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起刀不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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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咔颉！�
记者说：“很多球迷也这么看。”
于是王俊生说出了这句肯定绝大我数中国球迷大吃一惊的话：“我本来就是中国球迷集体利益的代表……不过由于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其实我的意见和群众很多是一样的，只是过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话。”
在这次赴京采访中，记者采访到王俊生与球迷的两个小故事。
一个“10“29上海之战”，一位远道而来的锦州球迷，不但球没看成，鼓还被收缴了，人差点被铐起来，这位关东汉子流下了眼泪。后来有人告诉了王俊生这件束，他便亲自在深夜与有关方面联系，帮他取回了鼓。后来那个曾经多次喊过“王俊生下课”的球迷，拉着王生，想说什么说不出，扭头便走。
另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认出，地人指着鼻子骂他，内容大抵是平时我们在看台上或球场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类，家人就在旁边，王俊生无语。
记者问：“你认为你是中国球迷利益的代表，怎么对待球迷的骂声？”
“球迷要的是结果，我负责的是过程。过程不能满足结果，群众骂娘当然是应该的。”王俊生说，“其实要说急，我王俊生应该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说他代表“球迷利益”时是何心态，也不知道当球迷看到王俊生说他们的“利益”时又是何感受——但我们知道王俊生和球迷虽然拥有“共同的利益”，却又有着很不同的地方，中国球迷要的是“出钱”这样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负辱”这样的小满足。因此，利益相同的双方在这样的时刻就如此尖锐地对立着。
这就如同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国足球最大的“生产商”中国球迷则是“消费者”，当“产品”始终不能让“消费者”满意时，“生产商”却站了出来，声称自己才是“消费者”利益的集中代表，这多少有些滑稽。
在这次为时三天的触击中，我时时感觉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国足球各方在视觉上的矛盾——王俊生试图用“过程…结果”论来诠释这个现象，但“过程”与“结果”本质上应该是协调的，不知为什么“过程”的王俊生及中国足协很少满足球迷的“结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够的诚意来表达他与球迷的关系，但也许，这个“过程”与“结果”本身就有南辕北辙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个球迷，但既然被赋予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毕竟，他从事的是一项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别人就会联想到我。
我性格内向，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
我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
阴沉的脸、冷漠的眼神、生铁一样的语气——这就是王俊生留给新闻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他经常成为揶揄甚至批评的目标。
王俊生是怎样看待这一切的？“现在有关足球的报道，一提到‘干部’‘组织’，辊人就会联想到我，网上的说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着说出这句话，“其实我真心诚意感谢新闻界的支持和帮助，但很多人认为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是个误会。”
记者问：“你是否考虑过为什么会有误会？”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决定我不会很热乎地和别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队当队员时就不愿出头露面。我从来没有瞧不起记者，更不会恨记者，这只和性格有关。”
记者说：“作为足协副主席，你就必须变换一种亲和的方式和新闻界交流。”
王俊生说：“现在我已经适应多了，我很愿意和新闻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压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性格外向、善于言辞。我很难说出什么豪言壮语。”
记者问：“你个人是否认为媒体经常添乱呢？”
王俊生答：“我从来都认为媒体对中国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国足协应该多与记者交朋友，当年许放这一点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确试图改变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对与足协关系紧张《足球之夜》记者的刁钻提问，王俊生露出少见的亲和：“这个问题虽然不在这次会议的发布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很高兴回答你这个问题……”然后足足讲了有5分钟……
我的这次采访是在国内26路教头“京城会审霍顿”的会议期间进行的，在这次会后，王俊生居然向几个前去采访的记者问了“好”，我说：“这并不是你的风格，记者们觉得这样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说：“我一直想这样做，特别是与记者探讨中国队技战术的不足。”说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话，不厌其烦地在纸上画图，讲解李毅的跑位线路与技术习惯的不足，从而证明国奥队为什么不用这匹马作为首发主力。作为王俊生，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敌人还朋友？对于王俊生和新闻界，这一直是个问题。虽然年初的青岛足球工作会议，以王俊生为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说不……不幸的是，没过多久，双方就出现剑拔弩张的局面。
如果要夸张地套用一句话形容这个关系——“做一天的敌人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的敌人”，中国足协与新闻界正是做到了最难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对记者时还有没有乐趣，但我知道很多记者表示面对王俊生没有乐趣，对此，我们双方都应该感到悲哀。
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性格”，也不在于“角色”，事实上——双方分工虽然不同，但目的与利益应该是一致的，这有些类似于球迷与王俊生之间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他应该知道，在任何一家媒体前，他都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足球形象。何况，媒体面对的是巨大的市场，肩负的是民众的“知情权”。因此，他不能简单地以“计划经济”时代的眼光对待媒体。这是对一个现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许，当中国足协具备了与新闻界打交道也能游刃有余的能力时，其它的种种能力也就具备了，毕竟，足协这个机构不应是一个传统的衙门。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国足协的观念和机构体制都将深化改革下去。
中国搞“职业联盟”的条件还不成熟，只能由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
观念与机构体制——影响中国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碍。这是普通的中国球迷都能总结出的弊病。大多数人人为，中国足协不愿在这两大障碍上“动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于是记者的采访进入到最尖锐的部分：“足协的观念是否阻滞了中国足球的发展。”王俊生似乎不愿意马上接触这种尖锐的撞击，他是沉默了很久，才从各个侧面变通地给出答案——
