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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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孕，因担惊受怕，生下了个聋哑儿子。她的身体也彻底垮了。最后赫尔岑被释放了，但必须离开俄国；理由是他妻子有病需要矿泉治疗，还要医治儿子。到了法国，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想为沙皇效劳，逮捕了赫尔岑并将他遣返俄国。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当时便倒下死了。我不敢拿自己同赫尔岑的才华相比，但我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他，我应该等待类似的遭遇。”

　　尽管他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估计不足——他们今后所承受的考验，要比赫尔岑承受的艰难痛苦得多。

　　好个奥莉佳，并没有因他的这些警告而离开他。她分明懂得，供她选择的这条道路充满着危险。也许她那时并没有坚定的信念，可能只是出于本能。

　　起初，车尔尼雪夫斯基跟未婚妻商量好，开春以后他先到彼得堡逗留几个月。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再回萨拉托夫来接她。但很快又改变了这个计划，奥莉佳在家里处境艰难，同母亲及哥哥的矛盾扩大，一天也不愿多留。她开诚布公地表示，结婚后要马上同丈夫一起到彼得堡去。

　　男方的父母，起初对这门婚事持否定态度，因为市民舆论姑娘过于活跃。车尔尼雪夫斯基敬爱父母，一贯顺着他们。但这次他宁可使他们伤心，自己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在日记里这样表明态度：

　　“婚姻问题上他们不是裁判员。因为他们和我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政治或宗教等问题上，听从他们是荒唐的；在婚姻这件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也是奇怪的。”

　　母亲起初试图阻止儿子，但她发现儿子的决定已无法动摇，终于被迫让步了。婚礼定于1853年4月29日举行。谁知母亲没等到良辰吉日，突然得了重病医治无效，撒手西去与世长辞了。儿子也因忧伤劳累，生了一场大病。

　　婚后不几天，车尔尼雪夫斯基便偕同妻子动身去彼得堡。出发那天来了很多学生，住房的周围挤满了人，他们含泪给老师送行。


　　2。　定居彼得堡


　　在去彼得堡的路上，他无时不惦念着留在家中的父亲。老人家年事已高，母亲的去世使他深受震动并万分忧伤，内心的寂寞孤苦可想而知。

　　车尔尼雪夫斯基旅行途中每到一站，利用短暂的停留必给父亲写一封书信。在楚纳基、阿尔扎马斯、下诺夫哥罗德等地，无论多疲劳，都坚持写的。为了安慰父亲，他报告说他的身体好些了，已不那么虚弱无力，不再发冷发热。

　　他们行进得很缓慢，只是白天走，晚上停下来歇息。奥莉佳第一次出远门，坐在四轮马车上头晕得厉害。车尔尼雪夫斯基急着快赶到彼得堡，因为韦津斯基正准备出国，希望在他走以前能见面，所以马车在莫斯科只呆了两小时。韦津斯基可能帮助他在军事院校找到教书的工作。

　　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他们乘坐的是刚开通的火车。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萨拉托夫任教的两年，亲眼看到人民的生活多么艰辛。无权、愚昧和赤贫的农民，遭到多么深重的凌辱和痛苦。少年时代他就生活在这里，不过那时他不可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所在，更不知道打破古老生活秩序的办法。大学时期扩大了他的精神境界。萨拉托夫的两年使他加深了生活体验。现在他决心已定，此生要投身于革命斗争。

　　车尔尼雪夫斯基来到彼得堡，因未找到合适的住房，暂时住在捷尔辛斯基家。捷尔辛斯基的妻子一年前去世了，但仍然同佩平及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保持着亲戚关系。

　　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以惊人的精力，开始去实现既定方针。

　　他的主要愿望，是在文学和政论领域大干一番。但这一愿望没能很快实现；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时间，需要作准备，需要和期刊出版界建立联系。除了这个长期目标，当务之急是谋个职务，挣钱养家糊口。在他看来最具吸引力的是在大学当教授，要不就在公共图书馆里当一名学识渊博的图书馆员。但也要一两年的努力才有可能谋取到这种高级职位，而且首先必需取得学位。于是便向教育区的督学提出申请，要求参加硕士学位考试。督学答应他等到明年秋天应试。在这之前，他决定在中等武备学校教书。

