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画记-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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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了眼界，又活跃了思维。思维，是一种无形的写。写字，是动态的，看，是静态的，看的过程中脑子在思维，这也是一种对立的统一。写字要很慢，不要急躁，和画画不太一样，画画有用笔的徐疾，变化多，书法也应该有很多变化，但是它不同于绘画。字的变化很小。”
　　可染老师没有赶上电脑时代，现在很多人基本上不大写字了。他在那个时候就觉得人们用圆珠笔、钢笔、粉笔写字，不用毛笔，缺少了练基本功的机会。
　　可染老师认为，书法是美术的一种，字形要写得美。当时，可染老师拿了一张大幅的纸，提笔给我写了一个“爪”字。他问我，“你看好看吗？”我说“好看。”他说，“这是因为我控制了手里的笔。”他让我也写一个。我说写不好，但还是战战兢兢地写了一个。当然，我的字不能和老师的相比。老师评点说，这是因为我还是不能控制住手里的笔。
　　连续几次上课，可染老师都是给我讲写字；讲哲学。这时候，他话锋一转，说道，“今后，你的学习重点要变了，就是以画为主了。从现在开始，李可染要求邓伟，绘画放在首位，附带着写毛笔字。我的教学方法，就是单纯比复杂好，集中比分散好，这就是辩证法。我讲单纯，就是让你画画讲集中，就是让你突破对形的理解，趁热打铁。冷冷热热，是学不好画的。”
　　这时候，粉碎“四人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国家在很多事情上正在落实政策，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力度比较大。可染老师给我讲哲学，讲辩证法，而且是那样的认真，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给我讲。实际上，他是在预习，备课，准备尽快返回讲坛，为国家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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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礼　物
1977年的年初，可染老师从香山搬回了三里河。这天我去看他，我想再给他磨一盘墨，他说他今天不画画，家里有些事情要做。他问我认识北京火车站吗，我说认识，然后他就给了我一张写好的纸条，上面写的是第几次列车，几点到，在几节车厢接人。原来要接的人是可染老师的老师钱食芝先生的孙女钱云。她在徐州的一个医院工作，现在要来北京看病。老师已经给钱云安排好了旅馆，他要我去火车站接站，并把客人送到旅馆。
　　出门的时候，他又给我了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钱云”两个字。他让我到了车站后把这两个字举起来。他还说，到了车站以后，我会看到一个脸庞瘦瘦的，眼睛挺大，亮亮的女同志，她就是钱云。老师又塞给我一些零钱，用纸包好了，说是买公共汽车票和站台票用的。
　　到了北京站以后，我找了一个熟人，也没买站台票，就把我带进要接站的站台。这时候我看到一个女同志站在那里，瘦瘦的，我也没举可染老师给我写的那两个字，就问她是不是姓钱，她说是，我说我是可染老师让我来接您的，她很高兴。我就把钱云送到了旅馆。
　　回到三里河，我把剩下的钱如数交给了老师，看得出来他也挺高兴，他说，“很久没有给你吃巧克力了，你把剩下的钱买巧克力吧。”他自己念叨说，剩的钱可能不够，就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块钱一张的新票子给我，要我立即去买。我坚决不要，说我又不是小孩了。可老师说，“你在我眼里永远都是小孩。”
　　也许是老家来人勾起了老师的思乡之情。他讲起自己小时候学画画的往事。
　　他说，小时候经常爬到徐州的城墙上玩耍。十三岁时的一天，他正在城墙上奔跑，忽然看见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有一群人正围着一位画家，观看他现场作画。那户人家在徐州城东南莲花池旁的快哉亭附近。儿时的他虽然很淘气，但打小他就喜欢随手画上几笔，他一下子被这位画家吸引住了。一连三天，他都不由自主地跑到画家院子后边的城墙上，静静地观看他作画。
　　院子里的画家注意到了城墙上的李可染，他邀请这位小观众从墙头上下来，并把他让进屋里。听说这个小孩喜欢画画，画家铺了宣纸，让他随意涂画。李可染毫不怯场，信手画了山石、树木和几个人物。画家看后，连声说：“不简单。”
