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起刀不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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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并不那么崇高，而它对日后中国足球起到的意义，也没有那么崇高。
倒是，“保卫”给某些人借口，“崇高”成了一纸空文。“保卫”打破了本来的心灵规范及力量制约，就像有了第一个以“献给恋人”为由偷摘了玫瑰花，园子里必定失去本来的平衡机制，玫瑰园将一片狼籍………
“你给第一个错误安上借口，然后将万劫不复”，我相信这句话。
1995那一年，被称为中国职业联赛的“黄金岁月”，不过我倒认为它应该被称作一个“疯狂的恋爱季节”。我们在那一年两眼放光、头顶冒汗、心脏加速、灵魂出窍………我们与中国足球一起挥霍着激情，自欺欺人地制造着各种理想与头晕目眩的光环。
但是恋爱本身并不能给人启发，能给人启发的是失恋。在我们已不像发情的野兽走在大道上，严肃的回顾与讨论一下“保卫成都”是有必要的。
克娄巴特拉的鼻子
恩格斯曾经有这样一段精妙的论述：“如果埃及艳后的鼻了再高一分，或者矮一分，整个古罗马的历史将改写。”
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是天生尤物，古罗马帝国的几大强权人物庞培、屋大维都围绕她进行着明争暗斗。没有克娄巴持拉就没有绵延的战争，没有战争就不会形成今日欧洲的格局。
恩格斯想说明的是，历史的偶然是形成历史必然的重要因素。
’98赛季的最后一轮，中国足坛也出现了“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即使在现在，我们都记得彭晓方那“惊天的一脚”，试问，如果彭晓方那一脚高深莫测的射门“高一分”，或“矮一分”，整个中国足坛的格局是否会变？
从不掉级的八一队在那一脚下掉级了，从不落泪的车范根在那一脚下落泪，从1995年开始就不相信真实的人们在那一脚下相信真实了。
随着默默无闻的彭晓方的爆发，中国足球自’95以来那一重铁幕被炸开一条裂缝。
我坚持认为，从’95的“保卫成都”到’98的“惊天一脚”，中国足球走完一个轮回。’95崇高是“伪崇高”，’98崇高是真正的崇高，既然起点由全兴开始，那么终点在全兴结束，让全兴解开这个历史大结是天意！
天意认为，历史的“必然”一定由彭晓方这个“偶然”完成。
那一年末端的传闻很多，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已经成为传闻的集装箱。由于3支队的生死拴在全兴这条细细红线上，加之形势几乎决定李章洙与车范根两个韩国人必有一人血溅五步，所以西部的两个重镇——重庆与成都就聚集着“亿迈出双黑色的眼睛”。
那天天很闷，成都和重庆之间的无线电信号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在厚厚的去层中穿梭。看台上手机呼啦摔跟头一大片，两边都在密切关注着另一端的变化，“喂，偏了吗？”“哎呀，情况不妙呀啊。”“………进了，是真的进了！”那情形，很像战斗片中紧张混乱的前敌指挥部。
重庆，球迷像喊着川江号子一样喊着“保卫”成都，球迷们以一种奇怪的神情注视着这场“无所谓的比赛”。按弗洛伊德的观点，人在能决定其他人命运的时候，比被其他人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心理还要紧张、不适。这种感受，与’95“保卫战”中的激越感绝对两样。
我得承认，当时我深信不疑全兴将放弃这条比赛，“成都保卫战”中的一切都历历在目，从江湖道义而言，八一是全兴的救命恩人。无论是从中国式的政治背景还是中国式的人情世故来看，这不过是一场形式主义的比赛。
结果是惊人的。彭晓方的进球让我像只受惊的青蛙弹射出去，本来八一还有无数机会，可惜打平就保组的八一像耗费生命一样耗掉了最后一妙钟………
比赛结束。车范根这位在《韩人有种》里被我塑造成“具有标枪一般身形、鹰一般的眼神”的标准韩国男人竟哭得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他的麾下，就如蚯蚓一般不知是痛苦还是喜悦在草皮上抱头扭曲着、翻滚着……
故事到这里已经够煽情了，重庆大田湾最终上演了一产喜剧片；而成都却是一部灾难片，我敢说，所有的革命战斗片中都看不到我们的战士们这样凄苦。
’95“保卫成都”与’98“惊天一脚”，不知为什么，我总愿意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我总觉得有些像《十二猴子军》中因果循环的意思。这三年中，中国球迷没有收获到什么，除了一份“玩世不恭”——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回归了？
与3年前一样，第二天又有很多声音在称道彭晓方一踢之下的崇高意义。挫败者已经退次席，彭晓方像个英雄一样被推到前台。
