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大-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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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逅氖逼诘谋贝蠼淌谑且恢露酝猓С盅模搅�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教授与北京的知识分子就发生了分化，一些教授竟公开当了政府的“保镖”，所说的正是北大所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分裂。以至于始终坚持民间独立批判立场（如前文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的鲁迅，三十年代回北京省亲，北大竟然已经不能接纳他了；鲁迅也在1933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并作出了“五四失精神”的严峻判断。蔡元培开拓的那一方精神自由的天地已不复存在，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影响全局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运动，已成为不可重复的历史，北大的中心地位早已失去。留在人们记忆、口碑里的，每逢校庆就会被着意描述的“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早已是北大人的一个美丽的梦，一种“虽不能至，却心向往之”的精神境界的象征。——今天我们纪念北大百周年校庆与蔡元培先生诞生一百三十周年，必须清醒地意识并正视这一点。
1998年3月6日写毕于燕北园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1）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
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北京大学的故事。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参加过前年的北大一百周年校庆，那时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故事”：主要讲五四时期，也就是北大最辉煌的那段时间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些故事在某种程度上都被神化了。这也很自然：面对现实的北大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谈论过去的辉煌，也就是对自己心目中的北大理想的一种追寻与坚守。我们今天要继续往下讲——不讲五四这一段，而是讲五四之后的老北大的故事。既然是讲故事，我姑妄讲之，大家就姑妄听之。——作为今天的北大学生，听听当年五四之后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或许是饶有兴味的。
五四时期北大的教师是分为两派的，即所谓“新派”和“旧派”；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两派相争也相互制约，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我们今天讲的是新派教授内部的不同选择，连蔡元培自己也卷入其中。而北大教授的不同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之后的分化：北大在五四时期是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中心，北大教授的分歧，影响自不可低估。我们的讨论以鲁迅和胡适为中心，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对青年学生都有重要影响，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一）
在讲他们的不同选择之前，我想先讲一下五四时期当年他们是怎样相处的；我们先来感受鲁迅与胡适。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
论北大
先说鲁迅怎么会来到北大，这就需要说说他和蔡元培的关系。他们俩是绍兴的小同乡。据蔡元培回忆，他大概是1907年在德国留学时，第一次从他弟弟的通信中知道了周氏兄弟的名字，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后来，蔡元培当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他就接受了许寿裳的建议，把鲁迅请到###在教育司里工作。后来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到北京，鲁迅也随之到了北京，后来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曾负责整顿、建设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筹办历史博物馆，并且是蔡元培的“美育代替宗教”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在###主办的“夏期美术讲习会”里，鲁迅先后四次讲“美术略论”。最后一次讲时，那天下着大雨，鲁迅去了之后，竟没有一个人来听。鲁迅还写有《拟播布美术意见书》，这是他早期的美学思想重要部分。鲁迅还筹办了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聘请了一批教授。周作人于1917年4月份先来北大，在鲁迅协助下开设“欧洲文学史”等课程；1917年8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为北大设计了校徽，至今还在用：中间是一个人，两边是两个人的侧影。鲁迅是1920年12月24日才来北大担任讲师的。当时有个规定：兼课的教师只能担任讲师，不能聘为教授。鲁迅在北大主要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小说史”——这在中国大学中文系教育中尚属首创；后来又讲“文艺理论”，以《苦闷的象征》为主要教材。鲁迅上课是非常受学生欢迎的。据当年的学生回忆，不仅是本系的学生，外系的学生都赶来听课，教室里两人坐的位子经常挤坐着三四个人，没座的或站着，或坐在窗台以至地上。鲁迅有一个习惯，每次提前半个小时到教员休息室，往往他一到，等在那里的学生就围拢来，鲁迅打开他那黑底红格的小布包，将许多请校阅、批改的文稿拿出来，一一细细指点，又接受一批新的文稿。等上课钟响，就在学生簇拥下走进教室。一位学生这样回忆他的最初印象——
在青年中间夹着一个身材并不高，穿着一件大概还是民国初年时代“时新”的小袖长衫的中年先生。他的头发很长，脸上刻着很深的认真和艰苦的皱纹。他离开这群青年走到讲台上，把两只虽不发光却似乎在追究什么的微微陷入的眼睛，默默地缓缓地扫视着渐渐静下来的学生群众，这是一个道地中国的平凡而正直的严肃先生，既无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也无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这典型，我们不仅只在《呐喊》这本著作中到处可以看见，即在中国各地似乎也处处都有着他的影子。尚钺：《怀念鲁迅先生》，《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页133—134。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2）
