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碎之地-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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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莫尔伍德（兴致勃勃地）：漏水的小渔船对泰坦尼克的铺位。
卡申（疲乏不堪地）：自己的小渔船对泰坦尼克的铺位。
大约午夜时分，依旧清醒的代表和收音机听众可能会注意到，斯莫尔伍德的类比越来越简明，卡申的类比却越来越冗长。
斯莫尔伍德（干净利落地）：三轮车对火车车厢。
卡申（头昏眼花地）：使用过的，但是可以独立拥有和操作，虽然可能修理过的，但仍旧可以行驶的汽车对公共汽车上最后一排位置。
后减震如果运气好，可以在最轻微的颠簸中幸存，但当然无法抵抗三至五月间纽芬兰马路上的坑洼。
斯莫尔伍德或吸烟或吮柠檬，依旧不依不饶。
最后这场“类比之夜”于凌晨三点半结束。
斯莫尔伍德（不容分说地）：汽车旅馆对洛里尔别墅的顶楼。
卡申用嘶哑的声音说了个纽芬兰旅馆的类比后，瘫倒在地板上。
斯莫尔伍德告诉正在倾听的纽芬兰人民，卡申先生屈服了。
接着，他又继续列出大约50个没有回复的类比。
那时的卡申已经无力地躺在地上了。
正如我们在先前一篇专栏中所说，斯莫尔伍德支持加入联邦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他的支持是对任何一项事业的死亡之吻。
也许有一天，他可能会后悔如此彻底地击败了卡申。
但现在，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我渐渐争取了更多代表，让他们相信，该把加入联邦作为全民公投的一个选项。
虽然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依旧反对加入联邦。
他们唯一关注的是希望通过民主途径将它摒弃。
现在，离大会最后休会期只剩下38天。
类比之夜（3）
我散布谣言，说自己几乎濒临崩溃，希望能激起新一轮火力四射的攻击，借此为自己赢得公众同情。
无论如何，他们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我崩溃，人们一定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们。
于是，那些独立分子让我用38天中的34天不断宣传。
他们只利用，或者说浪费了四天来公开指责代议制政府的政绩。
他们认定，代议制才是谋求独立的真正敌手。
当一项将加入联邦写入选票的决议以29票对16票被否决后，一切似乎证明他们确实正确。
我指责那29位投反对票的代表是独裁分子，他们却反驳说自己由民主选举产生，并认为投出了适当的选票。
全国大会被无限期推迟。
除我以外，许多人都以为加入联邦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生命力。
最后，不出我的预料，英国不顾大会结果，下令将加入联邦列入选票。
不过这原本也是英国的意图。
菲尔日志1948年4月25日离5月3日全民公投越来越近了。
斯莫尔伍德依然相信，自己能让对手获胜。
现在，他在公众面前打领结，穿双排扣西装，想疏远支持者，该做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反效应。
现在，各家报纸纷纷称他为“衣着整齐”的乔·斯莫尔伍德。
联邦支持者创办了一张名为《联邦人》的报纸，独立支持者也创办了一张名为《独立者》的报纸。
斯莫尔伍德努力想使《联邦人》上的争辩减少到最低程度。
最近，《联邦人》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
画面上死神手中拿着牌子，上面写着：“为责任政府投票”，他的外衣上写满“渎职、饥饿、救济、疾病”。
斯莫尔伍德无法理解的是，《独立者》竟然用一张画着一头驴的漫画作为回应。
驴身上盖着“纽芬兰”的标记，使劲拉着装满“赋税”箱子的小车前行。
斯莫尔伍德算计着，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纽芬兰人民愤怒。
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骄傲，絮叨着纽芬兰比北美其他地区“落后”和“有差距”。
这招似乎奏效了。
这条消息把传递消息的人都弄糊涂了。
最近一次###上，相当多的独立人士为接近并攻击他而假扮联邦支持者。
但是，由于他的支持者的阻挠，他们眼睁睁失去这样一次机会，让他得以在一辆车顶上夸夸其谈后成功逃脱。
“这次运动需要的就是一个殉道者。
”汽车开走时他还在这样尖声叫嚷。
不过，等他意识到人们以为他说的“这次运动”是“加入联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就在前几天的电台直播上，他又一次将纽芬兰痛贬一番。
在他指出他正在直播，并五次讲到他所在的位置后，终于有一群独立人士将电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并想激他出来。
他刚准备出来，骑警到了，人群一哄而散。
斯莫尔伍德开始反思，为什么即便他躲在暗处支持的事业，也能让他给搞砸了。
坐在水上飞机上，我们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互相喊话。
我向下俯视，都是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半岛，海湾和湖泊全貌。