我知道，这“崇高的一踢”实际是声名狼藉的中国足球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必须被凸现出来，并像一块贞节牌坊立在路中央，因为我们需要。
彭晓方在那脚射门后便消失在公众的视线中，那脚射门即使从专业眼光来看也很漂亮，脚背压得很直，摆腿很迅速，皮球像流星一样划入球门死角。
我想问彭晓方射门一瞬想了些什么，但他的手机中一个女声告诉我“用户已出服务区”……我知道，找到他也说不出什么，“那只是一种感觉罢了”，我采访过的所有射手都爱这么说。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一踢的偶然性，但大家都不愿否认“偶然中有必然”，我也一样。“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是偶然，但它“必然”影响着古罗马的命运。
“小人物”彭晓方就这样偶然之间“崇高”了中国足球，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这一瞬间产生的意义。当然“假球”仍将顽强存在着，但从那偶然的一踢开始，“假球”便不敢披着“崇高”的羊皮招摇过市了。保卫什么？连八一都不保卫了，还有什么坚冰不能击穿的呢？
所以，彭晓方一脚还清了自’95赛季以来中国足球的孽债。
斯蒂芬·茨威格说：历史是由若干现代战争重大瞬间组成的，改写历史的，可能是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
突然就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丽春院出身的韦小宝从来没想到过要崇高，他的至高理想不过是八间丽春院、丽夏院、丽秋院等等，那些“关云之长，诸葛之亮”的招牌不过是他临急时扯来的而已，他是小人物，犯不着跟“崇高”较劲。
但比起《鹿鼎记》中众大侠、众王公甚至皇帝老倌儿，韦小宝却是最崇高的。杀鳌拜、诛太后、退反贼、收台湾，直至力拒罗刹鬼子让我国疆土不被吞噬。
韦小宝不为“崇高”而崇高，他的“崇高”都是阴差阳错顺手牵羊甚至逃之夭夭时建造的，手法低劣庸俗自不待说，每每“崇高”之后还追悔莫及，因为他是小人物，牺牲了私利自然心痛肉痛。
但韦小宝仍然可爱。正如我在《关于保卫》中批判的“伪崇高”一样，崇高与否不是你主观的看法，而在人客观的结果。一个小人物如韦小宝能在关键时刻改写历史，不管心里是否“仁义道德”，只要让历史在“偶然之间”前行，这就是“崇高”。
所以，世上没有崇高的人，只有崇高的事。
用这个道理来套’98全兴vs八一其实很准确；我们不要夸大人对事件产生的崇高意义；而应该意识到偶然的事件让人显得无比崇高，彭晓方虽然是“偶然一踢”，但这件事却是真正的崇高。
现在我们可以回溯一下。’95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保卫成都”使各种“保卫”走向足坛；’98最后一轮——全兴vs八一，“崇高一踢”使“保卫”成了一种笑柄，“假球”还存在，但人们已觉醒假球必须割除，这不仅直接引发了“打假扫黑”的呼声，也间接促动了中国足协在次年就开始了“打假万里行”——调查渝沈悬案。
两场全兴vs八一，洋溢着截然相反的历史角色——头一次“保卫”保卫了全兴的甲a，后一次“保卫”保卫了中国足球的名节，历史，是需要“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来催化的。
我认为，反思历史的方式是可以多样的。它可以是悲壮，可以是轻松，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幽默。但有一点，它必须有趣，或者说有意义。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塑出萧峰这样豪气干云的大英雄，又在《鹿鼎记》里勾画出韦小宝这样大俗特俗的小人物——金庸说，这两类型实际上都是改写历史的英雄。我举这个例子要说明的是，这两个人都很有趣，很有意义，他们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书写历史，也让我们反思历史。
但如果把“君子剑”岳不群当成英雄就不应该，他是“伪崇高”，典型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所以，反思中国足球’95、’98末轮两件大事就要警惕“君子剑”——那种先把全兴vs八一的’95版煽情得泪流满面，再把全兴vs八一的’98版搞成先知自觉的革命行动就非常无意义，或者说无趣。“君子剑”一生都在江湖上扮“崇高”，最后也只落得个修炼《葵花宝典》修炼得人性全无……
彭晓方只是这么偶然一踢，他可能一万次都飞出界外，但这一闪却直奔死角——历史就是这样，我们仍然把这偶然的崇高当成真正崇高。既然埃及艳后的鼻子不会高一分也不会矮一分，彭晓方那一踢也不会高一分或矮一分……
感谢天意，这也是彭晓方进球后迄今惟一的话。
一座荒诞的围城
