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格--伏尔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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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９年，就在摄政王接见过伏尔泰的第二年，诗剧作家葛朗如。 山赛奈以匿名诗《菲力浦斯》攻击摄政王。 人们谣传是伏尔泰写了这诗，摄政王也乐得相信。 于是伏尔泰代人受过，再次被流放，在雷鸣、闪电的倾盆大雨中离开巴黎，直到冬天才获准返回。继《俄狄浦斯》后，伏尔泰又写了许多成功的悲剧，秘密出版了第一部史诗《亨利亚特》。
他的经济收入随着他的诗人声望日高而大增。１７２２年，他父亲去世，留给他一份财产。他深谋远虑地把这些资金用于投机生意，竟连连得手，俨然成为巨富。对这一颇受非议的行为，他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看见过许多穷苦的受人鄙视的作家，使我早就决定不让自己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无论是他的声望还是财富，都不能保护他。 因为他目光越来越锐利，思想越来越透彻，这就是无穷无尽的致祸之源。１７２２年，他写了史诗《赞成和反对》。这次，他的讽刺锋芒从专制政体转向教会，甚至以机智的诗句直接攻击基督教关于上帝全知全能全善的根本教义。 他在诗中发问：如果上帝无限仁慈，为什么世界上存在着灾难？他这样写上帝：“他胡里胡涂地施恩又胡里胡涂地逞凶；他费尽全力造出人，他又马上危害人。”
伏尔泰在这首诗中已给自己提出了启蒙任务：撕下迷信的面纱，以便人们能了解智慧。１０年后，这首史诗匿名出版，警察局拘捕了他。 他推说史诗是已故友人邵利埃所写才得以脱身。“应该把伏尔泰关在从来没有笔，又没有墨水和纸的地方”——这句出自当时并不相信伏尔泰推诿之辞的警官之口的话，倒也道出了伏尔泰手中这只笔的分量。 不过，这个事件以及伏尔泰的脱身已是后话，而眼前，在鲜花和盛名包围中的伏尔泰竟丝毫未觉察到巴士底狱又在向他招手了。 事情来得十分突然。１７２５年冬的一天，伏尔泰在苏利公爵府谈笑风生，语惊四座，不想竟惹恼了权势人物德。 罗昂骑士。 骑士轻蔑地发话问道：“这位和我高声争辩的青年是什么人？”
伏尔泰高傲地回答：“骑士先生，他是一个没有显赫的姓氏可是使他的姓氏显赫的人。”骑士自讨没趣，羞愤交加而去。 没过几天，伏尔泰深夜归家途中，骑士指挥的一群恶奴蜂拥而上，对他拳脚交加，他被打得鼻青眼肿。伏尔泰被大大激怒了。他找了一位武术教师学习击剑，决心雪耻。 次年４月，瘦骨嶙峋、学了几月剑术仍然能文不能武的伏尔泰向骑士下了一道决斗战书。 肉体不堪一击的伏尔泰竟以他的气势吓住了罗昂骑士，骑士不但临阵脱逃，反而向警方报案要求保护。 伏尔泰又进了巴士底狱，罪名是与决斗风马牛不相及的“清谈误国，行为乖张”。这个理由过于荒唐，没几天，摄政王下令释放伏尔泰，但条件是不得再向罗昂骑士挑衅。 不久又下令把他驱逐出境。这件事是伏尔泰青年时代生活的一个插曲，但却并非不重要。 这是他与整个专制主义、等级特权的正面冲突。 在这场冲突中，伏尔泰清楚地看到他面对的那个庞大机构是拿监狱、警察来跟他“讲理”的。 后来传记作家安德烈。 莫洛亚说，伏尔泰永远反对政府是由这件事决定的。 这一说法有些言过其实，而且不恰当地把伏尔泰一生的反抗活动的动机过于情绪化。 但假如就伏尔泰从这件事所意识到的根本冲突而言，安德烈。 莫洛亚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说，最现实的是，伏尔泰这个在当时被视为法兰西骄傲的天才人物在法兰西已无立脚之地。出狱后不久，他怀抱对思想、言论自由的渴望去了英国。
四、流亡英国
幸而在君主们和要人们的争执所给予帝国的震动中间，人民所戴的镣铐或多或少地松弛了；在英国，从暴君们的争执中诞生了自由。——伏尔泰
在历史上，英国和法国都是在王权与教权的长期争斗中演进为中央集权国家的。 但法国的中央集权采取了帝王专制的形式，英国则由于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走了议会君主制道路。英国强大的君主政体的形成甚至早于法国。 但英国的王权又由于议会传统和十三世纪初经约翰王被迫首肯的大宪章而受到极大限制，尤其是大宪章规定了国王与自由民各阶级间的关系要受传统立法制约。 倘若国王违反宪章，维宪委员会有权号召英国人民凭借议会和宪章反抗国王的任意妄为，甚至有权采取措施对国王加以扣押和处理。在这种传统下，尽管历届英国国王都倾向于专制而且事实上也是专制君主，但他们的专制不能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到１７世纪，当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已形成巨大社会冲突时，英国借助于产生自中世纪的议会和立宪传统而实行了和平变革。