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三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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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仨孩子，姐姐是“明珠”，哥哥是“理想”，我呢，什么他妈都不是。
听姥姥讲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就给憋死。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保大人！”就在医生护士们叮叮当当地准备好了“十八般兵刃”正要下家伙的时候，迎着夏季一缕金色的晨光，踩着窗外“大跃进”激昂的鼓点儿我自己出来了。那是1958年7月9日的早晨，天刚亮，所以给我取名叫白明。
这件事儿不论什么时候跟人家说起来，都觉得自己倍儿潇洒。可无论从哪方面讲，生我又都是多余的，尤其是按照人口学家的理论，我应当是被蛤蟆骨朵给吃了的“零碎儿”（据说五十年代民间曾流传吃蝌蚪避孕的方法），这“偏方”在当时也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有人吃出了毛病。照说应该是“饮活蝌蚪少许”，有胆儿大的偏招呼半盆。结果孕没避了，差点把命给“避”了。我妈当年吃没吃过蛤蟆骨朵儿？甭问，肯定是没吃过。老人家一辈子是素食主义者，到今儿个连牛羊肉的荤腥都不沾，哪咽得下去那玩意儿？所以就爱谁谁了，所以咱注定就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小时候父亲常跟亲戚朋友说：“老大心细，女儿嘛。老二踏实，是块材料。三儿不成，他除了会出幺蛾子，没什么出息。”
关于爱出“幺蛾子”父亲还真没冤枉我，可能是天性吧，这在“文革”期间曾有过一次“精彩表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字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同学串门儿从不敲门，都是在门口喊。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进胡同口儿就扯着嗓子，拉开长音儿喊：“白——明——白——明——！”嗓门特大，我姥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纸糊驴”，居然还就叫开了。
有一天纸糊驴跟我说，看见家门口造反派斗争“地富反坏”，他受到了“启发”回家就把他爸的“反”给“造”了。
我问：“你是怎么造的反呀？”他说：“忒简单了，从作业本儿上撕张纸儿写了个小号的大字报，贴在了我爸的床头。后来你猜怎么着？”
“后来怎么着了？” 我问。
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他给了我一块钱！你回去也试试吧……”
我特敬佩地看着他，心想：纸糊驴呀纸糊驴，你丫可真有两把豆儿。于是把脚一跺说：“成！”就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和棒子面蒸窝头，就说纸糊驴昨天已经在他们家造反了！
我妈说：“怎么着，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
我搂着她嬉皮笑脸地说：“不能够，跟您造反了谁给我蒸窝头呀。——可我想造我爸的反。”
“那你就造呗。”
“我爸不敢怎么着吧？”
“谁敢惹造反派呀。”
我心想“有门儿”，就激动了起来，跳到我爸妈的床上（那时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准上的），踩着被垛喊口号：“打倒白纪元——白纪元必须低头认罪——”我妈用粘满棒子面的手攥着根笤帚疙瘩把我给赶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这“反”要是“造”成功了，不给一块给五毛也成，可大字报都写些什么呢？就写“白纪元的十大罪状：一、像南霸天似的动不动就给人俩耳贴子。二、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还踹过我屁股几脚。三、好吃的都给我姐。四……五……”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把我叫到父亲面前说：“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吗？当面造吧。”睡了一宿觉这事早忘了，现在把我提溜过来不是成心整治人吗？心里骂我妈可真够德行的。
父亲在吃早点，正一丝不苟地往一块烤热了的窝头片儿上抹臭豆腐，那做派和那认真劲儿就像他当年在起士林里吃法国大餐，真叫一个份儿。
