，说完了以后，当时省纪委的一个领导，就找了我，他翻来覆去地让我交代，反复交代反程维高集团团伙的后台。
王 志：怎么又冒出一个后台来？
郭光允：为什么抓你呢？我们了解，你们是一个团伙，你是知道情况最多的，我们也相信，你只写过这一封信，其他程维高的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在哪儿打印的，参与了几个，在哪儿提出的，你都知道。我说我一个也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就反复让我交代，你必须交代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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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4）
王 志：你的匿名信怎么会怀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
郭光允：因为这封匿名信程维高主要抓后台，抓住同伙，他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他好像听说在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河北有集体活动，现在正好有这些信，他就想抓反程维高集团。
王 志：你的遭遇呢？有什么变化呢？
郭光允：后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天天让我交代省里的领导，我说不认识，我不能认这个账，没有一个领导给我布置过，咱得合起伙来反对程维高。
王 志：最后给你的处分是什么呢？
郭光允：给我的处分是劳教两年。快过年了，腊月廿九，我想人家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年前会出去的，结果腊月廿九我都出不去，还有一天过年，第二天是三十，我想，算了吧，安心睡觉吧，我身体不好我就躺倒睡觉了。中午值班的干警就进来了，“郭光允起来”，我理解成回家了，我就收拾我的东西，到了一楼，一楼有两个公安，然后就告诉我，就在这屋躺一躺，你被劳教了，还没进屋就说我被劳教了。我说专案组不是说我任何问题都没有吗？为什么判我劳教？他说我们说你没问题，但是省里要劳教你，省领导要劳教你。
王 志：那劳教的理由是什么？
郭光允：劳教的理由是说我犯有诽谤罪，我经过咨询，诽谤罪不应劳教，应该由法院判决。在这个问题上，程维高打击报复我，当时程维高打电话给省高院主要领导，省高院跟人家说至少判我5年到10年，要判我刑的。结果省高院经过研究材料以后认为我没罪，那么程维高后来就打电话找人家，怎么办，判决问题怎么办，结果这个院长就跟程维高汇报，说我们研究了郭光允没罪，判决以后要平反，这是个后遗症问题。程维高当场就在电话里大骂人家。
1997年初，接受了1年多劳动改造的郭光允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了劳改所。从这时候开始，他和亲友们开始无数次的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此时他们以公开的身份检举揭发程维高等人问题，也为自己的遭遇讨还公道。
王 志：你的希望在哪里？
郭光允：希望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会管我的事。因为我反映的问题涉及程维高了，我想将来中央肯定会管这个事，所以我对党中央寄予很深的希望。如果真被打死的话，我当然是很不想死的，我只有活着我才能反映问题，我现在把内幕揭发出来，我要不活着，将来再怎么着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想家里人也得替我伸冤。
王 志：我听说中纪委批过好几次？
郭光允：中纪委当然是帮了，中纪委应该是有能力帮助我。
王 志：那为什么他们的指示没有得到支持？
郭光允：因为还是权力问题，我觉得程维高把权力当成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权力，当成私有了。他提拔的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不得了。另外没暴露的也有，也是通过程维高上去的，因此我是非常无助的、弱小的。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你那么高的权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斗争，所以说就得受罪呀。
随着一系列和程维高有关的腐败大案浮出水面。郭光允被程维高打击报复的冤屈也逐渐得到了伸张。经过了8年的等待，2003年初，郭光允被彻底平反了。
王 志：你已经61岁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郭光允：我期望有待遇。或许能够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我给省委也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说我起码还会做一些技术工作，起码能做点技术工作。
王 志：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况？
郭光允：我现在身体主要的就是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病，再加上胃也不好，在劳教所里头，在看守所竟吃点菜汤，胃也不好，老缓不过来。
王 志：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整个事情再重来一遍的话，老郭会不会另外一种遭遇？
郭光允：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想比现在好，不是这种遭遇。
王 志：您个人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郭光允：我过去想过很多次，当时我别无他路。当时管工程的人，不说在全市管工程，就是沾点边的都可以发财的。在建设工程上，我也可以一起同流合污，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总觉得老百姓那么难，那么苦，那咱们为什么浪费老百姓的汗水，我没这么去做。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痛恨，一听说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听到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王 志：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吗？
郭光允：我不会认为我个人胜利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说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那是最重要的。
回忆之重
因为隔着时间的距离，回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美好的，那些曾经经历过的难事、烦心事，隔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都会变成甜蜜的、难以忘怀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大多不会生死攸关，如果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回忆还是甜蜜的吗？
2003年8月9日，中央纪委在开除原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党籍的决定中郑重地提到郭光允的名字——对郭光允的打击报复是程维高严重违纪的5项内容之一。而在此前，郭光允因不断检举程维高的问题而被戴上“诽谤省里主要领导”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戴就是八年。有的媒体在报道中，将这八年称作是“郭光允历经磨难，锲而不舍，与腐败分子不懈抗争的八年”，遣词造句之中增添了不少豪情壮志，但这是在正义最终取得胜利之后的报道。当我们真正面对郭光允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八年对他来说显得如此漫长，难以熬过，而在采访中，当他再回忆起八年中所经历的一切磨难，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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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5）
也许郭光允根本不愿意回忆那些经历，当我们走进他家门的时候，我们感到他和他的家人产生的防范心理。实际上，他的家人防范心理还要重一些，因为郭光允在过去的八年中，遭遇过被人打，甚至被人谋杀，他的家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他的安全。他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郭光允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直接出现在电视上，他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到，会不会对他的生命再造成威胁。我们理解他家人的担忧，如果郭光允拒绝接受采访，我们就打道回府，虽然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打算要把这期节目在当周就制作出来，赶在周末播出。
但郭光允还是同意接受采访了，他说自己乐意接受采访只是想“警示全民”，他希望“通过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不愿意直接表达出来，那就是他希望能够摆脱当前的尴尬处境，治疗疾病、改善境遇，这些郭光允急切盼望得到解决的问题还迟迟没有动静。
采访结束之后，为了赶制节目，摄制组返回北京，只留下摄像李卫华在石家庄拍摄节目的部分空镜，而在拍摄空镜的过程中，李卫华感到了几许无奈。去曾经关押过郭光允的看守所拍摄空镜，李卫华刚架设好机器，正准备拍摄，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就出来阻止。李卫华拿出了单位介绍信，又讲清楚了拍摄的原因，对方还是不同意，李卫华只好扛着摄像机离开。但是看守所的空镜又必不可少，于是李卫华找了一辆出租车，让出租车在距离看守所比较远的地方停下，重新开始拍摄，但是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发现后，再次出面制止，无奈之下，李卫华再次离开，换了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拍下了看守所大门的镜头，第二天又用同样的方法拍摄了监狱的空镜。
郭光允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在当时，他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当地不少人会小心翼翼地避开，生怕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郭光允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过去的八年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