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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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确有一批很时髦的“暴露”作家，他们只热衷于在“上面”允许的范围内批评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不仅不会动摇专制政权，相反，它把社会的注意力引离事情的本质，让人们忽视“这台某些人竭力加以修复的机器已经是破烂不堪”。而且，这类对旧制度毫毛无损的时髦作品，还能营造出一种民主的假像。似乎允许人们自由说话，文学作品可以干预社会生活。
对这种人幽他一默又有何妨？
杜勃罗留波夫不仅在《口哨》栏，而且还在自己的长篇评论中无情地揭露这类所谓的“暴露文学”。他在《现代人》4月号上发了一篇《去年文学琐事》，尖刻地嘲笑了暴露派小说家们的那套雕虫小技：
“倒霉的是那些录事、区警察局局长、市议会秘书、区监督。遭殃的还有警士和乡村警察。即便有时触及省一级的官吏，这样的暴露文章大部分也是用以下公式炮制的：突出一个极为高尚的省长，这是省内上下的大恩人，他主张一切按法律公开办事。他身边总有两三名心地善良的官吏，由他们来惩处有各种舞弊行为的人。……但是请仔细听听这种暴露文章的腔调吧，每个作者都异口同声地说，俄国一切丑恶现象之所以发生，都是因为区警察局长狡诈，警士们粗暴。”
这一新的栏目果然博得了读者的赞许，但贵族自由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为恼火。
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1859年突然在《钟声》杂志第44期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非常危险！》。文章对《现代人》编辑部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似乎《口哨》的方向大错特错，是在扼杀刚刚起步的言论自由。并把《口哨》栏目的撰稿人，和扼杀言论自由的反动政府混为一谈。他在文章的末尾作了侮辱性的暗示：
“我们这些可爱的小丑们忘了，沿着这条危险的道路吹口哨，不仅可能滑到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那里，而且还可能（但愿千万不要）滑到斯坦尼斯拉夫那里……”
希尔加林和格列奇都是办反动杂志的俄国作家。用他们来类比《现代人》杂志的同仁，必然会挑起一场文坛大论战。
其实，这场争论并不是突如其来，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除了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之外，赫尔岑与《现代人》杂志的革命策略也格格不入。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接近于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当中的自由派。此时他仍然相信，可以凭借沙皇和贵族的仁慈，使俄国人民的状况得到改善。
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直生活在俄罗斯的现实之中，对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处境、政治态度，以及广大民众的迫切愿望，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相信人民，号召人民觉醒起来。而赫尔岑呢，按列宁的话说，则“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1847年离开俄国，没有看见革命的人民，也就不能相信革命的人民”。
6月5日清早，情绪激动的涅克拉索夫来找杜勃罗留波夫，告诉他流亡在伦敦的赫尔岑突然反对起《现代人》来。涅克拉索夫本人还没有见到那期《钟声》杂志上的原文，但在俱乐部里别人跟他说，《钟声》杂志的那篇文章，暗示《现代人》已被当局所收买。当天杜勃罗留波夫在日记中写道：
“如果这事属实，那么赫尔岑根本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报刊上如此轻率地评论别人，太蛮横了。我越是琢磨这个消息，就越相信这仅仅是涅克拉索夫的感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种暗示。必须尽快弄到《钟声》杂志看看那篇文章，然后才好决定怎么办。至少应当给赫尔岑写封信，把问题解释清楚。今天一整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老是忐忑不安，仿佛在我口袋里找到了莫名其妙地落在里头的别人的钱……我个人并不因为赫尔岑的刻薄而感到很失望。不得已时，我可以和他论战一番；但涅克拉索夫却焦躁不安，因为赫尔岑在我们社会的优秀分子中影响很大。暗示被当局收买这件事特别使他感到受侮辱，他几乎下决心要亲自到伦敦去做一番解释，说这种事完全可以导致决斗。我不明白，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我也觉得必须进行解释，为此我愿意前往……”
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都认为，同赫尔岑见面时应力争使他收回那篇文章。伦敦是非去不可了，但不是他俩，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涅克拉索夫觉得选杜勃罗留波夫去不合适。他担心杜勃罗留波夫心直口快，话语尖锐，谈判容易弄僵。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
“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
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
“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
“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
“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道：
“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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