　　他偕新婚妻子来到彼得堡，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比他所期望的还要亲热。

　　韦津斯基暂时出国，他把自己在军事学校所教的大部分课程，交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车尔尼雪夫斯基带来了已完稿的《伊帕季耶夫编年史词典试编》，交给了斯列兹涅夫斯基，希望刊登在《科学院通报》上。斯列兹涅夫斯基接受了这部稿子。这部书稿并不能获得物质报酬，按当时的规定，这类著作没有稿酬。但专著的发表会增加他在大学教师中的威望。可以说这是为科学、为他的学术地位投入的无偿劳动。为编纂这部词典历时数载，他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现在还得关照词典的排版、校对和印刷，要花大量的劳动。他本人也说：“和别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是最枯燥、最难懂，恐怕又是最费力的一部东西。”

　　这年夏天，他同《祖国纪事》的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商谈，为这家杂志撰稿的问题。果然，这份杂志的7月号上，刊出了他对《论斯拉夫语和梵语的共同性》和对《诗人文选》两书的评论文章。这两篇书评处女作，标志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评论的开始。

　　《祖国纪事》在三四十年代是一份很有影响的进步刊物。别林斯基在主持该杂志的评论栏目，把它办成了优秀文学和进步思想的阵地。1846年别林斯基离开编辑部后，由克拉耶夫斯基主持编务，刊物每况愈下今不如昔了。到了五六十年代，杂志完全丧失了以往的战斗性，变成了一份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杂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激进民主主义立场，当然郁郁不得志。直到1853年秋天，结识了主持《现代人》杂志的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并加盟该杂志的编辑工作，境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来到彼得堡，各种各样的事情简直忙不完，根本没有一点儿空闲时间去消遣，给父亲写信也只匆匆数行。为了生计他得拼命工作。在第二武备中学教课，算是本职工作，每月固定收入40卢布，大部分花在伙食和房租上面。所以每月他必须撰写120页以上的稿子；靠稿酬补贴家用。还要设法给私人上课、业余担任《俄语及教会斯拉夫语历史语法》一书的校订工作。此外，他还要准备硕士学位的考试，撰写学位论文。

　　他的工作习惯是上半月搜集阅读资料，下半月集中力量写作。工作起来寝食俱忘、通宵达旦。妻子奥莉佳为丈夫的健康非常担心。他自己却越忙越痛快，还开玩笑道：

　　“上帝保佑，但愿天天忙碌；因为在彼得堡没有事做，比任何东西都可怕。”

　　刚到彼得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生活十分俭朴，每一个戈比都要精打细算。第一年，他们只上过两次剧院。很少出门作客，更少请客。大学时的朋友当中，常来拜访的是米哈伊洛夫。米哈伊洛夫的宿愿这时终于实现了，已经从下诺夫哥罗德迁居来到彼得堡。专为《现代人》杂志撰稿，时而也在其他杂志上发表诗歌和小说。

　　奥莉佳待人接物表现得活泼、质朴、聪明大方，这使诗人米哈伊洛夫对她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有一次他在她的纪念册里作了一首题名为《肖像》的诗：

　　和仙女一样，

　　她的眼神似闪电般地发光；

　　和活泼的波兰少女一样，

　　声音如银铃般柔和地响；

　　和痛苦的小伙子一样，

　　她脸色是那样惆怅。

　　你可以不迷恋上她那双美丽的眼珠，

　　你可以不为她那亲切的话语所打动；

　　但在她的跟前，

　　你决计不会去爱别的姑娘。

　　在斯列兹涅夫斯基家里，奥莉佳也受到亲切的接待。

　　1853年夏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因词典的印刷事宜，偕同妻子一起到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家作了几天客。奥莉佳很喜欢老师一家人，特别是老师本人和他的母亲。斯列兹涅夫斯基的母亲为学生有这样一个好妻子由衷地高兴。

　　8月间，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迁到彼得堡城内、邻近韦津斯基家的一处房子。韦津斯基有三个小孩，房子太挤，所以只好住在他附近。三间宽敞的大房间，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夫妇和佩平分占。不错，房租是贵了点——每月20卢布。但没办法，这样的住房少于20卢布上哪儿找！他早就喜爱这条沿河大街，对这里的环境非常熟悉。

　　佩平在学术界已初露头角。他即将结束大学学业，成绩很好，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表发了一篇关于18世纪剧作家卢金的论文。教授们预言他前程无量，他那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和渊博的图书知识，使教授们感到惊讶。