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可能是父亲感到不耐烦了，甩过来一句话：“去你妈的，该干吗干吗去！”
“哎！”我无比愉快地答应着，转身撒腿就跑。跑出去半条街了才想起来没拿早点窝头，哪还敢回去取呀，就径直奔了学校。
碰上了纸糊驴，他问我：“白明，昨儿个跟你爸造反了吗？”
我狠狠地搡了他一把说：“去你妈的，你丫该干吗干吗去……”
说完就晃着膀子走开。尽管肚子饿得咕噜乱叫，但觉着这派头已经变成我父亲了。
其实父亲给我的评价说对也不全对，我的确从小就不安分，但也的确是家里最豁达最实在的一位。别看父亲不待见我，可咱偏偏是个大孝子，晚年父亲羸病残阳，却得了我的济。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地伺候，恨不能他哪儿难受我就哪儿难受。临死前他曾说：“老三呀，我欠他的……”
父亲最后的一口气是在我怀里咽的，走得还算安详。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父亲和家里的这点事儿其实挺“传奇”的，总有一天得把它写出来，写成一本好看的书。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一直想到现在。
百年家事细说从头4
报纸的风波还没有完全过去，写书的心病又袭来了。
写吧，怕老太太受不了，为此我得落全家老少三代的埋怨。再有，虽然干了近二十年的编辑工作，可我从来没写过书。当编辑和当“作家”不是一个劲儿，我再清楚不过了。这书最后到底能写成个什么奶奶样，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不写吧，胸中块垒不吐不快，这已经变成了一种“夙愿”。况且，是有出版社“约稿”，让我有机会能在文人的行列里插一杠子，天上掉下来的这块馅儿饼不是谁的脑袋都能挨得着砸的。
机会终于来了，可我却有点肝儿颤，有点闹心。
是夜做了个梦，梦见我到北方出差，父亲却找来了，他给我拿了一件大衣，说这地方天气凉你别冻着。
“这该是我妈干的事儿，怎么让您来了？”我问。
“人老惜子！”父亲只说了一句，就转身走了。
我这个追呀，可怎么也追不着，一下子把自己给累醒了，出了一身的汗，一看表是夜半时分。
我把老婆给捅醒了；说：“哎，宝贝儿你醒醒嘿，好不当的又梦见我爸了。”
老婆不耐烦地说：“我还梦见我爸了呢，这有什么新鲜的。”
我说：“你不知道？现在这举动闹大了，该不是惊动咱家的祖宗了吧？”
老婆也醒了，凑过来说：“哟，没看出来你还挺迷信。”
“这可不是迷信，是心灵感应吧。”
“那你就抽工夫去给老爷子扫扫墓。”
“对呀，就你是明白人！”
说着话便翻身下床去穿衣服，老婆一把拉住我说：“你要干吗去呀？”
“我现在就扫墓去！”
“半夜三更的，你没毛病吧？”
“怎么没毛病？有毛病的才敢写书呢。老爷子没骂错我，就爱出幺蛾子，您就多担待着点儿吧。”
说着话我已经走出了房门，身后传来老婆的叫骂：“臭德行，神经病……”
我这人一向说风就是雨，十来分钟的工夫，车子已经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了。
5
这是一片回族的墓地（忘了介绍我们家是回族），四处弥漫着穆斯林特有的圣洁和静谧。这地方我来过太多次了，父亲和家族所有已故的亲朋好友都葬在这里。他们每个人的位置包括墓碑我都特熟悉，就更不用说父亲的了。
我很快就找到了父亲的墓碑，便坐了下来。
望着满空的星斗和天边的残月，我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心想：我他妈的是有毛病，为写本书半夜三更跑到坟地里找灵感来了，至于的吗？得亏坟地里没有寻夜的，要不然不是把人家吓死，就是被人家给掐死。可是要给自己的“家事”著书立说，非同小可，这事儿必须得跟父亲唠叨唠叨。
又点上了一支烟后，开始对父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说：“爸呗，最近儿子闹腾了点事儿，怪对不住您和家里人的。儿子把咱们家的故事都给捅到报纸上去了，惹得我妈特不高兴。这还不算，我还要把咱们的家事儿写成书，书里边写我爷爷、写您、写我自己。您老人家1949年就参加了革命，兢兢业业地工作。为入党您申请了一辈子，党也考验了您一辈子，到死您也没入上……这能怪谁呢？怪就怪那时候咱家的成分忒复杂，又赶上您点儿背，可这些都是那个时代造成的，您真是挺冤的！现在一狠心我把它们写出来，让人们知道其实您心里早就入党了，这多好哇，您说是不是……”
吸了口烟继续说：“就知道您最不待见我，要是您还活着，看见我这么敢干，肯定就是一顿大耳贴子。没辙，谁让您才六十出头就撒手不管了呢？在这本书里我要写好多的故事，有快乐的也有倒霉的，有浪漫的也有愚昧的，有出人头地的，也有窝窝囊囊的。总之，要把它们细说从头。但保不齐也会添油加醋，您还别骂，打小我就好这口儿，这您最了解呀……”