我希望能再飞高点，能把整个岛屿变成一幅地图，变成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各个部分，能表现出构成世界的独特之处。
靠着飞机，我们画了幅纽芬兰地图，以精确比例画出了海岸线。
我们逆时针做环岛旅行，陆地总在左边。
我想起以前经历的环岛旅行。
捕海豹，乘火车穿越无垠的荒原，与安德鲁一起沿南海岸航行，海岬赫然耸立在头顶。
想起冬天在西南海岸上睡在悬崖屋子里的那些夜晚。
坐在水上飞机上，我没像平常那样安静地沉湎于壮观的景色。
当然，也有可能，只要在空中飞翔，我还会相信，能找到可以配得上这片广袤土地的事业，一种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的事业。
我希望，自己最后可以不再被菲尔丁所羁绊，不再为烦人的过去所束缚，不再纠缠于现在没有，以前也不曾有过的经历上。
能否忘却在纽约选择爱情，却又失去勇气的那一刻？飞机飞过岛屿上空时，我却告诉自己，当时我是清醒了，并非是缺乏勇气。
能着陆的小岛和有居民的港口我们都一一停留。
北部和东北部的海岸依旧冰天雪地，使得着陆容易许多。
凡是我们到达的地方，全体居民成群结队拥出来迎接我们。
着陆困难的是那些不冻港，除了水面飞机无处可停。
我只能站在机翼浮筒上，一手紧紧抓着支柱，一手拿着话筒，感受飞机不断上下颠簸。
人们在岸边排成一行听我讲话，这时飞行员常常必须倒退，以免我们撞上岩石。
对这些居住在独立小港上的人来说，看见飞机着陆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老远就传来了引擎轰鸣声，那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接着一架水上飞机低低地掠过码头。
从机翼下面的一对扩音器里传出乔·斯莫尔伍德的说话声。
声音非常响亮，足够盖过引擎的噪音：“拉玛莱的居民们，我是“撞钟人”—乔·斯莫尔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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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4）
我来跟大家说说加入联邦的事。
我再重复一遍，加入联邦！”每每水上飞机在港口着陆，海滩上便人头攒动。
有些人把船驶向飞机，好像想把它弄沉。
机舱门打开，我手拿话筒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们离开时，人群中总是一阵大声欢呼。
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独立小港上演。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去的方式将他们拉进了我的阵营，是不是他们相信，是我单枪匹马让这架飞机，也是唯一一架飞机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
我对他们从没提及加拿大。
对这些连圣约翰斯都没到过的人，加拿大他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对这些人而言，选举犯不着进退两难，投票支持联邦也不算重大牺牲。
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渔民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既不把自己当成纽芬兰人，也不当成殖民地居民。
他们就是他们—起源于黑暗而神秘的阴间，从不知名的小岛和海湾上冒出来，然后在那里生，那里长。
加入联邦并不会让他们将自己当做加拿大人。
他们眼里的加拿大只是个模糊的地方。
仅仅因为我，钱从那儿流进他们手里。
他们投票加入联邦，借此获得母国补贴。
但加入联邦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不会有多大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比以前每月大约增加20元收入。
我现在所做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这一点，光凭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经觉得十分满意了。
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处在经济萧条中，饱受饥饿之苦。
现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他们害怕又一个30年代逼近了。
一个政治家应当相信，人民的福利依赖于他的成就。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能分辨清楚自私与无私的日子永远不可能到来。
这一天可能早就到来了，可能会在加入联邦之前到来，或者可能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到来，我并不知道。
仿佛等你注意到海水颜色变了，才努力回忆何时有的这番变化。
在我看来，除非历史学家认为我做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否则我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若是世上所有的历史书变成一本，而其中没有写入自己的生活，可以说自己的生命被浪费掉了。
如果能把法官那本书从1895年往现在推，要是里面没有我，我就真感到恐惧了。
