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智慧-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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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省逗匦吕伞贰Ｕ庖徊砍て彩怯凇缎峦肀ā飞狭亓硕甑模峁且恍葱戳耸吣辏�1972年才封笔，共创作十五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篇幅较长，是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和梁的第二部作品《草莽龙蛇传》之和。因文采斐然，情节峰回路转，结果一发表就大受欢迎，与梁羽生的其它武侠小说互为犄角，一时瑜亮。形成了一个气势。
梁羽生在写完《草莽龙蛇传》之后本不想再续写下去，然而报社不同意，读者不放过，他自己也入于其中，不能自拔，越写越着迷了。香港的《周末报》来约他再写一部武侠小说，梁羽生因为《龙虎斗京华》属仓促披挂上阵，不大满意这部处女作，所以就应承了《周末报》之邀，写出了一部较短的小说《塞外奇侠传》，其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他试图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同时尝试用新文学的手法，将人物的矛盾冲突不是放在武的上面，而是在情字上做文章。在飞红巾、纳兰###（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上大做文章。梁羽生认为这一部写得比较有文学性，比《龙虎斗京华》好一些。
两年之后的1956年，梁羽生又开始写《七剑下天山》，当时《塞外奇侠传》尚未写完，而金庸的《书剑恩仇录》也约略写到一半多一点。梁羽生受美国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的影响，想以西方文学的技巧来写武侠小说，他至今犹念念不忘的是，他在小说中第一次运用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这也是武侠小说界第一次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及手法吧！论者常指出中国的传统小说向来缺乏详细的心理描写，新文学作家就将西方文学擅长的“意识流”加以张扬，以此批评中国传统小说的缺陷，诚为切中要害之言。确实如此，中国传统小说长于叙史、叙事，疏于细腻的心理及细节描写，尤其缺乏心理活动的描摹。然而，在中国戏剧文学中却历来传承有十分精彩的心理活动的表现手法，在大段的唱念中表现角色的内心冲突、苦闷、心灵挣扎，与西方戏剧中的独白正相合。鲁迅的第一篇现代小说《狂人日记》就是以“狂人”的心理活动来大做文章的，这也是五四新文学区别于传统小说的一大新的表现手法。梁羽生此举也代表了新武侠文学家想摆脱旧武侠小说的窠臼而作出的一种尝试。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比《书剑恩仇录》采用了更多的电影手法，这是因为金庸喜爱电影，曾改编过电影剧本的缘故。紧接着，他于1957年开写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从1954年到1957年，可视为新武侠小说的早期。就在这一年，梁羽生也完成了《七剑下天山》，紧接着又写起《江湖三女侠》与另一名篇《白发魔女传》。后二部完载于1958年。
新武侠文学的中、后期发展略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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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4）
我将1954－1957年定为新武侠文学的早期。从1958年至文革初，一般是以他们开篇写作的时期而计，而金、梁稍有不同。金庸1972年文革未结束就封笔了，梁羽生则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武当一剑》初刊于1980年5月9日的《大公报》上，完结于1983年8月2日，距金庸封笔已有十年之久。所以只可大略分之。如果从新派武侠文学的整体而言，或可将中期定为1958年至六十年代末（1969年）。这一段时间，也是台湾武侠小说家开始活跃的时代。据叶洪生先生所述，卧龙生从1958年起撰《飞燕惊龙》、《铁笛神剑》、《玉钗盟》、《素手劫》等；司马翎亦于1958年涉足武侠文学界，他以“神剑”系列而在武侠文学界出道（还有《剑气千幻录》、《剑神传》、《金缕衣》等），迭有新作，以二十五部作品而傲视“武侠文坛”，与卧龙生、诸葛青云等并立，有“台湾三剑客”之称。诸葛青云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亦于1958年以诸葛青云为笔名，以《墨剑双英》、《紫电青霜》、《剑海情天》，以所谓“才子型”武侠文学而闻名。他们三人均在1958年从事武侠文学，但在写作风格上基本还是沿袭了旧武侠文学一路。