　　原来他就是徐州“集益书画社”的画家钱食芝。钱先生当场决定收李可染为徒，还画了一幅四尺整纸的山水画送给他，画上题诗勉励道“童年能弄墨，灵敏世应稀。汝自鹏搏上，余渐鷁退飞。”钱先生成为可染老师在美术学习上的启蒙老师。
　　可染老师说，“很多人都知道我小时候学画画的事，今天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因为你帮我做了一件好事，你把我老师的孙女接来了。”他详细问了我接车的具体情况，我把接站的具体过程说了一遍，让老师放心。我这时就准备回家了。可老师要我一定把剩余的钱拿上，还问我“是不是嫌少啊？”我说：“我给您干活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对你辛辛苦苦教我的一个报答。您要接您老师的孙女是您对您老师的报答，我去替您接她，也是对您的报答。”可染老师听了，笑笑，幽默地说，我没给你糖吃吧？意思是我的嘴“甜”，会说好听的话了。
　　还有一回，可染老师对我说，他的儿子李庚发奋努力，决定到日本去深造。他说：“邓伟，我从来没有问你要过东西，现在李庚要去日本了，你准备送给他一件什么礼物？”他看我一时没有想起来，就说，“我给你介绍一下，你们家有没有《文心雕龙》这本书？我托人跑了一些书店实在买不到，你如果能够找到，就代我作为你的礼物送给他，好吗？”
　　我父亲研究历史，又教授文学，家有藏书万余册，可是文革一开始都被抄走或焚毁了。我回家把这事告诉给了我父亲，他说，李老师说的这事咱们肯定要办，可是这事有难度。他立即到中国书店，新华书店去找，都没有这本书。最后，父亲通过他的一个老朋友找到了一本，是他这位老朋友家里的一本藏书，还包着书皮。
　　这天，我兴冲冲地把书交给了可染老师。他非常高兴，一边翻着看，一边喃喃自语：“这个书好啊，好……”他叫李庚过来，把《文心雕龙》递给他，说道：“这是邓伟送给你的一个礼物，你也要还给邓伟一个礼物呀！”李庚高兴得翻看着，可是听到父亲后一句话，又有些为难，说：“我有什么礼物呢？”老师说：“你把你的画拿出来。”李庚回到自己的房间，抱出来一摞画，可染老师站在画旁边，一张一张地看，挑选，约摸过了一个钟头，最后挑了三张，他选择了其中一张画的是江南山水，画面上有渔船，山，树，是四尺三开的。老师端详了一阵子，就在画上题了字：李庚画，送邓伟。然后印了他自己三个印章。这幅画成为我和李家两代人之间情谊的见证。
　　题好字后，老师对我说，“这是我们父子俩给您的礼物。因为《文心雕龙》是令尊大人和你一起送给我们的。”然后，他又把送我的这张画钉在墙上，看了好久。这时，阿姨来喊吃饭了。可染老师不让我们去，对我说：“李庚给你准备了。”我和李庚到了他的房间，这时，屋里还有华君武先生的儿子，就我们三个人。李庚在楼下商店小卖部买了几个罐头，我们把门一关，边吃边聊。李庚那天很高兴，手舞足蹈的。他说他非常喜欢《文心雕龙》这本书，一定要好好学。我们吃了很长时间，等我们出屋的时候，老师已经回他的屋子午睡去了。他给阿姨留了一句话说，别让邓伟走啊。
　　下午三点多钟了，老师醒了，这时我正在李庚房间说话，他敲了敲门问：“邓伟在吗？”我跟老师到了画室，他把墙上的那张画摘了下来，用报纸包好，递到我的手上说：“画的还可以，留个纪念吧！”
　　后来可染老师在日本办画展，他回来后，我去看他，他拿出李庚在日本出版的一本画册送给我，说：“这是李庚在日本办画展时出的一本画册，我代表李庚送给你。”他又说，“李庚太粗心了，他也没有向你和您父亲汇报他学习《文心雕龙》的体会。”我没有想到老师的心这么细，还记着我们送李庚书的事。
　　他慢慢地翻动着李庚的画册给我看，他指着李庚在一座庙前的留影，说：“你看李庚住的这个环境，有诗意，有画意，就看李庚有没有笔意啦！”
　　老师送我一本他在日本办画展时出的画册，当中的作者肖像是我拍的。“我还没有给你稿费呢！”说着，李老师用毛笔在画册上为我题字，又盖上印章。
　　

十、听老师讲画
因为老师已经说要教画画了，过了一个星期，再去老师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时间临摹的黄山风景写生，还有我画的我们家院子里的两棵枣树，四合院等画稿，带给可染老师请他指教。
　　看了我的画，老师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只是开门见山地说，“今天就和你谈谈画画的方法吧。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必须把它分解了以后，一点一点地谈，一步一步地走，这就像学习一样，画画要有顺序，学而无序，反而会慢。”
