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演艺生涯-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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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敌人的袭击都是在天不亮之前，因为黎明前的黑暗，正是人们最困的时候。所以，天不亮之前最紧张，一听枪响穿鞋就跑。我的身体还不错，一般人那时都得了病。我有个特点：每到一个地点，我是先看厨房，人家先往集合地点跑，我先往厨房跑。我有一个大缸子，到厨房抄起一缸子还没煮熟的米再跑。如果第一个集合点我赶不上，就往第二个集合点跑。在路上，米还在热水中发泡，吃下去也能消化，这样身体保持得很好。那时，几乎什么工作也不做，就是跟敌人转。有时转来转去，转到敌人屁股后面去了，那就跟着敌人后面走，敌人到哪你到哪，这是最保险的。等敌人发现你了，快转移。等他掉回头来追你，快转移。那时正是深秋啊，蹚水过河，对男同志还好说，女同志就受不了了，背是背不起的，有例假的，在夜里就拉着在河里跑。到了深秋后，跑过河去，衣服都“丁零当啷”的了，冻冰了。尤其女同志，不得病的太少了。
　　1942年以后，中央提出精兵简政，因为队伍太庞大了不好活动。压缩下来的人，例如小鬼，送回延安，后勤也都压缩了。留下来的，就动员化整为零，搞些小型宣传活动，叫做“武装宣传队”或“武工队”。敌人搞大扫荡，我们就跳到外围，跳到敌人的心脏中去搞宣传，去演出。我们曾从河北跳到山西的雁北繁寺县。1943年，我们就搞了一个武装宣传队。这个宣传队是由我们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组成的，是一支短小精干的队伍。有一个武装班，有几个朝鲜义务兵和几个日本反战同盟会的人，合在一块搞的。演出的剧目有《把眼光放远一点》、《放下你的鞭子》等。怎么演出呢？方式可以灵活，像卖艺的艺人一样，可以摆地摊式的。
　　

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文艺的力量（2）
演出时要注意时机，例如，演《把眼光放远一点》时，找一个大院，有两个屋就行了，剧中老大住一个屋，老二住一个屋。当时我演老二，凌子风演老大，岳慎演老大妻，林青演老二妻，牧虹演村长，那时的村长大多是两面村长，郝如玉演二傻，演我的儿子，吴坚演凌子风的儿子。
　　有时还搞突击演出，例如，在东山坡这个敌人炮楼下面演出时，头一天派人把敌村长找来，通知他我们明天要在什么地方演出，让他到时候把人动员出来，动员到那个大院里。天不黑时，我们就先在四十里地之外化好装，戴上胡子，穿好衣服，然后出发。到地方后，派一个班把炮楼封锁起来，还通知他们也出来看戏。他们哪敢出来？因为他们不知道八路有多少人，怕是计策，端他的炮楼，就说：“哎，哎，您跟八路说说，我们就谢谢了。”我们就在下面敲锣打鼓地演出。实际上，说是一个班，有时就几个人，或找上几个民兵，带上手榴弹，只要他们一下来，我们丢个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人们马上就撤了。演出后，还对群众做宣传，说：“你们在敌人铁蹄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八路军没有忘记你们，我们是来慰问你们的……”老百姓还真有哭的，因为他们好久没有看见中国人的军队了，看到的都是日本人的军队。他们也不知道周围有多少中国军队，我们就说：“你们放心，我们的军队在保卫着你们。”等演完戏就撤，撤离时，还不是走原来的路，一下子就跑到应县，隔了一个县。所以，敌人就更感到奇怪了，说：“八路军神出鬼没，头一天晚上还在我们这演出，第二天就打听不着了，奇了怪了。”
　　在此，我补充一点。我现在说的是1943年秋季大扫荡。那时我已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1942年精兵简政后，“联大”就已经压缩了，只留了一个###，包括文艺部在内，都分到了各个军区。“联大”文工团也结束了，“联大”文工团分到了几个地方，有到抗敌剧社的，有到冀中火线剧社的，还有到其他分区剧社的。我和牧虹等分到西北战地服务团，为的是把“联大”加强到各个剧社去，因为“联大”这批干部是很重要的一批干部，都是“鲁艺”出来的。我们那时的演出在敌后是最活跃的，最受欢迎的。所以，上级决定我们就不要过于集中了，还是分散些好。
　　那时，我们演出的活报剧，日本人就演日本人，由日本反战同盟支部的人演日本人。和他们在一块演出，逐渐地我们演日本人也特别像。另外，他们的活动有时比我们还坚决。例如，有时就一个人带个报话机出去，把电话机电线往敌人的电线上一搭，就和炮楼里的日本人讲话，宣传我们的政策，讲国际时事，动员他们反对日本天皇，蛮活跃的。