古龙的出现却是另辟新径，他以“新派”在台湾武侠文学界独树一帜。古龙是1960年踏入武侠文学界的，肇始时的几部作品反映一般，并不起眼，直至1964年他写完《浣花洗剑录》之后，才开始红了起来。1965至1966年间是他创作的丰收期，他写作了《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等名著。1967年创作的《铁血传奇》（即楚留香系列）及后写成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铁胆大侠魂》、《萧十一郎》，一直写了六十一部共计28册，后人编书时将之分为十一个系列。虽然他的“新”法与金、梁有所区别（尤其是在忠实历史、细节描写、文字风格方面），但一般人仍将之归入“新派”。因之，六十年代可谓新武侠文学的鼎盛时期。这也是港台二地兴起的武侠文学之大观。相对而言，大陆这一段时间正是反右运动至文革初的亢奋、激动时期，政治运动压倒一切，文坛万籁俱寂。
金、梁二位经常都是同时写三部小说，这么多人物、情节，要做到各有新意，不落俗套，就得像象棋国手，一人同时与几个，甚至多达十个以上的人对弈一样，“一脑多用”。金庸此一时期撰著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一路写来，气势万千，人物众多却个性鲜明，情节跌宕起伏却丝丝入扣，现在的金庸迷也好，研究者也好，都被他在这一时期的作品所吸引，也给予相当的好评。梁羽生继一九五九年元旦开始刊载《萍踪侠影录》，连续写下了《冰川天女传》（1959年8月15日）、《还剑奇情录》（1959年11月）、《散花女侠》（1960年2月）、《女帝奇英传》（1961年7月）、《联剑风云录》（1961年7月）、《云海玉弓缘》（1961年10月）、《冰魄寒光剑》（1962年）、《大唐游侠传》（1963年元旦）、《冰河洗剑录》（1963年8月）、《龙凤宝钗录》（1964年6月）、《狂侠天骄魔女》（1964年7月）、《慧剑心魔》（1966年5月）、《风雷震九州》（1965年9月）、《飞凤潜龙》（1966年11月）、《侠骨丹心》（1967年10月）、《瀚海雄风》（1968年3月）、《鸣镝风云录》（1968年6月）、《游剑江湖》（1969年7月）共计19部小说，大都发表在《大公报》、《新晚报》、《商报》、《正午报》这几家刊物上，很多作品是一年内三部一齐上，如1959年、1961年。1961年开写三部时，1959年的三部有的还没写完，头绪纷杂却条理清楚，实非易事，这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家的写作方式的。而金、梁二位每日写作，难免有急就章之误，这也是现在金庸要花大气力订正、改写其原稿的错漏之处的原因。他的说法是古人有“悔少作”之说，他也要将当时匆匆写下的错漏进行修正，以期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一些。有人对此不以为然，有人则赞他认真改写，可将其作品视为文学经典，云云。
这一段时期，古龙也走入他创作的丰收时期，从《浣花洗剑录》（1964年）、《大旗英雄传》、《名剑风流》、《武林外史》、《绝代双骄》都是1965年、66年间撰写的，《铁血传奇》（楚留香故事系列）（1967年），其后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铁胆大侠魂》二部曲（又名《风云第一刀》），营造出古龙小说的特殊风格与写法。
我不想以严格的时间来划分新武侠文学的三个阶段。譬如说，金庸的《鹿鼎记》是1969年开始写的，对梁羽生的作品，我也划至1969年7月开始连载的《游剑江湖》止。可以说，梁羽生的作品的划分主要在时间上，但将他们二人的划分放在这一时间点上，也有一点理由。就是他们二位均是报人，除了写武侠小说之外，还得编报，写副刊、社论等，也有散文（金庸多一些政论体散文，梁羽生多一些文化、文学题材散文）。因而，都不免受到当时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在讽刺文革中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的。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则往往为坚持他的历史观而努力，这是要承受政治压力的（他在左派报纸工作），彼时的大陆，一切历史的研究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来指导的，这是完全否定了文革前及解放前的研究方法及传统的。当然，有人说《女帝奇英传》对武则天的肯定的写法与江青吹捧武则天有关，言外之意是梁羽生投其所好。其实，《女帝奇英传》是在1961年7月1日刊载，1962年8月6日载完的，彼时的江青还不知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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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侠文学五十周年回顾（5）
其次，金庸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鹿鼎记》，这部作品一反武侠小说的传统，塑造出一个无一武侠之技的江湖小混混的“传奇”。《鹿鼎记》的写法与上述金庸的小说大相径庭，表现出一种新风格，也可说是金庸的一种新尝试，而且这部小说在《明报》上一直连载到1972年9月才完结，也可视作大部分篇幅是在七十年代初才完成的，这是否意味着新武侠小说的“新”之转变？可惜的是，金庸至此封笔，未能再往这方面走下去。关于《鹿鼎记》的研究，已有许多大家的文章，我这里不加个案的分析。