１６８８年的不流血革命是这场和平变革的标志。伏尔泰１７２６年到英国之时，英国已是一个实行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民主制的国家。 国王是永久性的国家元首，但王权已属礼仪性质，然而卸掉了实权的国王也得以作为民族的精神和道德象征而真正受到人民尊重。 伏尔泰一到英国便立刻感受到这一点。 那天正好是英王诞辰，泰晤士河畔全民庆祝国王生日的盛况与十年前法王路易十四去世时法国民众的狂欢相映成趣。伏尔泰从这种对比中感受到英国的自由气氛，他感慨万分，由衷地赞叹“像缀在破帽上的钻石一样，象征着自由平等的英伦三岛恰好位于被奴役的欧洲大陆入口处”。
他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三年。伏尔泰很快就发现，英国普通人民并不比法国民众处境好多少。抵英那天，一位泰晤士船工曾对他赞颂英国的自由，但事隔一天再见到这位船工时，船工已被带上镣铐，原因是政府强征他到挪威王国的船上当水手，为了防止他逃跑就给他戴上了镣铐，而且要关进监狱直至出发。 伏尔泰在叙述这件事时痛苦地说：“地球上根本没有自由”，“英国仍然是有权有势的投机商与骗子在统治”。
但这件事给他的刺激并没有使他看不到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巨大差别。 只是，刚呼吸到自由时的兴奋和激动转而为冷静的观察和研究。他细心地考察英国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社会风习、人民生活状况和民众心态。 又结交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和文学家，其中包括人文主义诗人蒲柏和杰出的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他还广泛接触英国文学作品，观看和研究莎士比亚戏剧，遍读英国哲学家的著作。 所有这些都深深吸引了他。 但最令他心驰神往、占据了他整个心灵的是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学说。牛顿和洛克的学说是近代思想的两大胜利。 伏尔泰一接触到牛顿和洛克，立即敏锐地发现这正是自己寻求已久的东西。 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光学理论，洛克对人类悟性的探索、他的经验主义哲学、分权制衡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说和宗教宽容思想奠定了伏尔泰的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 他把牛顿、洛克与帕斯卡、笛卡尔、莱布尼兹这些大哲学家加以比较，盛赞这两位开一代新风的近代思想巨匠。 他后来在《关于牛顿哲学的诗简》中写道：“牛顿的圆规衡量整个宇宙，揭开了巨大的帷幕，显示出世界的真面目”。他认为，比起那些任何时候都不缺少的政治家，像牛顿这样“十个世纪以来的杰出的人，才真正是伟大人物”，因为他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而不是依靠暴力来奴役人；他认识宇宙而不是歪曲宇宙。关于洛克，伏尔泰晚年在《无知的哲学家》一文中是这样谈洛克对他的影响的：“我跑了许多不幸的弯赂，疲惫困顿，寻求了许多真理，所找到的却是许多空想，深觉惭愧，我又回到洛克这里来了，就像一个浪子回到他父亲那里一样……”
他还很有些偏激地说：“只有洛克才可以算是我们的时代胜似希腊最辉煌时代的伟大榜样。 从柏拉图到洛克，其间什么也没有。“
１７２７年３月，牛顿去世。伏尔泰亲眼目睹了牛顿的葬礼，国家对科学天才表示的隆重敬礼使他非常惊异。 遗骨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抬到威斯敏斯特教堂，首相和大臣们都在紧随其后的大队送葬行列中。 这种景像使伏尔泰浮想联翩。 先于牛顿半个世纪的法国伟人笛卡尔不仅没有从自己的祖国和同胞那里享受到牛顿在英国受到的尊崇，而且历尽人间艰辛。笛卡儿是把哲学从传统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又以怀疑论方法和数学为近代理性哲学和新科学奠定了基础。 这位近代哲学与科学之父却为躲避迫害流亡在外，盛年而逝。 而牛顿安乐终身，活到８５岁，死后像一位造福人民的国王一样被安葬。 这种对比已是强烈。 如果再拿牛顿在祖国受到的尊敬与法国用巴士底狱和贵族的棍棒“奖励”伏尔泰相比，对照之鲜明、怪诞，就更具讽刺牲了。 这种讽刺性对照不只表现于思想家和科学家的际遇。 英国著名女演员奥尔裴尔德小姐去世后像牛顿一样享有了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光荣。