1998年9月27日，中国足坛“巨无霸”大连万达队在俞元聪一声哨响中结束了足协杯半决赛。然后，王健林在黑夜中一声怒吼：“我要退出，这里太黑！”10月18日，当时的雅琪俱乐部老板周建国也宣布：“拍卖球队，退出足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地震，远在北京的中国足协会分明感到椅子都震动了。
王健林、周建国退出了，但这并不妨碍其他人冲进来。“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要出去”，这是一座荒诞的围城。
中国足球资本论
资本的困惑
中国足球的“资本”，在这一刻突然困惑了……
先是苦心孤诣两年的周建国宣布“大撒把”，接着，代表中国足球尖峰水平的王健林决意退出足坛。两例个案郑重说明：支撑中国职业足球的“资本”，已产生信心上的动摇。
绝不能忽略这两例个案所代表的历史意义，它们意味着——这些足球的“资本”（姑且如此定义），已对自身生存的状态与发展的形式提出疑问。
不妨来看“资本大撤退”时扔下的理由——
雅琪的周建国说：“足球是能赚大钱的，但中国的环境不行，足球与市场的关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说到根本，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一路的。”
万达的王健林说：“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国足球要多黑有多黑。如果不彻底进行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2002年世界杯中国照样没戏。”
关于中国足球，没有比周、王二君更精粹、更直接的评论了，在“职业化”五年来所有的球评中，这两则已登殿堂——唯有“资本”的拥有者与运营者才明白中国足球的弊病所在。
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理解为中国足球的“资本”向体制开火的宣战书。
《现代汉语辞典》对资本如此解释：用来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的生产资料和货币。
意思豁然开朗：当王健林们携生产资料和货币进入足球的生产或经营以求牟利时，这部分生产资料和货币可能成为关于足球的资本。
但这时，问题便出来了——王健林们在苦心孤诣数年之后陡然发现，这个过程中居然少了一个极其关键的不节，那就是牟利。
马克思告诉我们，不能牟利的资本不是资本。这说明，王健林们关于足球的“资本”永远只能加上虚无的引号。因为他们无法牟利。
需要说明的是：当货币不能通过一定的关系生产最大的利润时，它仍不是资本。通俗地说，当王健林们只是每年斥资数千万换回广告效应时，或最多收回区区数百万票房收入时，它仍然不是资本。马克思早就说了：资本，拥有最大的侵略性。
明眼有都知道：王健林关于“假球、黑哨”的说法仅是一个导火索，沉郁于王君胸中最深的苦恼在于“体制”他承受不了体制带来的压力。这一点，个体户出身的周建国更为直率，他说：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这样投进了一个无底洞。
中国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职业化？不是。甚至连半职业化也不是，因为——投入数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老板们根本无法按资本运营规律办事，最多，他们只是一个赞助商，通过赞助换回点江湖名声，或寻求政府的政策优惠。但即使这样，也不是真正的资本运作，至多只是官商合作。
当中国足球尚处于幼稚阶段，“资本”的拥有者尚能接受扮演“赞助”的角色；但当足球的大盘飞速扩张之后，也就投入的资金飞速扩张之后，“资本”拥有者的心态必然失衡。
这里，必须提及默多克，那个澳大利亚传媒巨子。这位62岁的老人凭借资本对足球发起的侵略与攻击已昭示天下——足球是个聚宝盆。于是，在中国以货币支撑足球的老板们必会怦然心动，准确地说——他们要在给足球投钱之后再赚钱。
于是，悲剧将必然上演。因为中国足球的体制如铁幕般挡在面前，体委、足协、观念、规则不停地要否决他们的要求——“资本”困惑了。
但体制与观念就像一座冰山难以击破，中国的“资本家”们任何努力都很无力。中国的体育观念，是从“锻炼身体，保卫祖国”衍生而来的，它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足球的“市场经济”从一开始便会遭到不断的挫折，从计划经济而来的中国足球，要达到“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的目标，真是的犹如“从此岸到彼岸”那样遥远，中国足坛还没有形成“资本化”的温床。
因为资本本身不是某种实物，而是通过此物体现出来的某种关系——马克思说的。
恍然间，已仙逝一百多年的马克思站出来，指挥中国足球笔曰：“记住皮尔的故事吧——皮尔到澳洲去淘金，货币、绵羊、奴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