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1954-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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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的华侨贿赂法国人，申请法国护照；普通华侨走台湾驻西贡官员的关系，申请中华民国护照；没钱的华侨宁可当黑户，也不会去申请越南护照。
李为民看似在开玩笑，事实上却是在表示要与他共患难、同进退的决心。
吴廷琰非常感动，用哽咽的声音心照不宣地说：“只要你愿意，只要你父亲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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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急流勇退（）
交班是一件大事，按照李家一个多世纪的传统，接掌家业的子孙必须是长房长支，并且必须已成亲。
换言之，只有成家才能立业，才有把家业一代代传下去的责任心。
再就是接掌家业的子孙必须在场，有那么点平稳交接的意思，以免兄弟不睦，为争家产把偌大的家业搞得支离破碎。这也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因为交接时会请有身份的长辈、同乡及亲朋好友观礼，可以借此机会拓展接班人的人脉。
如果现任当家人出现意外，则由刘家在主事们的监督下暂管生意，直到当家人生前指定或中意的接班人能够胜任为止。
太平年景，这么传承有一定合理性。然而正值多事之秋，必须与时俱进。
考虑到西贡局势动荡，几乎天天有人放冷枪。儿子又在吴廷琰身上压了重注，要同吴廷琰一起对付那些大小军阀，甚至在美国谋了个差使，如果再像之前一样交班，全家老小尤其儿子的安全真得不到保证。毕竟包括越盟在内的越南大小势力，几乎没人欢迎吴廷琰回来。
李冠云与刘敬晖沟通完之后，二人就开始为今天的交班仪式做准备。
上午九点，接到请柬的几十位潮州帮富商和长辈，纷纷赶到借富庙（义安会馆），广府帮、客家帮、福建帮和海南帮的贵客也陆续而至，马国宣先生正代表潮州帮热情接待。
今天是李家的大日子，不管有多少疑问现在都不能问。
众人简单寒暄了一下，非常有默契地站到观礼位置。只见关二爷神龛前摆满琳琅满目的瓜果、红乳猪和清蒸鱼等贡品，李冠云、刘敬晖和王伯等几位主事，全穿着崭新的衣服，带着刘家昌等一众小辈肃立在神龛前。
“吉时到！”
随着庙祝一声高喊，李冠云举起点燃的香，抑扬顿挫地开始禀神：“关帝在上，今有弟子李冠云诚心拜祭，请保佑我李家子孙，身体康健、平平安安；请保佑我李家生意，红红火火、财源广进；请保佑我鹤山子弟，团结一心、忠诚有义……”
刘敬晖父子是客家人，客家人拜孔子，讲究“天、地、君、亲、师”，自然不用带上他们。
今天拜的是关二爷，讲究“忠、义、仁、勇、智”。说白了是要求王伯等四位主事的杰出晚辈，将来好好辅佐李为民。
他禀完神，上完香，王伯的二儿子王康复、堂侄王晋鹏接过庙祝递上的香，向关二爷赌咒发誓一定不负众望，一定会做到忠诚有义、忠义两全。
小辈们挨个上完香，拿起筷子象征性吃了几口贡品，意为“纳福”。
整个仪式庄重而简短，李冠云转身作揖道谢，马国宣等宾客纷纷上前祝贺，并勉励刘家昌、王康复、王晋鹏、顾平春、顾采莲、李吉敏等被正式委以重任，今后将独当一面的年轻人。
仪式结束，刘家昌带新一届“李家常委”回去开“常委会”。李冠云、刘敬晖和王伯等“老常委”则邀请各位宾客来到中华酒楼，请老前辈、老朋友吃他们的荣休饭。
“冠云兄，接到请柬我真不信，你这也搞得太突然了！”
“为民没成亲，甚至都没回来，太儿戏，太儿戏了。”
连“造船大王”吴达远都感觉不可思议，紧盯着他双眼问：“亲家，你比我小四岁，身体好得很。敬晖也才五十，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马国宣深以为然地附和道：“是啊，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李冠云起身又作了一圈揖，端起杯子笑道：“不怕各位长辈、同乡、朋友笑话，冠云虽尚未知天命，但深感身体尤其精神大不如以前，敬晖亦有同感。我俩一合计，决定晚退不如早退，把生意交给孩子们，好好歇歇，好好颐养天年。”
一位老乡将信将疑地问：“你真放心？”
“元思兄，实不相瞒，做这个决定时真有些不放心，不过想想就想通了。儿孙自有儿孙福，我管得了一时能管得了一世？再说富不过三代，家业到我手上已是第四代，人不能太贪心，一切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那……那你今后就真不管了？”
“不管了。”
生怕他们不信，李冠云放下杯子，一脸认真地说：“我全想好了，过几天，就带贱内和丫头去法国。在那边置办个庄园，种种葡萄、酿酿酒，过过与世无争的日子。”
法国那边有许多朋友，有法国人，有移民过去的华侨，去法国倒不会很闷。见他已下定决心，马国宣禁不住问道：“敬晖呢，敬晖也去吗？”
“马先生，我同冠云想法不一样，我希望能够叶落归根。老家现在是回不去了，不过可以去香港，至少离老家近点。”
“我去槟城（马来的一个州，华人很多）。”
不等他开口，王伯就嘿嘿笑道：“马先生，您知道的，我家老三在那边娶了房媳妇，安了个家。孙子快三岁了，我和我家那口子都没见过，不去看看不放心。”
一个去法国，一个去香港，一个去新加坡，一个去马尼拉，还有一个去雅加达，说退就退，说走就走，一点不拖泥带水，像是铁了心不闻不问。
西贡危机四伏、云谲波诡。
老老实实做生意都有风险，更不用说儿子要跟吴廷琰一起干。留在西堤，只会让他分心，不如走远点好。
况且这个走也是有门道的，自己有许多法国朋友，其中不乏达官显贵，去法国或许能够帮到儿子。
至于刘敬晖去香港，其实是去掌管航运公司生意。另外几位老伙计也一样，因为李家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分散风险、分散投资的习惯，在槟城、新加坡、雅加达和马尼拉都有产业，只是财不露白，外人不知道。