而法国却长期歧视演员，其中，喜剧演员地位尤其低下，他们被革除教籍，生前不准进入教堂，死后不准葬入公墓，伏尔泰流亡英国三年后回到法国的第二年就正逢法国著名演员楼古佛烈小姐去世，她的遗骸被扔到粪土坑上……伏尔泰从这些强烈对比中感受到英国对文人、学者、艺术家的崇尚，从这里也看到了他一生中最关心的文人、学者和艺术家的自由。尤其使伏尔泰感兴趣的，是他在英国观察和体验到的宗教宽容气氛。 与法国只准许一种宗教、信仰不同，英国有３０多种宗教和平共处。 在这个宗派林立的国度，每个人都可以沿着自己喜欢的道路进入天堂，而不会被人用火与剑逼着去走国家规定的那条进入天堂之路。 伏尔泰敏锐地从这种宽容提供给人的选择余地中看到了自由的一个重要条件。 他青年时期就开始的反专制、反教权斗争，通过在英国的三年观察、体验和研究而升华为一个他将终生生之奋斗的伟大原则：宽容原则。英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伏尔泰很关注的。 他第二次从巴士底狱出来就决意到英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有法国所没有的民选议会，而没有法国那种可以随意拘捕、监禁人的国王诏令。在英国居留期间，他不仅从洛克著作中读到了分权理想，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看到了真实存在着的权力制衡。 他发现这里司法、立法各行其职；在行使立法权的议会中，又有贵族的上院和代表人民的下院之间的制约。国王有全权做好事，但倘若想做坏事，双手就会被缚住。始于１７世纪末的两党制也有效地防止了专制。 尽管两党之间互相憎恨，互相用笔和阴谋斗争着，但他们都爱国家，因而又互相监督着、阻止着对法律和自由的侵犯。 这种相互制衡的政治结构使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国家。法律成了最高支配力量，人们只受法律支配因而能享有自由。 伏尔泰由此又看到了他所珍视和追求的个人自由与政治法律制度的关系。尽管英国历史上也曾像法国一样无原则地统治过，也曾经历过专制的黑暗和灾难性的权力角逐，但却从黑暗的混沌中透出了光明，演变出自由。 而英国人天生的好妥协，或者说是不爱走极端的性格也把国家引向一种由制度来保证的秩序，伏尔泰认为在这种秩序下，所有狮子与羔羊可以在和平与自由中躺在一起。在英国期间的观察和感受对伏尔泰形成君主立宪理想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后来反复表述和宣传这一理想，晚年在小说《巴比伦公主》中写下的一段对英国政府的华美赞词是他这一理想最充分的表达。 他借小说中一英国官员之口说：谁能相信，就在这恐怖的深渊里，就在这倾轧的混乱中，正当残酷、无知、疯狂统治一切时，最后竟脱颖而出一个应该说是今天世界上最健全的政府。 ……一位有全权做好事而无权做坏事的可敬而富裕的国王，领导着一个自由、善战、善通有无而又极为开明的民族。一边是王公贵族，另一边是市民代表，分享立法与王权。……在各国的君主专横独断时，一次灾难性的运动，就足以使国家陷于不稳、内战、无政府和满目凄凉的状态。只有我国，国王满足于有限的权力，这样才呈现出一派安定和国富民安的景象。 ……我们的法律使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得到安全。我们没有一个法官敢于以独断的态度去解释法律。没有证据，不能逮捕人。如果一个法官不能指出被告所犯的罪行和触犯的法律而处以死刑，他将被当作凶手论处。……我们有两个政党存在。 他们经常口诛笔伐互相攻击，可是一旦要他们执干戈以卫国家和自由时，这两党又团结起来了。这两个政党彼此监视，互相阻止对神圣法律的侵犯。 他们互相憎恨，但他们热爱国家。 他们像嫉妒的情人，各以竞赛精神追求同一个女人。
旅英三年后，伏尔泰要重返巴黎了。 青年时代在自己的祖国初露锋芒就屡经流亡和牢狱之灾锻炼的伏尔泰，经过了在英国的观察、学习和思索。 现在，一个更成熟更有力量的伏尔泰出现了。 很快，１８世纪的人们就将把他看作继牛顿和洛克之后的新时代的标志。
五、逃往爱米莉
伏尔泰的生涯与爱情的象征，早由神明巧妙地安排了。——安德烈。 莫洛亚
１７２９年伏尔泰回到巴黎。已经亲政的路易十五是其曾祖路易十四的不够格的模仿者。 在他的统治下，法国的内政外交正稳步地走向最后崩溃，伏尔泰一回来就以他更加锐利的笔来加速这种崩溃。 回报给伏尔泰的当然只能是监狱或者新的逃亡生涯，而且很快就要兑现了。１７３０年，女演员楼古佛烈小姐去世。 由于教会对演员的歧视性禁令，人们只能把她埋在塞纳河一片荒地上。 伏尔泰在送葬过后就出来抗议了。 他在颂楼古佛烈小姐的诗中愤然写道：
啊，难道我们的国家……永远要贬损他所钦佩的人？
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
噢伦敦！……
你会扫除引起纠纷的偏见，好似驱逐专制魔王一般。在此大家才无话不谈，无功不赏；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