　　老师说，学习画画的方法有直接和间接的两种。直接的是主要的路径。他说，“我为什么反对你临摹呢？因为那是间接的经验。当然也不是不要临摹，只是不要临摹得过多。”针对于我上一次拿了六张画给他看，有四张临摹，两张写生的情况，老师批评说这个比例就错了，应该是一张临摹，三张写生，写生应该占多数。这是直接训练的方法和手段。而临摹呢，是学人家现成表现形式的经验，间接的学习就像是隔了一层。
　　谈到画素描风景的方法，可染老师讲了自己走过的路。他说自己在对景写生，画草稿的时候，是当作一个素描作业来完成的。每一张作业，最关键的是把最黑的地方先画出来。宇宙间最黑，最亮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煤，黑能黑到什么程度？他曾留心观察过。煤是有反光的，它亮，能亮到什么程度？他看过太阳，看的时候，还不敢看，怕把眼睛晃坏了。科学家可能是用特殊仪器看的，一般人看不了。这也就是说，最黑的，和最白最亮的东西在世界万物中、在宇宙中都是非常少的。而中间色比较多，最丰富的就是中间色调。他说在写生的过程中，用铅笔表现对象的时候，主要是充分表现中间色彩的丰富性。说到这里，他拿出了两本速写给我看，一本是他画的树，一本是他画的山。老师说，等他给我讲完以后，就让我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一页一页地翻。光是看，不要说话，在看的过程中，要想一想他刚才讲的那些话。
　　老师刚才讲的那些话归纳起来就是，要把色调层次画出来，要分黑白灰三大面，五大调子就是亮面，高光，反光，暗面，明暗交接线，明暗交接线是最重要的，要抓准、抓住。
　　这时候老师拿出来一本他画的山，这是他对景写生画的，不是拿照相机记录的。他说他画的那个山的受光面的轮廓线，是准备将来用墨在宣纸上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个形态抓准了，明暗关系的过渡就抓住了，就有了变化和转折。接下来，他又把他画的那本松树拿给我看，指出他每画一棵松树，上面都有明暗关系，有受光面和背光面，这样画出的树，就有立体感和转折感。老师把刚才讲的又归纳了一下，说，“绘画的方法，是比较的学问，要反复地不间断地进行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明暗。没有比较，就没有变化。没有比较，就没有形态。经过比较和一定的求证之后，再认真地画下去。”
　　老师就不再讲画了，他说他还有事，就回到他的房间去了。我就在画桌前坐了下来，看他的那两本速写，先看山，接着又看树。
　　等可染老师从卧室走出来，他对我说，“我今天要考你一下，今天你看了我的写生作业，我也看了你的写生作业，你看咱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
　　听了这话，我心里有些紧张，就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我的习作怎么能和您的作品比呢？”老师说，“你就说说你画的这棵枣树和我画的松树吧。”我说，“您画的松树上面的皮，用了灰调子，变化很多，松树的前后关系，黑白，空间关系也画出来了，尤其是暗的地方，都表现出来了。我画的那个枣树，有点像白描的性质，黑白关系没有掌握好。”李老师补充道：“不光是大的块、面关系没有掌握好，就是刚才我给你强调过的，灰的，中间的调子，不光要画出来，而且要把调子的丰富性，立体性充分表现出来。树干、树叶之间的关系就是暗面和亮面的对比，它的前后面空间的对比，就是要在比较的过程中产生明暗。不是说把黑的和亮的画出来就有明暗了。”
　　老师告诉我，他还有几本速写，以后还会给我看的。这时我照着他画的松树，用铅笔随手画了几笔，老师立即把我的手按住了，说：“你现在更多的是去思考去看，而不是按着我给你拿来东西急于摹仿。比如说画树，要到大自然中去看，要用你的手，你的思想去表现那棵树。经过比较之后，想想如何画好那棵树，而不是照猫画虎，画一个我这样的树，这是没有意义的。”
　　1977年3月13号这一天，我去可染先生家的时候，遇到山东的两个画家刘宝纯和张登堂。他们两人沿着黄河画了很多写生和创作。画稿就有一大摞。这回他们专程从山东赶来向可染老师请教。可染先生见我来了，就说今天我们俩不上课了，他让我在一边认真听，他跟这两位朋友的谈话，并让我做做记录。
　　可染老师接着细细观看两位画家带来的画，他一张张地看，看得非常慢，也非常有耐心。看样子我来之前，可染老师就已经看了一会儿了。看完画稿，老师把我的笔记本拿了过去，在画桌前坐了下来，思考着什么。
　　片刻之后，可染老师拿起笔来，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三句话，一句是“咫尺有千里之势”，第二句是“山中有龙蛇”，第三句是“蚕头蠖尾”。写完了以后，他对山东的两位画家说，咱们一起再议一议吧。接着他就谈起他写的这三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