安然地站在北大讲台上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绅士风度，也没有名流学者气息的普通中年人，他上课非常自然，既不滔滔不绝，也不大声疾呼，只是从容不迫地一一道来，还经常穿插着一些笑话，几句闲话，像春日晴空里的风筝，一丝线似的，随意扯开去，又毫不经意地拉回来。课堂气氛是轻松的，学生可以无拘无束地听，或者不听，也是非常从容的。而且还经常有师生之间的当场对话。比如他讲《红楼梦》，讲完了，顺便提一个问题：“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呀？”学生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一个调皮的学生反问道：“周先生，你爱不爱？”鲁迅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不爱。”学生又问：“你为什么不爱她？”“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哄堂大笑起来。转引自孙世哲：《鲁迅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120。讲课中也常常插入一些非常深刻的议论，道他人所不能道，往往让学生终生难忘。当年听他讲过课的冯至到了晚年还记着他“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的“中肯剀切”之论：“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都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里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31—332。这些言论在当时也算惊人之论吧。鲁迅上课中间是不休息的，讲完之后，学生就围着他，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一次学生问他：“你是作家，你写作有什么奥秘，怎么写作……”问了一大堆。最后鲁迅一句话没说，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删”。孙席珍：《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页352。
在北大上课同样受到欢迎的就是胡适。胡适上课是另一番风采。学生回忆说，“胡先生个子不高，戴眼镜，穿皮鞋，着长衫、西装裤，干净整齐，风度极为潇洒”。一位学生这样谈到胡适上课给他留下的印象——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的演讲之好，不在其演讲纲要之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的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使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并且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时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
这位学生还保留了胡适讲课的一段课堂实录——
现在要说到《水浒传》。现在《水浒传》的故事，完全是四百年，到五百多年的，演变的历史。最初呢，是无数个极短极短的故事，编成了一部。到了明朝，——到了明朝中叶——，才有一个整个的，大的故事。这个时候，《水浒》的本子呢，就是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一百二十五回的，后来又删改成一百回，七十一回的故事。元剧里面的李逵很风雅，会吟诗，也会逛山玩水。从这个样子的李逵，变到双手使板斧的黑旋风的李逵，而宋江呢，由人人敬爱，变到被骂。这种演变，都是由于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教授》，原载《宇宙风乙刊》27、29、30期，1940年8、9、10月。
确实讲得清晰，简洁，没有半句废话，是别具风采的。
当时鲁迅和胡适在北大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北大，尽管胡适没有蔡元培那样主掌一切，也没有陈独秀那么显赫，但他确实是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北大的几件大事都与他有关：最早建议成立北大评议会，创办《北京大学月刊》，我们今天所见的选课制度等等都是胡适初建的。后来胡适当了北大校长，地位自然更高。而且月工资也非常高，当时他给他老婆写了一封信，很得意地说我刚来就得到了北大教授的最高工资，月俸280元。
而鲁迅呢？不过区区讲师，处在客串的、边缘的位置。事实上，鲁迅在《新青年》同人中，以至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处在“客卿”的位置。陈独秀对周氏兄弟在《新青年》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是客观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3）
鲁迅先生和他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陈独秀：《我对鲁迅之认识》，原载《宇宙风》52期，1937年11月。
可以说周氏兄弟在《新青年》群体中，一方面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同时也是尽可能主动地去配合的，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听将令”，所以在五四时期，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之间都有一种非常好的默契。上次我们讲过《我之节烈观》这篇文章，就是与周作人翻译的《贞操论》、胡适的《贞操问题》相呼应的。鲁迅在五四时期还写有《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也写过一首诗叫《我的儿子》，也是相互呼应的——
我实在不要儿子，
儿子自己来了，
“无后主义”的招牌，
至今挂不起来了！
比如树上开花
开落自然结果。
那果便是你，
那树便是我。
树本无心结子，
我也无恩于你，
但是你既来了，
我不能不养你教你，
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
并不是待你的恩谊。
将来你长大时，
这是我期待于你的，
我要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这里所表达的思想，与鲁迅强调父亲无恩于子，强调父母对子女一要理解，二要指导，三要解放，使他们“合理的做人，幸福的度日”是完全一致的。更能说明他们彼此关系的，是胡适在编定《尝试集》（增订四版）时，曾约请了五位朋友为他删诗和选诗，老友、学生之外，就有周氏兄弟。胡适早就说过：“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弟兄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谈新诗》，《胡适文集》卷2《胡适文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38。，这个“大都是”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自称对于新诗“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在日记里也竭力赞扬周氏兄弟“天才都很高”，并有“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的评语。《胡适日记全编》卷3，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755。就像陈平原先生所说，胡适“重事而轻文”，他的鉴赏能力是不够的。这也影响到他的小说研究：如果从整体描述和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来看，胡适要远逊于鲁迅。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收入《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357。但就影响而言，胡适更大：真正把中国传统小说提高到一个和经学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功劳是胡适的。胡适起了开风气的作用，而鲁迅是用他的研究实践，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支持胡适的。不仅是学术研究，连创作也这样：鲁迅说他的贡献是以《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陈独秀、胡适是登高一呼的倡导者，而鲁迅则是最出色的实践者，他们是互相支持与补充，因而是缺一不可的：五四新文学既不能没有胡适，也不能没有鲁迅。
我们刚才说鲁迅处于客卿的位置，对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他就能够冷眼旁观。看看鲁迅观察中的胡适是个什么样子，是很有意思的。鲁迅在纪念刘半农的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可见陈、胡二位确是中心人物）。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既是“主将”，自然有“韬略”），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