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流堂纪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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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电影史学家是无可非议的。他有十几箱“文化档案”，朋友们开玩笑说你给孙师毅写一张条子，他也存入档案了；他的脑子就是一只大档案柜。某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幅李进的仙人洞照片，附着毛泽东的诗。人们都在猜测此李进是何许人，孙师毅马上就举出此人乃江青。
然而，老师有这种积累资料档案的习惯，他的学生当然是熟知的。江青费很大气力在上海查抄销毁她过去的历史资料。孙师毅家里这类资料当然不会很少，因此他的家也抄得特别彻底。学生对他的恩宠是严格审查；他的严重的心脏病对她说来，正是一件好事。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在他弥留的时刻，他问妻子：“阿唐会来吗？” 这时候，我正在上斗争的第一课，我也不知什么人在耳边嗡嗡叫，我只顾点头哈腰，我只祈祷有谁吼一声：“滚下去！”
握着一只冰凉的手，我想着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在我和他抄写东西时，学了一点他的笔法，特别是他的签名。我在他的女朋友的门上留了一个字条，“孙师毅到此一游”，引起他们吵了一架。——这是我欠他的。
他也欠了我的：他曾夸言我的墓志铭非他写不可。但是他却先走了。就此互相抵销吧！
一九八四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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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1）
我和金焰熟悉起来，是以一篇骂他的文章作为敲门砖的。
我之成为影迷，是从二十岁才开始的。一经入迷，就迷得不可收拾。我那时候看电影，就和现在国外在举办的什么《某人电影回顾展》一样，我专挑选某人主演的影片，一部一部地赶着看，哪怕是在远郊区，我也无一漏去。我首先是看阮玲玉的，其次是看金焰的，他们有不少是合演的，碰上了，我又再看一遍。
从报上，我又知道金焰是南国社的人，是和田汉有关的，这是一个进步演员，益发对他起了敬仰之意。
他演过不少好片，也演过一些宣扬封建道德的影片。岂有此理！我当时已在报上写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有此特权，就批它一通。
是事出偶然还是有意的安排，我的一位好友郑应时（也是金的好友），请我们到他家吃饭。一经介绍，金就指着我的鼻子，眯缝着眼皮，笑得像个孩子，他说，“你就是在报上骂我的！……”这就是那个当年风魔着万千电影观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电影皇帝”！那时，我虽然也向往革命，但还没有觉悟到要打倒明星制度，更没有想到一切的光荣要归于敬爱的啥啥同志，要用某某集体创作演出的名义，因之，批他一下也是很皮毛的。
从此，我们相交了整整五十年。
我得到老金逝世的消息时，我正因事在深圳特区。我去不去上海呢？！去上海，我必然要参加遗体告别。所谓遗体告别，这是新增的栏目，因为那些年时兴毁尸灭迹，所以存有尸骸的就让亲友们告别了。但在过去的追悼会上环行过遗体，也就包括在内了。我最后一次看到一个遗体是陆丽霞，那是在阮玲玉死后不久，当时她刚刚从病房送到太平间，还没有盥洗、化妆，满脸血迹，状极可怖。自那时起，我就不参加任何遗体告别，即使告别是和追悼会同时举行，我也避而不视。
为什么要告别，何必不在脑里保存一个美好的印象呢？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为到广州之后又忙着其他的事，我只好和广东影协几位朋友打了个吊唁电报。
除夕前一天我回到北京，女儿在打扫卫生迎接节日。突然，一阵悠扬的《魂断蓝桥》的乐曲响了起来。
这是一只德国古老的大啤酒杯底下的八音匣“弹奏”出来的。当你擎起杯子时，就发出乐声。它是老金一件心爱的外国“古董”。我在这只古董上“丢了脸”。
那时他住在徐家汇西北远离喧闹的市里一座小洋房中。这一天为了老金的生日，屋里挤了一二十人，三个人的打“亨”；四个人的打五百分；五个人的打麻将加做梦；我和老金、吴永刚等五六人在喝啤酒。
吴永刚眯着眼朝我说：“今天这箱啤酒，我想应该是你或我请客。” 他指着玻璃柜上那只古董酒杯：“我们把杯子倒满了，在音乐结束前喝完了，谁就算获胜，对方请客；如果没喝完，就算败了。随便你挑选哪一方。”
我已经喝了两瓶，看着这个杯子，去掉一节八音匣，充其量装上一瓶，我举起手表示应战，由我喝酒，郑应时给我做表情，劝我不干，我装没有看见。随后，八音匣上了发条，灌进啤酒。
