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格--伏尔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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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所以不幸只因为懦怯愚蠢之故。“他表示：”我将哓哓不已，这是我老年人的特权，我将哓哓不已直到同胞革除愚蠢的时候。“③他相信能够革除愚蠢的是理性。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他说，如果允许理性干它的工作，它将缓慢而可靠地医治由愚昧、盲信而生的罪恶，因为理性“既温柔又仁慈；它教导我们克服和消除分歧；它培育美德，使人服从舒心的而不是强制的法律”。在《老实人》中，理性之光甚至启迪了野蛮人，使他们不但没有吃掉被俘的老实人而且释放了他。出于对愚昧的痛恨和对理性的信仰，伏尔泰终生都把那些制造愚昧、封闭人们理性的人当仇敌。他的“修道院长”条目末尾是一段满怀激情的宣告词：“你们曾经利用过无知、迷信、疯狂的时代，来剥夺我们的地产，把我们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用苦命人的脂膏把自己养得肥头胖耳。 现在你们发抖吧，理性的日子来到了！”伏尔泰以“理性的日子到了”这句话，再明白不过地宣告了这个新信仰。 为了以理性去争夺由教会占领的精神阵地，伏尔泰的热情丝毫不下于教士护教的热情。孟德斯鸠曾挖苦说伏尔泰就像一个教士，“为他的教堂而写作”。其实，这个教堂就是理性。 伏尔泰的确是在把为理性而战当成一场圣战。推崇和信赖人类理性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思想的特征，更是１８世纪几乎所有启蒙学者的特征。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纂百科全书正是立足于此。１７５０年，另一位启蒙运动健将和百科全书重要撰稿人杜尔哥在巴黎大学发表了关于人类理性成就的著名演说。 他承认，利益、权势欲和虚荣心制约着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不断更替，并用人类的鲜血浇灌大地。但是在它们引起的毁灭性大变革过程中，人类理性得到启迪，使得被隔绝的各民族接近起来，商业和政治把整个世界联结起来，人类得以向着愈益完善的境地行进。 这个路易十六未来的财政部长是个杰出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和亚当。 斯密在哲学上、经济学上彼此借鉴、相互得益，而且几乎不约而同地得出具有激进形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主张；但他却是一个太纯朴、太幼稚的实际政治家。 他天真地相信理性战无不胜，以至于过于轻视既得权益和根深蒂固的习惯所具有的抵抗力，他甚至天真到去禀告国王，普通教育可以在十年内改变人民以往一切偏见。但不论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启蒙思想家们对理性的信仰有多么天真，这种信仰释放出一股巨大的理性力量，它使一切既有的东西都受到了怀疑、分析和讨论。 只是他们把理性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使他们还在确立对理性的信仰之时便已经在他们的努力中隐伏着一种理性的僭妄，试图用理性去认识一切、评判一切、解决一切。 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和问题，理性须臾不可缺。 然而又有许多事情纯粹依靠理性去解决或处理是不够的。 当伏尔泰只靠理性去向帕斯卡的思想挑战时就经常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在文学欣赏上，排斥一切神秘的纯粹理性也会造成障碍和局限，使伏尔泰不能理解塔索和弥尔顿这样的诗人。 这个问题也是后世众多批评的一个焦点。 在１９世纪，拉法格就曾刻薄地说：“１８世纪的狄德罗、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和孔狄亚克之流，使这个资产阶级过多地用了思想，以至它不得不企望休息”④。不过，问题显然不在于拉法格说的是“过多”运用了思想（或理性），而在于他们还未能对这种新信仰以必要的限制。