点燃了第三支烟，我说：“爸呗，要是您能活到现在兴许会帮助我这么做，您信不信，时代就把您给变过来了，您多圣明啊。可这老太太怎么还是老脑筋呢？您要是不嫌麻烦，抽空给我妈托个梦，开导开导她，别让她老是一惊一乍的。要是您也怪罪我，那您就先存着，俗话说得好，爱国不分先后，入土没有大小，早晚都得到您这儿报到。那时候您爱怎么罚就怎么罚，可今儿这事就这么着了，爱谁谁了。我先给您老磕头，算是向您请示过了……”
说完了以后，我就跪下来轻轻地磕了三个头。抬眼望去，天边已经泛白，天就快要亮了。
忽然间我的两眼模糊了，我在想：母亲所害怕的，绝不是怕她自己会被怎么着，她都快八十的人了，谁还能怎么着她呀？她真正担心的是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会不会自己给自己招惹是非。妈哟，垂暮之年了还让您这么操心。
父亲呢，死了都十多年了，可您那些“传奇”的经历还在为人提供素材，冥冥之中帮着我把它们捏拿成文章。人们读了之后不管是喜是悲，其实都是在品评您那时乖命蹇的人生和不安的灵魂。爸呗，实在是太对不住您老人家啦！
想到这里，我不禁潸然泪下，既而泣不成声，最后是号啕大哭。哭声惊起了枝头的几只宿鸟，在头顶上喳喳地叫了几声，倏地向远方飞去。
心中暗想：兴许父亲他听见我说的话了？
二○○四年冬三月
跺脚进皇城
大清朝同治年间，京师的顺承门——也就是现在的宣武门一带已经很热闹了，凡是走卢沟桥这条道儿进京的人都在这一带聚齐。从这里进城的多为老百姓，不是做小买卖儿的就是逃荒要饭的。可要是打这儿出去却“有头有脸”，不信您瞧那串串囚车，一路直奔菜市口；都是等着开刀问斩的。城门外不远的地方就立着一块石碑，那上边赫然刻着三个大字：“后悔迟！”
其实对那些快挨刀儿的人来说，这碑文不看也罢了，它主要是给活着的往来过客看的，别的不说，先就把皇城的“威严”撂在你跟前儿了。
这座“生死之门”每天照例是车水马龙，行人如织，人群中有一对父子行色匆匆，挺招人注意，因为这爷俩除了梳着大辫子之外，每人的头上还顶着个小白帽儿，一看便知道是回族。别瞧风尘仆仆的，但却透着穆斯林特有的一股子精神劲儿。
虽说他们一路不是要着饭过来的，但也很是拮据，好在回民有个传统，爱接济人儿。只要是回回开的饭馆、大车店，都能给口热的或腾出个铺位。就这样，爷俩总算走到了京城。
来到了城门口要交“进城税”，钱儿不多就二文。那些赶牲口的、推车的、进城卖菜的都知道把钱别在帽檐儿上，由守门的兵丁自取。可这爷俩不懂呀，任凭怎么讲都不明白，最后饶是多交了钱不说，还招了顿臭骂。一开口说话就更砸辞儿了，人家一听——咳！山东来的“大怯勺”。
这爷俩是进京打官司的，也不知道在山东老家是耕地让人占了还是家里头媳妇闺女让人欺负了，反正是有冤情。刚才看到的“后悔迟”多少让他们有点肝儿颤，可仔细一想：进城打官司又不是杀人越货，怕什么？于是爷俩紧了紧裤腰带，掸了掸身上的尘土，一跺脚喊了声：“走，进去！”这一跺脚不要紧，却把日后一个家族的“根儿”深深地扎进了这座皇城。
俗话说：“衙门口儿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
其实这在历史上也不尽然，有包青天式的老爷，也有娄阿鼠式的刁民，杨三姐告状不是也告赢了嘛。这爷俩的冤屈虽然没有杨三姐儿他们家大，可是在京城里一无亲戚二没朋友，这场官司也该是够难打的，可您还别说它居然就打赢了。
甭问，这爷俩就是白家从山东进京的“开山鼻祖”。这一场官司，不仅打赢了道理，也打出了白家以后一百多年的红红火火、兴旺发达和风风雨雨、家道中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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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道藏银”
在白家的家谱和口碑中，对这爷俩的记述其实并不太多。甚至连那位老者叫白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其所终。白家门儿的历史要从这位“小爷儿”写起，他就是我们家和所有沾白字儿的宗亲顶礼膜拜的“高祖”，名字叫白松岭。
老祖宗白松岭的形象在后代人的脑海中非常高大，不仅因为他是当年“跺脚进城”的第一人，他还有一个“拾金不昧，劝人向善”的故事，就像家训一样在白家一直流传至今。
说的是自从爷俩打赢了这场官司之后，白松岭便落脚京城，靠着一把子力气和好人缘儿，在西郊一带干起了赶大车的活计。
有一天，来了两位旗丁老爷雇用白松岭的大车，半道儿上因为酗酒这哥俩打起来了，人脑子打出了狗脑子，最后两位大爷都不知了去向，“货”却落在白松岭的大车上。仔细一瞅，真主哎！原来是一箱白花花的“库银”。
这不就跟撞上了财神爷一样吗？可他老人家一想，丢了“库银”这二位可是砍头的罪，于是就转着四九城的找，先找到了西三旗，没有。又奔了外火器营，还没有。最后，是在四王府一带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