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情深-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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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薛宝钗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建立在我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两个 “不能容忍”上。第一个“不能容忍”，是我不能容忍贾宝玉对供养他长大的贾府的那种仿佛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另一个“不能容忍”，则是不能容忍林黛玉作为贾宝玉的知心人，却对贾宝玉这种错误的观点不规劝，甚至纵容，甚至赞同。我们知道，随着情节的发展，到后来，林黛玉自己已经确定贾宝玉是爱她的，她又相信自己是未来的贾府的女主子了，但为什么她总是疏忽了那么一个浅显的道理，那就是：要对自己的爱负责，就一定要对贾府的前景负责呢？难道贾府的兴盛衰败，与自己的爱情，与自己的未来，与自己的幸福无关吗？爱贾宝玉，为什么不能将这种爱延伸、扩散、深化到贾宝玉的脚下周遭，不能延伸、扩散、深化到贾宝玉的前途未来呢？明明知道贾府不足倚恃而继续倚恃；明明知其衰败而任其衰败不做任何的尝试和努力，这是贾宝玉的缺失，难道不也是林黛玉的缺失么？
有人说薛宝钗冷。我看薛宝钗并不“冷”。她“冷”什么呢？连曹雪芹都说她“热”，而且“热”得不得了，天生从胎里就有一股“热毒”。起初，薛宝钗是对贾府冷些，是对贾府有看法有想法但没说法也不讨说法。但那是因为薛宝钗是待字闺阁中的富贵人家的小姐，管家并不是她的职责。更何况贾府只是她暂时的寄宿地而不是她真正的家。她实在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没有必要发扬那种高尚的风格。她冷是对的。也是符合情理的。也是其识大体的表现。但是，后来，王熙凤有病，薛宝钗不是也应允参与管理贾府的事务了吗？在具体的管理事务中她不也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了吗？她“冷”什么呢？而在自己家，她一贯都是她可怜的寡居的母亲的好帮手，比她的那个薛蟠哥哥强多了。
我读《红楼梦》，越读越对贾宝玉讨厌、憎恶。我认为贾宝玉是个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晦气的倒霉蛋。他对谁好谁倒霉，谁对他好谁也倒霉。那一个个青春娇美、令人无限怜爱的年轻女子，不都是因为他而受委屈，受连累，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的？林黛玉是为他泪尽而死，金钏是为他跳井而亡，晴雯是为他得病而死……。由此，我推断虽然薛宝钗最后是嫁给了他，但薛宝钗对贾宝玉是不满意的，对这个所谓的“金玉良姻”内心上是不愿意的，只不过是她不想违拗母命，或者是对贾宝玉将来的改变还存在一些幻想罢了。这一点，我对薛宝钗很是敬重。而林黛玉又不同了。她首先是把贾宝玉理想化；其次是视贾宝玉为自己的一切，完全失去了自己。我很难想象贾宝玉出家后如果是林黛玉做了“宝二奶奶”当家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景。但我相信，贾宝玉出家后如果是薛宝钗做了“宝二奶奶”当家，则这个家照样可以继续运转下去，甚至还要运转得更好。
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作者曹雪芹本身的遭遇中推测出来这一点。曹雪芹早年享尽富贵荣华，晚年饥寒交迫，生活拮据不能自给，那么他反思自己的一生，从他的主观愿望上看，他是希望让谁来做“宝二奶奶”主持贾府内政的？他当然认为最佳的选择是薛宝钗式的人物，而不是林黛玉式的人物。《红楼梦》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具有某种写实性，最终让薛宝钗当选“宝二奶奶”，我看不仅仅是曹雪芹的选择，也是贾府上下一干人的选择。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如果我们从一个人物的优点方面相比较不能得出相对的高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人物的缺失方面来比较往往就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来。我猜测曹雪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衡量林黛玉和薛宝钗的。
