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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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沿着察里津大街被驱赶而过。从1835到1845年的10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经常可以见到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的部队。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稍有差错，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25年。被抓的壮丁则显得满不在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古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引起了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并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1836年，小尼古拉8岁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为儿子启蒙，教他学习识字读写，决心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送给了孩子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着：“劳动能征服一切”，“诚实者受人敬爱”，“唯上帝为万物之本”等等。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不仅有教育才能，而且还有点教学经验。他能够流畅地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作品，在数学、史学和地理方面，也颇有基础。儿子很有天分，接受能力强，学习成绩引起所有亲友的注目。

　　一位比尼古拉大5岁的亲戚拉耶夫，曾作如下描述：

　　“你很难看到他手里不拿着书的时候。不论是吃早餐、用午饭、还是同别人谈话，他总是手不释卷。他父亲藏书室的各种书籍，他都读过。我经常看见他在翻阅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阅读的酷爱，简直令人吃惊。在他的影响下，我当时也读了许多书。包括罗连的整部《通史》，此书是由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译成俄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时只有10岁，其知识的广博，15岁的中学生也很难与之相比。他13岁那年便帮助我准备考大学。”

　　对阅读的酷爱，引起了祖母的反对，却得到了父亲的鼓励。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认为，大量阅读有助于儿子培养翻译文笔。他不时称赞道：“奇怪，希腊人的思想，科利亚（尼古拉的小名）用俄语转述得多么好。”

　　父亲布置的功课，科利亚完成得很快。然后他就到大街上去玩或坐下来看书，再不然就和祖母下棋。祖母一边下棋，一边给孙子讲述古老的故事。

　　1836年9月5日，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儿子送进了教会学校。

　　其实只办了入学注册手续，说好他可以不上课，各自在家里学习；但必须参加每次考试。他这样做，是想让儿子躲开教会学校的不良影响，因为这所学校的粗暴，已经根深蒂固，盛行体罚和死记硬背书本。

　　教会学校坐落在一栋肮脏的两层楼房里。冬天供暖很差，学生们穿着大衣和短皮袄上课。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知道，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个酒鬼，住在学校集体宿舍的那些教师，都是些作风粗暴和不学无术之辈。他得出结论，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不受这种学校的影响。

　　科利亚在家学习，求知欲很强，记性好，聪明过人，学过的东西掌握得很牢固。家人预料，他日后的生涯将在宗教界，所以准备让他考教会中学。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教会中学的基本课程。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教儿子学这两门语言。其实，他只能断断续续地教儿子。妻子抱怨说：“他哪有工夫教科利亚呢？他从教堂回来，和科利亚谈上半个小时，布置点希腊语作业，便又上宗教法院去了。而科利亚坐下来写功课，写罢便出去玩。”

　　尽管在这偏僻的城市里，处在神甫和助祭之中，是难以满足求知欲望的。但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语言产生了兴趣。他家不富裕，不能像其他贵族家庭那样给孩子聘请家庭教师。

　　在学习上，科利亚很有主动精神，很能想办法。比方说，有一次他偶然结识了一个卖水果的伊朗人。便提出教那人说俄语，作为条件，对方教他波斯语。伊朗人每天卖完水果，便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里。把鞋脱下放在门槛边，盘腿坐在沙发上，开始互教互学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法语。他发现同学笑话他的发音，便不再上私立寄宿中学学法语。不过，他虽然不到学校去，却自学得很用功。表兄弟们一起向一个教音乐的德国移民学德语。作为交换条件，这个德国人向他们学俄语。在进教会学校以前，他已开始学拉丁语、希腊语、动物学、博物学、几何学、俄语语法、文学理论、历史、地理、德语和法语。并进行了从斯拉夫语到希腊语和从希腊语到俄语的翻译练习。进教会中学以后，除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外，他还给自己增加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鞑靼语。