如果说伏尔泰他们过分倚重理性导致了被１９世纪末以来批评人们所批评的理性的僭妄；那么，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去批评理性的僭妄，去发现理性力量的限度的，也首先是像伏尔泰等人一样调动了理性的全部力量去不断探究的人，而肯定不会是把理性弃置一旁只凭感悟力的人，无论这样的人有多高天赋、多敏锐的感受性；更不会是懒于思索、精神庸怠的人。事实上，１８世纪对理性的信仰，成果是极其丰硕的。 这尤其体现在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凭借理性确立的新原则上。 这些新原则包括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宽容原则，尊重公理、世界主义、和平与反战等原则。 它们一方面为人们以理性的和平道路来消除社会灾难、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表明了理性精神既不是嗜血的也不是反叛的，而是在实践上既反对不负责任的乱民情绪，又有别于不深思熟虑的激进主张。 另一方面，伏尔泰和他的同道们对这些原则的坚信以及他们为实现这些原则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又有力地证明了伏尔泰他们的怀疑并不纯然是否定性的，更不是一无所信，毋宁说，他们的怀疑正是为了真实地相信，合理的怀疑是坚实的信仰的另一面；或者也可以说，理性精神本来就同时包含怀疑和信仰。当伏尔泰们试图以理性去洞察一切事物，破解一切谜底时，他们是走过头了，也由此暴露了理性能力的有限。 但他们在以理性探索来确立这些原则时，却表现出了理性精神的谦卑和谨慎、也表现了理性能力在其适用范围内是极其卓越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主要是由伏尔泰对这些原则所作的阐释中进一步看到。
二、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自由
他们认为……人人都不应当是门外汉……人们的常识有权表示自己的赞同，自己的判断了。……把能思维的人当门外汉对待是最残酷的。那些人用自己的天才、热情、聪明、勇敢英勇地争取到了这种从事主观认识、洞察、信服的伟大人权。——黑格尔
在“自由”辞条中，伏尔泰坚决主张自由就是“做你愿意做的事”，而不是表现在诸如你可以“自由地向左或向右吐痰，向左或向右侧着睡觉，溜达四个圈儿或五个圈儿”之类琐屑场合。 他认为只能用于这类场合的权利对于人没有什么用处。 其实如果以为这就算享有了自由，简直就是戴着锁链还要卖弄风骚。 在真正称得上人愿意做的事情中，重要的是思想、信仰和表达（即言论、出版）的自由。 它们是直接从人是理性存在这个事实引伸出来的，它们源自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恰如伏尔泰所说的：理性，能概括观念的头脑以及表达这些观念的语言，就是最高的存在赐予人的独特恩惠。伏尔泰作为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他最关注的就是人运用自己这些器官和能力的权利。他一生都在坚决捍卫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就是人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作判断、用自己的心灵来决定信仰什么以及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说出来的权利。 在他心目中，这些权利是如此的自然，如此的无需证明，就如同消化、上厕所一样。 实际上，他就是这样说的：“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他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 中国的皇帝，印度的大莫卧儿、土耳其的帕迪夏，也不能向最下等的人说：我禁止你消化、禁止你上厕所，禁止你思想。”（《哲学辞典》“平等”）
对于伏尔泰来说，这些权利不仅自然和毋需证明，而且无比重要，甚至超过了幸福这样一个人人都追求的目标。 他在哲理小说《一个善良的婆罗门的故事》中作了一个对比。一个老婆罗门僧富有智慧和情感，但越是这样，他无法解答的疑难和问题便越多，他自己越痛苦；但是所有令他痛苦的问题，他的邻居老太婆一辈子也没有想过，她因一无所思而快乐，因愚蠢而幸福。可是没有人愿意为了求幸福而变成傻瓜。假如必须在智慧的痛苦和痴愚的幸福之间选择，无论是婆罗门僧自己还是旁观者都宁愿要前者。“我们固然重视幸福，但更重视理智”。因为有理智才算保有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特性。 或者说，只有能自己去思想、信仰和表达，人才不致废弃了自己的本质。伏尔泰不遗余力地伸说这种权利。 但他也知道，这种权利对于意识到它的人来说极端重要，而对未意识到它的人来说则似乎无关痛痒。 因此在现实中它实际上是一种“贤者的自由”。⑤然而这种自由可以把国家稳定地引向安宁与发达。英、法都曾有过长时期的残酷内战。 在英国，自由和法治犹如火中凤凰从内战的罪恶中诞生了；法国却没能如此，原因之一就是法国内战没有一次是以争取“贤者的自由”