事实上曹雪芹内心上也的确是喜欢薛宝钗胜过林黛玉的。这从他在进行《红楼梦》小说具体的艺术构思上也可以体悟出来。我们不妨想一下：为什么曹雪芹设计的情节是最终让薛宝钗和贾宝玉结婚而不是让林黛玉和贾宝玉结婚呢？为什么同样是死，却让林黛玉先于薛宝钗而死呢？而且是死后才让薛宝钗和贾宝玉结婚呢？反过来想想，如果不让林黛玉死，而让林黛玉眼睁睁地看着薛宝钗和贾宝玉结婚，然后让她在悲伤痛苦中无限煎熬下去，或者在煎熬中泪水流干而亡，那不是更有所谓的悲剧的力量和意义么？我们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一下：当作者为究竟是选择谁作为将来的“宝二奶奶”而发愁的时候，为什么宁可设计让林黛玉死去，而不设计成让薛宝钗离开贾府呢？不但不设计薛宝钗离开贾府，而且还让她死死地呆在贾府呢？而她本来就是暂居在贾府，随便一个理由都可以随时离开的啊！文学创作固然自有文学创作的规律，然而所谓的文学创作规律却都是在作者手中操纵、掌控和运用的，曹雪芹在比较中舍林黛玉而择薛宝钗，这不就隐含着曹雪芹自己内心的偏爱，以及他的观点么？
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是理想的爱情，是脱离物质基础下的纯粹的精神活动。而薛宝钗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则要现实的多，世俗的多。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生活在现实中，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对自己的爱情期望过高，也过于理想化吧。
说说妙玉
说说妙玉
如果用“半拉子人”来形容妙玉的话，许多人都会骂我的。但我想了想，还是认为除了这四个字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字眼是如此贴切地来形容她的。真的，妙玉就是一个半拉子的人。
关于半拉子人的含义，有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厌倦了红尘生活，便上了山，出了家，做了和尚；但出家不到半个月，便耐不住山上生活的寂寞，就还了俗，回到了山下。谁知在山下呆没多久，他又开始厌倦山下了，便再次上山出了家……如此反复不已。他为此也很矛盾，痛苦。这时，他遇到了一位高僧。高僧说：算了，你也不要出家了，你不是佛家中人；你也不要到山下去了，你也不是红尘中人。你干脆在半山腰上开一个饭店得了——比山下清静，又比山上热闹，恰好符合你的性格。这人听了，就在半山腰上开了一个饭店。结果，不但饭店开得红红火火的，他也得到了心理平衡，感到了人生的幸福，不再有过去的那种徘徊和犹豫了。这则故事的结尾说：像故事中主人公这类人，就是一个“半拉子”的人；“半拉子”的人，也只能干一些“半拉子”的事情。显然有一种揶揄、讥诮、轻蔑的味道。
那么至少从表面上看，妙玉应该就是这种人。这是因为，第一，她由于种种原因出家修行，却不是完全的修行——曹雪芹让她“带发修行”——而“带发修行”，就是一个没有与“俗”完全割裂开来的“半拉子”的修行方式。第二，妙玉虽然带发修行，自己修行也并不是那么地投入和专心致志。她自称自己为“槛外人”，却经常惦念着“槛内”的“事”，可谓“六根未净”。不是么？宝玉生日的时候，宝玉因为她是出家人并没有邀请她，但她却“一厢情愿”（冒昧！）地给宝玉送了生日帖子，祝贺宝玉的生日；林黛玉和史湘云联诗，根本就与她无关，她只是很偶然地遇上了，却并不走开，而是悄悄地站在大石的背后听了她们半天；之后又忍不住走了出来，中断了她们的联诗，邀请她们到拢翠庵中去，自己不但大发了一通诗论，还代劳她们联完了她们所没有联完的诗。还记得在大观园下雪赏雪众姐妹赋诗的时候，大家罚贾宝玉到拢翠庵向妙玉乞讨红梅的事情么？大家说，只有宝玉向妙玉乞讨红梅，妙玉才给，要是别人去，妙玉就根本不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修行了这么多年，妙玉的心里还是没有一点出家人最基本的众法平等的概念，相反，而是有着许多的、完全是属于自己个性使然的、强烈的感情的色彩啊！如果这还不算，那么林黛玉有一次到拢翠庵饮茶，妙玉竟然说林黛玉“俗”，这难道也是一个修行多年的、出家人的声口吗？……
在《红楼梦》中，妙玉是个传奇人物，因为曹雪芹着墨并不多。虽则如此，妙玉的每一次出场，无论是明场或者是暗场，还几乎都是与“俗”事有关的。也许，曹雪芹的本意，就是要塑造出妙玉这个与“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半拉子人”，寄托自己的感慨吧。我猜想，妙玉后来的“红颜遭祸”，可能就与她自己的这种“半拉子”性情有关吧。但这么说，我并不是讨厌妙玉。相反，我很喜欢妙玉。因为那些引导人们出世的佛家思想我一点也不相信，甚至怀疑这些东西从根本上就是骗人的把戏。因而妙玉的这种“半拉子”，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知道她实在是一个有个性、有感情，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的人；她的这种“半拉子”，并不是她自己的本性使然，而是外界环境的逼迫，她愤闷、无奈的表现。同样是“半拉子”，但妙玉与上面故事中的那个人的“半拉子”有着本质的不同。实在地说，妙玉的这种“半拉子”，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因为追求理想而不得实现，而不能成功，——而不得不在理想追求与客观现实之间徘徊犹豫，忽左忽右，忽这忽那，既不能坚决地做出这种抉择，也不能坚定地捍卫这种抉择，还不愿放弃这种抉择罢了。妙玉的理想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我知道，她的理想肯定不在于出世，也不在于一般的世俗生活罢了。