　　车尔尼雪夫斯基为培养好的文笔，开始作些简单的修辞练习。过了几年，便能着手翻译古罗马历史学家科尼利厄斯·尼波斯、西塞罗和李维等人的著作。

　　除了必须做的功课外，这个“书蠹”几乎无所不读，包括俄国天文学家佩列沃希科夫的《天文学》。在这部书里，每行文字几乎都附有整页的积分方程式。至于他父亲的两个书柜里的藏书，他当然尽情饱览。这里藏有18世纪至19世纪初，俄国作家的重要文史书籍。如卡拉姆津著的《俄罗斯国家史》，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A·韦尔特曼的《世界景象》等等。

　　父亲不满足于自己的藏书和所订的报刊（他只订了《绘画评论》和《莫斯科公报》），他和城里的贵族来往密切，经常从那里借回来许多书刊。于是便有了普希金、茹柯夫斯基和果戈理的作品，以及厚厚的大型月刊《祖国纪事》、《读书文库》和很出名的《现代人》杂志。

　　还在上大学前，他就在《祖国纪事》上读到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著作。


　　3。　教会中学生


　　184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升入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念书。

　　在教会中学，车尔尼雪夫斯基编入一年级。一年级当时称为低年级，又称修辞班。它上面的中年级为哲学班，再往上的高年级，是神学专修班。教会中学能给予这个勤勉学生的东西少得可怜。按说，他的成熟程度和知识水平，已远远超过这所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除了不该学的东西之外，在这所学校里他几乎没有什么可学。

　　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死板，只能白白浪费他的时间。哲学课仅仅是为了适应神学的需要而开设，语文课程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布道说教的能力。他的朋友、也是著名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稍后曾就读于此校。

　　若干年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教会中学的情形：

　　“即便才智平平的学生……也不能不抱怨这所学校教学上的空洞无物。像杜勃罗留波夫这样聪颖过人、酷爱科学、知识渊博的学生，就更为浪费时光而懊恼。他蔑视学校的教学大纲和根据大纲所设的功课。”

　　上课时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半用来摘抄词典，学习外语，为的是扩大语言方面的知识。奇怪的是，有时老师突然袭击向他提出问题，他一点也不惊惶失措。放下手中的笔记本，站起来竟能应付自如，对答如流。

　　学生特别喜欢听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历史问题。平常这门课上得死气沉沉。历史课老师西奈斯基精通希腊语，但历史知识甚少。当教师让车尔尼雪夫斯基回答时，喧闹的课堂顿时鸦雀无声。听他答得有声有色，内容超过课本的东西。

　　他的作文被认为是范文。语文老师向校长报告说：“只有大学的教授，才能把作文题发挥得这样好。”学校经常用的作文题目屈指可数：修辞班常出的题有《受苦方知上帝亲》、《忍耐之益处》，《近墨者黑》之类。哲学班有《论灵魂与躯体之别》、《思辨法与经验法优劣论》等。总之，在整个中学阶段，作文题目总共不超出一百个。而每年要写几十篇作文，老师只好让大家旧题重做，老调重弹。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作文独立思考，结果引起了老师的批评。那次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论应否将学校教育置于家庭教育之上”。在文章中，他结合自己的实际，高度赞许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的制度和方法，颇有微词。老师不满意了，赏给他一个2分。从帝俄到后来的苏联，学校数百年一贯实行的是“5分制”。得5分为满分——成绩优秀；4分为良好；3分算及格。2分是最低分——不及格，包含了从0分到59分这个幅度。所以优秀未必就是100分，大致相当90分以上吧；2分就可能是0蛋一个。

　　这个教师的评语是：

　　“阐述得很好，很清楚。但思路以及只注意学校教育的缺陷，是错误的。丝毫未提及最高当局办学的目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入教会中学时，已经14岁。他外表腼腆，温柔，再加上近视，好静……看来他这些特点，可以成为调皮学生取笑的对象。况且，在旧学校里，“名列前茅”不仅引人注目，而且还可能使自己孤立于其他同学之外。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没有碰到这种情况。他博得了同学的尊敬和爱戴。学习上同学们经常向他请教，而他总是有求必应。