为目标，而是为党派之争掀起内战，为阴谋、为消遣而掀起内战。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对于人来说，关系到人能否不受阻挠地去表现和发挥人的本质属性；对于社会，则是稳定、安宁与繁荣的条件。 这使得伏尔泰把对人的这些权利的任何限制都看成是野蛮的，把个人对这些权利的放弃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但法国的现实偏偏又是：人的思想、信仰、言论自由受到当局严厉镇压；偏偏是许多人习惯于放弃大脑功能，盲信当局“批发”提供的一切观念和信条。在信仰上，当局以宗教裁判所和龙骑兵骚扰之类野蛮措施强迫所有非天主教徒改宗，这是前面多次提到过的。 对言论写作自由的压制也极其残酷。１８世纪几乎没有一个启蒙作家未曾遭到书刊检查制度的压制和迫害；几乎没有一部阐述新思想的名著不曾被列为禁书，这种迫害浪潮从对伏尔泰《哲学通信》的查禁焚烧之后更加剧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的《百科全书》、伏尔泰的《哲学辞典》、卢梭的《爱弥儿》、爱尔维修的《论精神》都遭到过禁止或火刑。政府在１７５７年颁布的法令甚至规定“凡作品被判为可耻有害者，其作者与出版者皆应以死罪论处”。
当时，仅因出售和持有禁书就可以被判九年苦役。 例如伏尔泰的史诗《奥尔良姑娘》出版后，不仅书被判当众焚烧，连排印工也被罚服苦役。伏尔泰一生为逃避书刊检查的迫害，用过上百个假名。但他不屈不挠地为言论出版自由而斗争，不停地把投枪匕首般的文章掷向那些自认为“具有迫害特权的正统派”。
在伏尔泰的小说、讽刺诗、哲学著作和政论文中，这些“正统派”和书刊检查制度是他抨击的主要对象。 尤其是他一心要摧毁的书刊检查制度是一副强加于人类理性的枷锁，它有着一部黑暗而血腥的历史。 稍稍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论对我们理解伏尔泰何以把这种制度视为仇敌，还是使我们从人类的邪恶发明中吸取教训，都很有必要。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就制订了有关“谤书”的法令，下令禁止罗马人私藏古代预言诗，违者处死，开了用政权力量压制思想的先例。 他的继任接着颁布的《惩治毁谤君主法令》更是进行恐怖统治的方便形式。 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指出，多疑的暴君“以罪恶行动篡夺政权，以狡诈维持政权，颁发这样的禁令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法令是书刊检查制度的前身。 基督教会在历史上一方面通过收集藏书和修士们艰苦的誊抄工作保存了大量理智成果；另一方面又出于独尊的需要在民间极大地扩展了古罗马皇帝们对书的惩罚范围，把它施于一切对耶稣言行的理解与教会不同的人，甚至施于一切出自独立理性的作品。 印刷术的发明使书籍数量猛增，提供了加快民众理智发展的可能，无论政权和教会都面临自己宣传灌输的一套观念和信仰受到理智检查、审视的严重威胁，书刊检查机构便不失时机地随着印刷术的广泛使用而出现了。 这种机构在世俗政权和教会中都地位显赫，有着可怕的权限。 它以遍布于社会每个角落的特务去监视人的思想，用强力手段来控制舆论，防止人们接触新思想而以免使过去确信的东西遭到怀疑和动摇。 从此也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删除、涂抹、禁止、焚烧。 无数书籍因被删、涂、撕扯而残缺不全；大量书因一纸禁令而无出头之日；而许多书连同它们的作者或者持有者被投入火堆则使书刊检查制度始终伴随着血腥。 由罗马天主教烧死的布鲁诺和被加尔文烧死的塞拉维特只是无数因自己的言论著述而殉难的人们中间的两个著名人物，还有更多的殉难者，他们的身世和姓名都淹没在了无法穿透的黑夜之中。可以说，这种邪恶制度一发明出来就是专门为着践踏人类理性，绞杀人类理性最优秀的代表人物的。如果有人说，书刊检查制度的发明使人类向黑暗和愚昧倒退了许多年，这一点也不夸张。好在，书刊检查无法像恢恢天网那样疏而不漏，人类理智的成果虽然历经劫难却仍在暗中传播，在重重围剿中扩大着它们的影响。 公元前后，古罗马史学家克列穆齐。科尔特的著作被官方焚烧后却保留下许多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对此，以史学著作而名垂千古的塔西陀评说道：“这是对那些监督者的嘲弄。 他们梦想，他们无所不能的权势可以毁灭下一代人的回忆。 尽管当局疯狂扼杀理智，但他们的猖狂暴行却使自己蒙受耻辱，而使被害者获得荣誉。”遗憾的是，这种使迫害者蒙耻而使被害者光荣的蠢举一开始就被人们代代模仿和重复。到伏尔泰的时代，蠢举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因依赖于它的政权和教权早已对自身力量失去信心而更加肆狂。 伏尔泰痛恨书刊检查制度在历史上的血腥残暴，更痛恨它在现实中的肆狂。 他动员了一切方法去摧毁这种制度。 他以揭露和攻击使它声名狼藉。 但他更注重正面去雄辩地阐释人的表达权。伏尔泰把“写作的自由”看成是“人权的真正保障”。他在《哲学辞典》“出版自由”条中断然说道：“我们有文责自负地使用自己的笔杆和舌头的自然权利。 我知道很多书是冗长乏味的；可我不知道哪怕有那么一本书曾造成过真正有害的结果。“在《因卡拉之死论宽容》中也说：”无论何人，有权发表他认为正当的言论，只要它不妨害公共秩序。“
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向法国人民介绍曾在英国观察到和经历到的言论出版自由，借此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可资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