　　那个时期，群众的生活也还算好，支援战争，出钱出物都是很积极的。抗日战争时期，也有大灾荒。1942年，整个一年没怎么下雨呀，树皮都吃光了，所有的树都是白的，没穿衣服。当时，我们还得动员大家，不能叫大家的抗日情绪低落呀！还要对敌斗争啊！我们都被分配到各个村里去了，和老乡一块吃派饭。咱们有小米也不敢带去呀，要和群众吃一样的。吃的什么呢？没有什么粮食，吃的是黑豆、糠、树叶子。在老乡家吃的糠实际是谷子的硬外壳，为了能碾碎，要先用水闷了，再加上点榆皮一块碾，为了增加点营养，加上几个红枣，连核一块碾进去。由于有榆皮，才能团成团儿去蒸。那种面要是仔细看，都是带楞带尖的，吃时顺利容易吃下去，因为榆皮是光滑的；吃进去了出不来，大便时一蹲就是俩钟头啊！每次都流血。怎么办？就吃老乡的杨树叶子。老乡把树叶子在缸里一泡当菜吃，当时还觉得香得不得了，带点清香味，也有点酸味。就是树叶子，你也不能给人家吃光了，只能吃一点儿。就是那样艰苦，群众也没有逃难的。这就说明群众的情绪好，我们组织得好，也说明文艺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人说，如果是八路军来以前，人们早就出去逃难去了，不知要有多少人死在逃难的路上。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群众和我们一起坚持下来了，坚持到秋后把粮食打了下来。这一点应该大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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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纷飞中感受文艺的力量（3）
那时，每个村都能演话剧，有的甚至写话剧，都是自己演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记得在阜平，还搞了一次“穷人乐”，即全村人都参加，大家又是演员又是观众。那次演出还是很有特色的，真是感觉到文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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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修改，《白毛女》终成经典
1944年春天，晋察冀边区组织干部去延安保护起来。我们“西战团”就回了延安，回到“鲁艺”，回去向延安汇报演出，演出我们在敌后的剧目。那时，我们只有话剧和歌剧。而延安正时兴秧歌剧，像《二流子变英雄》啊，《兄妹开荒》啊，后来又有了《夫妻识字》、《周子山》。当时认为，这才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们演话剧，就有些人担心，因为话剧是外来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没有市场，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有点市场，秧歌剧才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所以，我们对话剧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试试看。当时，演了个《粮食》，是现写的；还有《保卫合作社》，是贾克写的，给党中央一汇报却轰动了，觉得这个话剧真好，真亲切，戏还很有味道，而且还有地方特色。本想演个四五场，可是一下子演了二三十场收不下来。
　　后来，我们想，把我们在敌战区、在敌人炮楼下怎么演出的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们那次就在“鲁艺”找了个大院，大院有两个门，把观众请来坐在院子当中，大白天，就借实景在院子里演。大家感觉非常亲切，好像自己就到了敌战区这个环境里了。这个话剧一演出，好！就不得了了，大家说话剧反映的内容更生动更深刻，后来就演起话剧来了。陈荒煤写了一个《大粮食》，就是根据陈赓将军那次战斗，控制住粮食，把围困的敌人弄跑了为背景写的。紧跟着又演了一个外国话剧《前线》。这就证明，只要有了生活，群众就会喜欢，因为你演的是他们的生活，你就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不在于形式，主要还在生活、在内容。
　　我们到延安后，看到的秧歌剧对我们的启发也很大，形式很好。看了《周子山》，它是根据秧歌剧发展起来的小歌剧。它打破了场次关系，利用走场过场形式，一会儿一场，不受场景限制，形式很好。当时我们也提出要演一个反映敌后生活的戏，演什么呢？过去我们有个《白毛仙姑》戏，是一个多场戏，需分场次演，认为只能拍电影，作为舞台戏就有点不好演了。现在想，可以把它搬到舞台上了，因为它是敌后一个生动的故事。这个剧本是在一个敌后通讯上写的，我们将剧本拿到“鲁艺”，让“鲁艺”的领导审查。他一看，说是好东西，让我们组织力量来搞。那么，搞个什么样的艺术形式呢？搞个群众喜闻乐见的，还是中国形式的歌剧？搞中国式的歌剧，就得向中国戏曲艺术学习。当时，找了秦腔艺人教我们，教旧戏的传统动作、传统唱法……
　　（郭锦华整理）