　　当时，一般的教会学校，盛行粗暴野蛮的教育方法。相比之下，萨拉托夫教会中学的做法还算稍微温和。这里不把鞭打学生作为一种制度，虽然偶尔脾气大的教师也体罚学生。学生犯有过失，常在墙角罚跪，被迫磕响头。

　　冬天，教室的供暖很差，没有安内窗。房门破烂不堪，室内冷得使人难受。课间休息时，学生就挤成一团打打闹闹，摔跤取暖。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一角边看边笑。有时他也被同学拖出来，参加角斗。往往等他摔累了，别人便把他抬起来送回座位，以表示对他的尊敬。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拉丁文很好，乐于帮助同学。总是提前来到教室，检查同学们的拉丁文作业，并向他们作解释，从来不见他表示过不耐烦。

　　他和班上大多数同学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和几个人还建立了某种友谊。这期间他惟一的知心朋友，是米哈伊尔·列维茨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中只有三个这样的至交：中学时期的M·列维茨基；大学时的B·洛博多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工作期间的杜勃罗留波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常常拿三位朋友的这些特点，和自己身上的缺点作对比。他经常责备自己的性格太“柔和”，过于“顺从”。其实这仅仅是外表的，对他的行为和信念毫无影响。然而，年轻时的他，却特别敏锐地感到这种矛盾。

　　好冲动的列维茨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有点相反。列维茨基对教师的意见，总是公开表示出来，经常和教师、同学争论。在教室里他俩是邻座：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第一排第一个座位，列维茨基坐第二个座位。

　　宗教课老师彼特罗夫斯基说：

　　“列维茨基，你是个正统的新教徒。不过你的反对意见不合新教的精神。你争论不是为了弄清真理，而是想摸我知识的底，想抓我的把柄，当众使我难堪。”

　　最后，列维茨基被取消了享受官费的资格。因为有一次上希伯莱语课时，他涂抹了教师的笔记本。教师问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他回答说：

　　“你干吗胡说八道？”就是这个爱抬杠的家伙，成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最亲近的朋友。他们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不过，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疟疾，将近三个星期没来上课，列维茨基却不敢去探望他，因为找不出一套像样的衣裳。平日冬天他穿一件粗尼农民上衣，夏天穿一身黄色土布长袍。

　　列维茨基被剥夺官费资格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离开萨拉托夫教会中学，到彼得堡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听到这消息时，感到好难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列维茨基几乎是俄罗斯未来的骄傲。这位才华出众的列维茨基，性格却不够坚强。一旦失去惟一的物质来源，就经受不住沉重的打击。时常借酒浇愁，变成了一个酒鬼。后来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人世的。

　　在中学阶段，这个刚满14岁的孩子，居然想到要发明“永动机”。

　　那次祖母突然病了，让他去请医生。在医生那间摆满了各种药品和仪器的诊所里，他看到了水银温度计。他突然联想到，根据这个原理，可以造一个特殊的钟表仪器。从那天起，他经常琢磨用各种方法来改进这个设计。最后他坚信，他是在发明一种可以产生永恒运动的机器。他甚至幻想发明成功了，他被召进了冬宫。皇帝给他说：

　　“你发明这种机器，改变了地球面貌。从事体力活儿的人将摆脱繁重的劳动和贫困。你希望得到什么奖赏？”

　　他能希望得到什么呢？他设想的回答，应该向皇上显示出豁达、无私和纯朴。于是他回答道：

　　“把我父亲调到彼得堡的谢尔吉耶夫大教堂吧……”

　　发明这种机器的幻想，后来一直萦回在他的脑海。他真的做了实验，失败也没有使他不安和失望，而是努力寻找新的、更为正确的途径。继续琢磨校准、修改和重做这台仪器的零件。在探索中度过了好几年，直到最后他确信“永动机”是不可实现为止。

　　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中学毕业之前很久，家人就为他的前途费心。他究竟该选择宗教生涯好，还是上大学好？

　　恰好这时父亲在宗教职业中，遇到一件不痛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