　　就内心世界而言，这对表兄弟相距甚远。车尔尼雪夫斯基觉得这位未来的教授和院士，精神方面的需求过于狭隘。他那模糊的自由派观点和中庸的社会理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佩平不作他的绊脚石，不与他争吵，不妨碍他，而是专心致志于研究古代语文和文学。因此，他们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日常生活中从没发生过任何冲突，相处得非常和谐。佩平终日坐在写字台边，编纂他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词典，为杂志写学术论文，并准备一篇争取在学校获奖的文章。

　　有时他们一起去参加尼基坚科、韦津斯基和斯列兹涅夫斯基等人举办的晚会。车尔尼雪夫斯基深知，佩平的成就会使他的双亲感到自豪。便写信回萨拉托夫告诉他们，说佩平那篇关于卢金的论文非常成功。学术界权威人士对这篇文章称赞备至，还说应该为年轻的佩平在刚创办的哈尔科夫大学谋一个职位。

　　表弟的文章虽好，并没有引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大的兴趣。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在广大读者中传播进步思想。首先是别林斯基的思想，而不是去搞那些历史和文学领域里纯学术的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他发现如今人们变得对政治淡漠；已经无法辨认两年前认识的那些人……文学评论不再是传播思想观点的手段，已成为单纯的图书介绍。别林斯基在杂志上的地位，已为图书学家所取代；这些人能背得出珍本的目录，只醉心于咬文嚼字的考证。这位思想活跃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深知，编年史词典或古斯拉夫语的论文，对社会生活最不可能产生影响。他在寻找另一条更能发挥自己力量的途径。


　　3。　论文答辩会


　　1854年秋，硕士学位考试并没有如期进行。这件事反反复复拖得令人难受。

　　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没有放弃搞学术活动的想法，打算考完硕士学位再考博士学位。他本人哪里知道，他的这篇学位论文，因为观点非常尖锐、公然向一切传统观念挑战，引起了大学主管人物的不满。所以对论文答辩的事，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拖延。

　　9月底，系主任尼基坚科总算抽时间把论文读完，并授权“准备答辩”。校长普列特尼奥夫又把论文送交尼基坚科，征求他的正式意见。等尼基坚科签署了意见，又拖过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21日，系主任才通知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学术委员会即将批准打印论文。

　　“即将”二字乃是模糊的将来时，至于要拖到何年何月，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论文打印好后，依照程序首先呈送给教育部长诺罗夫审阅。部长读了论文大大吃了一惊，认为通篇都是异端邪说，怎么能公开辩论呢？部长大人把彼得堡大学哲学系主任严厉批评了一顿，又把此事挂了起来。

　　转眼间，时间跨入了1855年。

　　1855——这一年在俄国历史上非同寻常。俄国与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遥远的克里米亚前线，不断传来令人忧虑的消息。尽管萨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但俄国的败北已不可避免。一时间举国舆论哗然，一致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制度极其落后，政府官僚机构腐败透顶。

　　著名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写得一针见血：

　　“祖国到处被廉价出卖！”

　　社会上人们的政治热情又高涨起来。到处公开议论朝政，批评官方的战报尽在说假话。军队缺乏应有的装备，医院一片混乱。军粮及其他后勤供应濒临断绝。还谈到库尔斯克义勇军，用斧头去对付敌人的远程大炮。连持保守观点的人，也指责起沙皇政府来了。

　　就在萨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正处于激烈紧张阶段，2月18日老沙皇尼古拉一世突然一命呜呼！

　　消息传开，进步知识分子欣喜若狂，都把沙皇之死看作农奴制度行将崩溃的征兆。他们认为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都期待着革命风暴的来临。

　　沙皇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撰写评述普希金作品的第二篇文章。他心潮澎拜，用笔在草稿的边上和底下批注：

　　“此时得到了消息”，“此文于1855年2月18日写毕——最后几行是在人所共知的这个事件的影响下写成的”。

　　也许当时的政治气氛，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位论文的命运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件原本只需两个月就该完成的例行手续，在拖了18个月之后，系主任尼基坚科终于决定，在1855年5月10正式举行论文答辩会。

　　终日忙碌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有机会没忘记给父亲开个善意的小玩笑，好让老人家高兴高兴。他从数千里外寄去一册装订好的论文，和一张答辩会的请帖：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阁下：

　　圣·彼得堡帝国大学校长恭请阁下，于星期二下午一时，参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罗斯语文硕士论文的答辩。无请帖者请勿到会。”

　　远在萨拉托夫的老父亲，收到儿子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