“职业化改革才第6个年头，很我东西我们以前根本不懂，有些开始以为对的后来证明是错的，也有以为错的现在证明是对的。但我们不断地在观念上与具体操作中进行着改进。比如12分钟跑、转会制度，很多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理想和观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国，总结足球很多时候不能离开一个大背景，很多事情得从足球以外——诸如经济、文化、历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认为，1994年的职业化改革是中国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协机构的改革，中国足协这个机构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这个提法’。王俊生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坚决，“机构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职业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确的前提下，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足协机构肯定要改革，但现在不是改不改的问题，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们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去改革。”
——“比如说我们考虑要恢复国家队教练委员会的机构去选下届国家队主教练；而且，中国足协内部近期内肯定要做一些机构体制上的变动与改革。”王俊生明确地传递着信号。
记者问：“很多人在设想建立职业大联盟，足协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俊说：“国外的先进经验，我们肯定要学习。但必须看到，国外的职业联盟是在上百年职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条伯在中国并不成熟，我们的俱乐部性质各异有国有企业的，也有私营企业的，甚至还有其它性质的，如果由每个俱乐部各选一人组成职业联盟，很难真正将各方利益统一起来。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国足协牵头，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国情’。”
我不知道这个尖锐部分的采访是否取得了真正意义的答案，但我知道，作为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仅限于此了——观念更新、机构改革，这不仅是足球的难题。
王俊生说过，球迷要的是结果，他负责的是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改革。但是当“过程”长期不能满足“结果”时，对这个过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须反思。
“怀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骂，其实不是骂王俊生，也不是对足球改革的怀疑，而是对催生了职业化改革的观念和机构是否还适应改革6年后现实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的背景下，球迷的怀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体环节等同起来，就好像把大楼的设计和施工混为一谈一样，事实上好的设计绝不代表好的大楼。中国足球，“楼”还没修好。
王俊生说：“我几乎每天都要深夜两点才结束当天的工作，早上六点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个小时，经常接触王俊生的人在这次采访中也对记者说，如果中国足协只有一个人没进过止拉ok、桑拿房的话，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确实是一个很吃苦、很正气、很能随压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个小时，但每天睡4个小时并不意味就成为拿破化。
这可能就是中国足球问题的关键，从某种角度来看，王俊生是一个好干部，——但是仅仅靠吃苦与忍耐是当不好元帅的，简单积累有时候就是达不到质的突破，20度的不是开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开水，如果缺乏一种力量（或观念），水将永远达不到100度。
对中国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间的差距，也许并不是简单的1度，而是100度——这1度的温差，实际是巨大的100度“观念差”。
搞足球就像冲浪，风尖浪顶很累人。也许下课就可以歇一下，养养伤了。
戚务生在“亚洲杯”失利之后对王俊生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难道你不累吗？
王俊生经历的失败比戚务生多，很累的戚务生下课了，王俊生呢？虽然在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一再声称他不会逃避，他兴地放弃，但王俊生并不能控制命运，命运将怎样安排王俊生的未来呢？
事实上，王俊生并没有度过这次危机，据说这几天有关领导仍然在他项上架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据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我不同意请外教”给自己加了道“紧箍咒”，更据说一些国奔驰“霍顿走人我不干”的说法实际上让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说：“搞足球的就像冲浪，风尖浪顶的很累人，那种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这次采访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国瞳协副主席许放，许放和他是好朋友。“许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嘘不忆，“许放死后，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对心脏、肝脏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经有某种预感？——并不成功的王俊生会不会在某一天解雇霍顿之后又被组织“解雇”呢？
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霍顿的去留与国郐的态度都会他的命运——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给自己“读秒”。在这个敏感的时刻发表这篇敏感的采访稿，会不会对王俊生的命运产生微妙的影响？记者想，王俊生的命运不是一篇稿子能决定的，正如从来没有一篇稿子决定过中国足球的命运。王俊生的命运是和他的事业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何况，王俊生不是“不稳重”，而是“太稳重“了；中国足球也不是说得太多，而是说得太少……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争气的根源。鲁迅说：对于诸多问题，中国人先是“不敢”，后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临近采访结尾时，王俊生突然说：“等我下课了，就可以治一下伤手了。”
这是不是这个悲剧人物对命运的预感。
采访后记
当我在夜色中离开中国足协那幢小楼时，我发现对王俊生的印象并没有因这次采访而清晰，以往对他的准确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许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许是复杂的中国足球把简单的王俊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人。
由于7年来王俊生作为中国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国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会作用于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样也会反作用于中国足球的性格——悲剧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与中国足球在悲剧中共舞，作为球迷与记者何尝不是这样。
这篇文章既不想为王俊生进行辩解，也不想对王俊生进行“血淋洒的鞭挞”，记者只是实寻王俊生的话，并试图从一个个体寻找中国足球悲剧产生的原因。毕竟王俊生这个个体与中国足球这个群体之间的必然联系太多了；毕竟，这个很普通的人被赋予着太学生的中国足球的命运了。
雅凯对王俊生说：在伟大的事业面前，任何人都会无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头看一眼中国足协这幢灰楼时，突然瞥到一辆灰白色的大众越野车，满身灰尘孤独地停在路边，这是当年施拉普纳驾乘。我想，从施拉普纳到霍顿，又一个轮回，而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随着这个轮回。
历史的符号
坚持或下课。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提问越来越俗不可耐，因为“王俊生是否下课”不仅没有“时代”意义，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