第二瓶倒完了，杯子里的酒还未满，我立刻阻止倒入第三瓶。“行了，我请客，大家来，喝酒！”我倒出一小杯。
“你请客也得装满了，再喝上一口。”
满屋狂笑。我的脸在熊熊燃烧。
转眼已经五十年。青年时代的豪情呵！不过，我此后也不再赌酒了。
如果光阴似箭，那有多好。可惜的是，光阴也似乎随着原子时代进入超音速、超光速……
三十年代末的抗日战争，结束了老金的黄金时代。四十年代是各人的生活最颠簸的十年。
一九三九年初春，我们在重庆黄桷桠山上夏云瑚（《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制片人）的别墅中见了面，一夜之间在壁炉中烧掉了七八棵树根，大家都睡在炉前的地毯上。此后，他去香港，我也到了缅甸。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回到昆明，听说他在桂林，王晋笙通过一个在电台工作的朋友，约好白天在无线电台上和他谈话半小时。
抗战结束，我以为可以从昆明的西南公路再到缅甸，但是此路不通。老金此刻住在昆明南屏戏院附近一个公寓的四楼上，我和他在这里同住了几个月，由于没有任何工作，终日悒悒寡欢。一九三九年他曾在这里拍摄过孙瑜的《长空万里》，认识一些飞行员，他们就常请他去玩、喝酒。
有一个深夜，老金一直没有回来。凌晨三时左右，人声嘈杂，四个人抬了一个周身血迹衣服撕烂的人进来，我不禁一惊。只是从衣服和轮廓上，我才认出是老金。
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三十年代，他一年就演两三部片，如今将近十年了，成日晃晃悠悠，他有不少计划、设想，他唉声叹气和我谈他的心境。这一天，几杯入肚，酒下愁肠，他感到难受，他走出屋子，看到一辆汽车，心中发狂，伸出拳头，向保险玻璃泄气，猛力一击，玻璃片片碎裂，但不掉下，他痛极缩回，比那一击更痛彻心肺，血花四溅；他往回奔走，直冲入铁丝网中。
等到人们四出找寻时，在铁丝网内看到他卧倒血泊中。
没有待完全愈合，因为一个友人的关系，我们搭乘了一架英国的运输机到了香港。
和金焰相处的日子（2）
香港，满目疮痍，市况萧条，飞机场上杂草横生，小船舶零落静寂停泊海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孤岛。但不久，英国人陆续回来了，商人回来了。我仍准备由香港搭乘海轮去仰光。但那时没有正规的船运，我的叔叔和家人二十余口为了赶着回香港，与其他乘客四百余人，搭乘一只小火轮全部葬身海底。我只好暂且住下，等候其他机会。
离开昆明之前，我们尽量把多余的东西都处理了。现在每人随身只带一只小旅行包，但老金却外带一只小铁工具箱，约莫有三十公斤重。
我们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是能工巧匠，有一刀切的斩肉高手，有抓鸡偷狗的。现在，这位“电影皇帝”，也是一位精巧的铁木匠。但在此时此地，即使他真的改行当铁木匠，也还是难以糊口。
于是，他只得蜗居于一个友人的地下室；我则回到内地另寻别路。
解放了，春回大地，举国欢腾。这时我在广州，他给我写过两封信，从字里行间看来，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他怂恿我回上海，但我已确定去北京。
一九五三年，我们都参加了赴朝慰问团。他一到北京就来找我，仍是和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一样，眯起眼睛，笑得像个孩子。他把一包东西塞在我手上：“给你。”我拆开纸包，叮叮当当地响起了《魂断蓝桥》的曲子。我推还给他：“不，这是你的宝贝，我不能收。”他说：“它对你来说，是愉快的纪念，因为从那时以后，你没有喝醉过，我却在你从香港走后，和杜宇又喝醉了一次，倒在小便沟里睡了几小时。”我说那个杯总是我的失败的见证。他说：“你怎能和吴大海逞英雄呢？” ——吴大海是吴永刚的绰号，那是装酒的大海。
随同酒杯包在一起的，是一包这巧铁木匠自制的多用刀——精制的木柄，可按照需要安上各种小刀和锯子，刀刃锋利无比，我至今未敢拿出来使用。
我们在慰问团中分在同一个组，我除了和摄影队研究工作之外，经常都和他在一起。我们约了几个人一同到他在平壤郊外的老家，他的老迈的妈妈身体还挺硬朗，每天都要在一架木制的机器上编织草绳，他的小妹我们已十几年没见到了，她现在是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文化机关中工作，也赶来会面了。