我现在已经48岁了。
全民公决当晚，我们在总部的一群人围在收音机旁边，等待计票结果。
如我们所料，开始是独立政府占优。
我们知道最先报道的是圣约翰斯的选票。
唱了一晚上的票后，支持独立与支持联邦的票数差距渐渐缩小，但还没到不相上下的地步。
最终结果是没有一方得票超过一半，所以得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
代议制政府在此次选举中惨淡收场，最终不再列入选票。
第二次全民公决定于六个礼拜后，即7月22日举行。
28 邦德论博伊尔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从1901年到1904年，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任纽芬兰总督，在这期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辞辛劳地完善自己写的颂歌，可以说甚至疏忽了自己作为总督的职责。
他经常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逼得他妻子只好称他生病，不过没人相信她，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在楼上，在自己的书房里，从那儿的窗户能看到总督府的后院。
人们经过环形路前往总督府接待室时，常看见他侧身对着窗户，若有所思地朝外张望。
总理罗伯特·邦德爵士的一位同事在一封信中写道：“恐怕我们又摊上了一个皮克莫尔，”可总理提醒他不要被博伊尔太太的话所蒙骗，“很显然，只要是为那个玩忽职守的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编造病痛，博伊尔太太的创造力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朋友，请放宽心，此人并没生病，或者应该说，他跟任何日日夜夜吟诗作赋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也叫生病，那他早就永垂不朽了。”诗人就是这样被人说三道四；要是他们执著，这种议论就没完没了，一想到我也这样说过他们，我的耳朵就阵阵发烧。
从未相识的男人（1）
我不能，他们也不允许我不带上他们就一个人出去。
他们是我的保镖，有的曾当过伞兵，有的曾是摔跤选手。
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雇佣他们保护我。
我随身携带一把没注册的左轮手枪，总是装满子弹。
每天，我都会收到各种匿名的死亡威胁，或是电话，或是信件，地点则不分联邦总部还是家里。
所以，这两处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了。
早上出门，房子外面总能发现贴的标语，上面写着“卖国贼”，“叛徒”。
最后，我终于被支持者劝服，每晚带上妻子和孩子从一个安全地点搬去另一个安全地点过夜。
我们行色匆匆，坐上一辆支持联邦的干洗工的货车。
每晚六点车子准时出现，载我们去另外一所房子。
在圣约翰斯造势竞选时，我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会去眉脊山和父母一起吃饭，将保镖留在外面朝马路的平台上。
对能认出我的汽车的反对联邦的人来说，这些人实在醒目。
幸好我不在时，父母的房子并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母亲信奉圣灵降临，她的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反对加入联邦。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害怕加入联邦将意味着单独教派体系走到了尽头。
我父亲反对加入联邦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和我都讲不清为什么。
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凡是我赞成的事他必然反对，这成了他的原则。
自然他也反对联邦分子，不过他们不去骚扰我的父母。
离第二次全民公决还剩一半时间。
有个礼拜天，母亲到门口迎接我。
她显得焦虑不安。
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并没说起有什么人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只是说父亲不在。
去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停了一辆不认识的汽车。
“嗨，乔！”母亲跟我招呼，声音出奇的响，像是提醒我屋里有陌生人，或在提醒他们我的出现。
“有人在家！”她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仿佛在说我要有准备。
“他很想见见你。
”她把我领到前室。
一个男人坐在对门的扶手椅上，双腿交叉，膝盖上放着帽子。
要不是他那只定住不动，充满血丝的左眼，我都无法一下子认出他。
这只眼睛只有下半部依旧充血发红，仿佛它半浸半浮在血中。
他眼镜的镜片极厚，我估计他已近乎失明。
“海恩斯先生说他在纽约就认识你了。
”母亲紧张地说。
海恩斯没起身，我也没上前和他握手。
“很久不见，海恩斯先生。
”我说。
“俗务缠身，一直没时间啊。
”海恩斯说。
“海恩斯先生—”母亲停了一下，“海恩斯先生来是为投票的事，乔。
”“我是个纽芬兰人，”海恩斯看着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