实际上我们也经常处在这种对理想的艰难的抉择和抉择理想后的对理想的艰难的捍卫中。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说破了，在追求自己理想的过程中，也就是这么一个“半拉子”的人罢了。我有什么资格厌弃妙玉呢？我只能与妙玉相互体怜、相互安慰、“猩猩相惜”罢了。如果说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就意味着彻底的无望，彻底的孤愤，彻底的甚至是无谓的牺牲，那么我们还会坚持么？我不会的。因为我有爱，我有顾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自己并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成就我自己，绝不能给别人带来灾难，让别人为我付出代价。“好死不如赖活着”这句话，我原来很憎恶，现在我也感觉有一定的道理了。我们的共有的母亲——大地，都不嫌弃，都能承受这世间形形色色的“垃圾”，依然任其萌芽，生长、壮大、衰败、直至最后灭亡，和所谓的“精华”一视同仁，我们为什么不能呢？沉默，虽然意味着最大的懦弱，又何尝不是最大的坚强呢？我们学习辩证法，为什么总是善于将事物“一分为二”，而不善于将事物“合二为一”呢？为什么总是善于在一个系统之中将事物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不善于在一个系统之中将事物的诸要素“统一”起来呢？我想：如果生活中我遇见了像妙玉这么一种人，我也要和她一块喝喝茶，有天没日头地说着胡话呢！我既然尊重、欣赏别人的选择，也就一定要尊重、欣赏他们这种选择下的生活样式和方式。当然，这一切在我，也是有底线而不是没有底线的。现在，我的年纪慢慢地变大了，我对自己的理想的追求之心，也悄然黯淡了，我也逐渐以“半拉子人”而*了；所以，目前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地把我的这个“半拉子人”的那点“半拉子事情”做好。因此，我是多么地希望能有一位“得道”的“高僧”来“指点”一下我，让我在这个有生之年的、眼下已经剩得不多的时光中，再次确认一下自己那个“半山腰”的方位，从而经营好自己的那个“饭店”啊！
一朝失足贾惜春
一朝失足贾惜春
贾惜春是不应该出家修行的，无论如何。但她最后还是自觉自愿地出了家，我估计是她错看了世事，错学了几个人。
中国的世道，说起来就是曹雪芹总结的那“真、假”几个字。如果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中国，是无所谓真，无所谓假的。真未必就一定是真；真也未必一定就是假；假未必就一定是假，假也未必一定就是真；真和假是对立而又同一的。外国人经常不懂得中国人，就因为中国人很艺术，若非个中人，理解不了个中道。从小一点讲，我们中国人见面，经常问：“吃了么？”他的意思只是客气，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请对方吃饭的意思，对方吃了没吃了与他无关；而对方回答“吃过了”，大多数情况下也并非真正吃过了，他也只是寒暄，不想麻烦、罗嗦而已；这就叫做逢场作戏，心照不宣。中国人是最善于做这种动作的。再比如文人和酒的关系。嗜酒如命，放浪形骸，本来应当不是那些文质彬彬、崇尚高雅生活方式的中国文人的行径，但嗜酒如命，对酒大唱赞歌的却往往是那些文人墨客，——而且一路走来，千古不衰。文人难道真的就如此地喜欢酒吗？酒难道真的就如文人所说的那样好吗？其实不是。这点还是鲁迅说得好：如果酒是真的好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仅劝别人饮酒，也要劝自己的孩子饮酒了——既然好，为什么不让自己最亲爱的人享用？同一的表象下面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是相反的含义，这就是中国事情的复杂性。在国外，一加一等于几，答案不但是唯一的，而且标准也是唯一的。但在中国，就远远不是这回事情：等于几都是对的，而且等于几也都是有充足理由的——而这些理由，也往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怎么颠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