离开他家走上大路时，金日成的汽车正开过去。美国飞机的嗡嗡声布满天空，甚至飞临屋顶，甚至脸庞清晰可辨，它也无法阻挡地面人民军队胜利的进军；它也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他和我谈过要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抗美援朝影片的计划。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向有关部门提出过。那时运动像大海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特别是文化界，而我所从事的那个小小的幻灯工作，更是几丝浪花就把你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东西湮没无踪。几年见一次面，有两次还是去华东医院见他的，谁有空闲的心情问东问西呐！在那个天愁地惨的十年浩劫中，又有谁敢串门，谁敢写信？一九七六年初，我的岳母去世，她家所有亲属都到上海奔丧，只有我没有去。那时上海正是另一批冒险家的乐园，如果到这块是非之地，看不看老朋友呢？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七八年过去了，我也只是到上海三四次，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但，每一次我都去探望老金。
四十年代在抗日战争中昏昏噩噩过去；五十年代又在阳谋运动中、“三面红旗”飘扬中颠颠簸簸中度过了，老金已经越过了“小生”的时代了。
有一次，一位长辈和我谈起老金，他说：“金焰怎么多年来没有看到他演的什么戏，是不是人家怕‘封建’——不敢惹他这个‘电影皇帝’，还是为了彻底打倒明星制度？！”其实，我也毫不了解，也听有人说他挑肥拣瘦，可是，他不也在《母亲》等几部片中演过一些配角的戏吗？他还演过被人们称之为“跃进片”的电影——这是一种嘲讽的提法，是和当时的形势配合的一种劣等片。
其后是面黄肌瘦的几年，等肚子好过一点时，又有什么《红楼梦》批判，又是什么假整风，大换班……事实上这时已经是“文化大革命”了。
这几年中，我很少去上海，老金也没有来北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我们一直没有谈起过。不过我早在“文革”初起时，由一些年轻演员造反派来京在审问我的时候，从口中就透露了老金的信息。
——这些老混蛋，从三十年代占住了舞台、银幕，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想占领我们的舞台、银幕，继续放毒；现在该给他打翻在地，踩上一只脚了。
一个稚气的青年，得意地给我看一张老金、吴永刚穿着美军剩余物资的服装的照片。在他看来，这大概是一桩绝密罪证。
我最后一次看到金焰是去年的夏天，我在客厅里坐等了一刻钟，他还没有出来；我站起来踱步时，偶然从他卧室门口一看，他仍坐在床沿喘大气。我心口感到一阵不好受急忙缩回身子。大约再过十分钟，他才伛偻着身子走出来。
他每天要忍受多少次这样的痛苦啊！
如今，他是解脱了。
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他才算是“蒙主宠召”，飞升天堂。
老金，你安睡吧！现在，你不必再为睡醒后的长时间喘大气而痛苦了。如今，你是千真万确地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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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金焰相处的日子（3）
谁又在拨弄那只八音匣？！ 此刻，那《魂断蓝桥》的乐曲在我听起来已不是那么悲怆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
夏家的故事
半月前，我接到一位小姑娘的信息，问我身边有没有夏公的片纸只字。你道这小姑娘是谁？
四五十年前，曾经接到三两封短笺，写什么，现在毫无印象。记得四五年前在加拿大曾收到他一封言辞恳切，情意绵长的短信。信封上的中文，是端端正正的仿宋长体字，我记得连信封也收藏起来的。但这一次为了找这封信，我采用“文革”的抄家法，半月来毫无所获。难怪当年七次抄家，专案组十年寒窗苦编，也编不出一个名堂。
一九七五年老人从秦城监狱赶出来后不久，在一次小茶会上，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等会一起走，去看我的漂亮小孙女。”如今，这小孙女已在一家出版单位工作。前年底，我抵京不久，她给我送来两本王尘无的书：“爷爷说，‘其中不少文章都是在你所编的报刊发表的’。”这位要片言只字的小姑娘便是老夏的漂亮小孙女。
说起老人之家，除了他那一辈有七八个兄姊之外，可以算是计划生育之家，他有一男一女，儿子女儿生的也都是一男一女。现在政策改变，第三代只能生育一男或一女了。
老人对他的姊姊是很尊敬的，他以八十余岁高龄，为了他姊姊的生日（另一次是什么？忘了。那时我正在上海。），他拄着拐杖去的。
我认识夏太、阿咪、大头（夏子，沈旦华的小名）的时候，是抗战后期在重庆临江门顺昌里。那时我和盛家伦、小丁住在一间约二百尺的房间，我们睡在一张六尺宽的大床，三人盖一条被，早晨把被一提便是大袋棉花。有一天夏太母、子、女三人来到，小丁正好要跟剧社远征成都。于是我们让出大床，家伦改睡写字台，我则排起四只木板椅。
一个早晨，我还睡在木板椅上未起身，阿咪拿一根竹子在石板缝处挑了一条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