古龙在七十年代也渐踏入晚期，他也力图在变，而且变得最多最大。叶洪生就指出他其实是自1970年推出的《萧十一郎》而开始这个转折点的。这部小说是先推出电影，尔后才“还原”为小说的。而自此以后，古龙的作品就以散文诗体（很少超过二行的段落）而写作了《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陆小凤》系列、《七种武器》系列（实际上仅有六种）以及《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白玉老虎》等等，无一不是用电影的蒙太奇的手法来写小说的。论者指他的作品自1975年以后就渐入衰途，每况愈下，但他所创造的“新”武侠能迎合现代青年的口味，亦将好莱坞电影的那一套洋派手法巧妙地融入其小说中，追求空幻的快节奏的风格，因而才颇受欢迎的。我个人则认为，古龙的武侠小说，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时代剧”之影响——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读他们的小说至掩卷为止，也弄不清他在讲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历史背景的故事，这是他同金、梁二位最大的不同。
上述二人的变化似乎与梁羽生不大相干。梁羽生继续埋头写作他的小说，从《风云雷电》（1970年2月）、《牧野流星》（1972年2月）、《广陵剑》（1972年6月）、《武林三绝》（1972年10月）、《绝塞传烽录》（1975年2月）、《剑网尘丝》（1976年9月）、《弹指惊雷》（1977年5月）、《武林天骄》（1978年5月），而《武当一剑》刊于1980年5月9日，连载至1983年8月2日结束，就是他告别文坛的最后一部著作，也等于是新武侠文学三大家最后封笔的一部著作了。两年后，古龙也因病去世。
新武侠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新武侠小说为甚么会出现在香港呢？究竟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因缘巧合呢？
一九四九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转折点。当“革命”的新思想覆盖了文坛之后，武侠小说就被列入封建落后的文学范畴，属于要被批判、打扫的“垃圾”，虽然没有明文禁止过去出版的那些旧武侠小说继续流行，但事实上，武侠小说已从出版界销声匿迹。正如我在上文所说到，那些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还珠楼主、宫白羽等，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洗澡”的“洗澡”，夹起尾巴的夹尾巴，更遑论再去写作武侠小说了。梁羽生曾经分析过新武侠文学之所以出现在香港的历史背景：“无可讳言，香港当年的社会‘主流’乃是###。不过还要详加分析，本地居民一般对政治兴趣不高，‘中间大，两头小’。大多数的中间分子只是恐共，###的和拥共的是差不多相等的两头。真正###的是从内地来的‘新移民’。1949年后，这些新移民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粤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了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粤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①（梁羽生《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香港文学》，2002年3月号。）而梁羽生也坦承他的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作品的影响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超政治的。这些新武侠小说迷在政治立场上也许是###的，也许是对政治不闻不问的，因为为金、梁二人的武侠小说着迷，才去买左派的报纸《新晚报》的。当他们讨厌（或听不懂粤府话，或觉得老生常谈）看广东话的“南派武侠”之后，新武侠小说续上了这个传统，使他们重新拾回阅读武侠小说的快乐，也就免不了热烈追捧。再者，五十年代初的香港，娱乐消遣的文化艺术还是比较匮乏的，除了听无线电广播，看粤剧、看电影、跳舞都是高消费的娱乐活动，武侠小说以章回形式在报纸上连载，出其不意，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就颇吸引读者。武侠小说囿于通俗文学的属性，在民间社会能迅速培养起一大读者群。
正因为斯时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皆对武侠文学予以排斥，可以说，五十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坛均处于政治的高度干预之下，都属于不可能具备产生武侠文学赓续或创新的环境及条件。香港则因它的殖民地性质，港英当局没有在文学上太多加以意识形态的钳制，又因为澳门擂台赛的契机，加之又有罗孚的“灵机一动”，从而促成了这一新武侠文学的诞生。罗孚有一个笔名叫作“柳苏”，如果用在这件事上，正应了那句老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