　　陈强（1918—　　　　），原名陈庆三，河北省宁晋县人。电影、戏剧演员。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1936年在太原并州中学学习时，开始参加进步戏剧活动。1938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1939年调华北联大文工团。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转入西北战地服务团。1944年回延安，在鲁艺文工团当演员。1945年在大型歌剧《白毛女》中饰演恶霸地主黄世仁，取得很大成功。1947年，进入刚刚创建不久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先后参加拍摄《留下他打老蒋》（1948）、《桥》（1949）等影片。1950年，在影片《白毛女》中，成功地塑造了黄世仁的银幕形象。之后，又在《画中人》（1958）、《三年早知道》（1958）、《春暖花开》（1960）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61年，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成功地塑造了反面角色南霸天的银幕形象，获第三届亚非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和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电影配角奖。1962年，在影片《魔术师的奇遇》中饰演魔术师陆幻奇。此后，又在《海霞》（1975）、《大河奔流》（上、下集，1978）、《瞧这一家子》（1979）、《夕阳街》（1983）、《生财有道》（1984）等影片中饰演角色。
　　

我从小就知道任伯年
关于我学美术的经历，可简单谈一点。
　　我1921年生在上海市松江县，我家三代人都是行医的，小时候就我一个孩子。我的父亲很喜欢书画，而且他也很喜欢种一些盆栽。现在人家要我回忆，为什么从小就喜欢画画，原因是很复杂的。有时候总是讲跟环境有关系，跟父母有关系，有家庭的因素。我具体地讲一点。我父亲的房间里挂了一张画，是任伯年的，是复制品还不是原作。那时候我父亲没有条件去买原作，但是这张复制品不是现在的复制品，是石印的，印了以后人工上颜色的那种。任伯年画了一个人骑了一个毛驴，那个人看见后面有一个推车的人。就是“他骑骏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总不如，回头看见推车汉。”意思是你不要自己骑了毛驴，还去羡慕人家骑骏马的，你回头去还看见推车的，你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所以我从小就知道任伯年。
　　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邻居，他的上代人也是比较有名的，叫张祥河，这个人是刻美术丛刊的，有一种叫《四铜鼓斋论画集刻》，石涛的《画雨录》第一次就是在他的丛书里出现的。这个人后来在广西、广东做官。他的孙子叫张涛也很喜欢画画，常到我家来。他给了我几本启蒙时期的画簿，我就根据它来学。小时候我家里就一个孩子，家里鼓励得多，这样就慢慢地喜欢上了画画。
　　同时，我们上海市的松江县在明代的时候是很有名的。几十年以前，还是松江府上海县，我们的环境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们这条小街上，有很多手工业的作坊，有用土法印彩色的土布作坊、染坊，有刻神像的店，有水印木刻糊纸牌的店铺子，还有用脚踏的车车一些玩具、用具等木器的最原始的手工艺品店。这条小街上民间艺术的东西很多，小时候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
　　我念到初中要升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的数学太差了，没办法再升高中，这时抗日战争开始了，就是1937年了。日本鬼子就是从我们松江附近的靠海的金山卫登路以后，把松江城市都破坏掉了。我就跑到上海来，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学校里也学了不少东西。五四运动前后我们上海美专的校长刘海粟介绍了许多西方的东西，也非常重视我们古代传统的东西。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受的训练不是很严格的，也可以算是很自由的。以前我认为这个学校好像很随便的，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它也有一个好处。这次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的时候，我说我也要感谢我这个学校，由于学校里的学习不是很严格，我可以自己去自由地发挥。学校没有硬是叫你去学哪个流派，这个也可以算是两面性了，学校管理比较松，但是另一方面，这里面也有它的道理，没有扼杀学生选择自己所走道路的自由。所以一个事情有两个方面，处理得好就是长处，处理不好它就变成短处。当然学校严格的训练是很好的，但是严格得过分就把学生自己的道路堵住了，硬是要往这个地方走，再重新回头走自己的路比较麻烦。当时我非常感谢学校，主要的一点就是学校让我能够在学习的时候走我自己的道路。
　　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以后，我生病回到松江，在家里临摹一些印刷品，临了好几年。1949年，解放以后，我就参加了画一些普及工作的作品，先画一些年画、连环画。解放前有段时间我画画时也是很苦闷的，也没什么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呢？第一，当时社会混乱，坏人当道，假如你要真正画一些比较有艺术性的、比较有意义的画，也不容易卖得掉，而且也要靠社会上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