马国宣不明所以，彻底服了。
吴达远则愁眉苦脸地问：“亲家，你和亲家母这一走，为民和莉君的婚事怎么办？”
李冠云哈哈大笑道：“达远兄，孩子们的婚事你尽管放心，到时候我们肯定提前回来。等着抱孙子呢，我比你更急！”
他们谈笑风生，有几位老板却食不甘味，因为接下来要跟年轻人打交道，谁也不知道他儿子会不会撤资或转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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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归来！（）
越南形势太复杂，外部受两大阵营对抗影响，本身正在进行殖民与反殖民斗争，内部又山头林立、派争不休。
历史上吴廷琰能在美国对越政策摇摆不定，在其上任初期几次险些被换的情况下，能够从法国人和保大手里抢回军权、平定大小军阀、建立越南共和国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局势如此微妙，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切顺其自然，吴廷琰在历史的巨大惯性驱使和个人不懈努力下，还能控制住局势、干两任总统，有惊无险活八九年。
如果自以为有先知先觉的优势，跟在他后面瞎掺和，天知道会产生多大的蝴蝶效应，天知道历史会不会走上岔路。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何况南越华侨不仅少，不仅胆小怕事，而且华侨区内部并不团结。有根深蒂固的帮派之见，有生意场上的冤家对头，有些人甚至卷入进残酷的意识形态斗争。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可这种事确实存在，不管国民党特务对付共c党，还是在越盟领导下的华侨共c党对付华侨中的国民党，动起手来你死我活，往往比法越当局还要狠。
要团结西堤华人区内能够团结到的力量，要想方设法增加华人在南越人口中的比例，要让吴廷琰政府不起疑心地拓展华人生存空间，要不露声色地尽一切可能为华人争取到一点自主权。
这需要精力，更需要时间。
枪打出头鸟，在这个极其敏感的关键时刻，韬光养晦比兴风作浪好，所以先回来并非帮吴廷琰奔走，而是未雨绸缪地避开那些谁也不服谁的军阀，以及无孔不入、防不胜防的越盟间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人大腿依然要抱，否则接下来的计划很难实施。
正因为如此，李为民先赶到美国，同几经权衡之后欣然接受邀请，即将赶赴香港出任东亚银行总裁的亨利教授见了一下面。并与费舍教授就吴廷琰出任总理后所面临的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问题交换完意见，才和另外一位叫桑德森的教授以msu（密西根农业与应用科学大学的简称）代表身份回越南。
这是一架政府包机，乘客中有美国国际开发署（usom）官员，有美国特别技术与经济使团（stem）官员，他们受国务院委派去战区调查难民问题，及考察越南的经济发展情况。
事实上usom的第一批官员，早在今年1月25日就赶到了越南，他们是第三批。正跟一位记者谈笑风生的阿克雷先生，将替换之前的领队出任团长。
同机的stem官员是第二批，据说他们见完大使后就要去河内和海防等北部城市。
后面那几排神职人员才是吴廷琰真正的支持者，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天主教福利会（ncwc）、美国天主教战争救援协会（crs）和美国天主教慈善协会，全是志愿者，由受主教大人委托的哈内特神父带队。
最后排坐着两个军官，一个陆军中校和一个海军上校，他们隶属于刚组建的美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maag）。
再就是一点都不安生，从上飞机到现在一直跑来跑去、问个不停的媒体记者。
有《纽约时报》的迪尔曼，有为《时代》和《生活周刊》撰稿的麦克林，有赫赫有名连阿克雷团长都以礼相待的普利策奖得主、《纽约先驱论坛报》资深记者希金斯。
相比之下，《鼓吹者报》和《天主教先驱公民报》的记者则显得比较安静。他们是宗教人士，一切以哈内特神父马首是瞻，刚才用餐时甚至非常虔诚地进行了一番祷告。
作为机舱里唯一的黄面孔，并且来自越南对情况非常了解，李为民无疑是所有人最想聊天的对象。
县官不如现管，这些官员级别虽然不高，但他们下飞机之后的地位却一点都不低，而且在援助资金使用和物资分配上拥有很大自主权。
李家有钱，但养活不了几万乃至几十万人。
自己能赚钱，可赚钱需要时间。
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打他们主意，李为民很乐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一脸凝重地说：“关于越盟在北部地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太原省大慈县一个名叫阮氏南的妇女最具代表性。”
“一个女人？”
“是的。”
他长叹了一口气，接着道：“她是一个地主家庭的主妇，非常开明，乐于助人，深受爱国主义运动影响，对积极抗法的越盟非常同情。她给予越盟大力支援，捐献出金钱、衣物和食品。当越盟在号召人民捐献黄金支持抗法战争时，她一次性拿出数百两。”
“真是一个伟大的东方女性。”
“这一点毫无疑问，事实上她所做的不仅仅只有这些，在越盟最困难的时期，她家成为越盟领袖和干部战士的庇护所，包括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志清、黎德寿在内的许多越盟领导人，都曾受过她庇护或帮助。”
一个记者脱口而出道：“我听说过武元甲，指挥军队攻占奠边府的那个共c党将领。”
stem的一个官员补充道：“黎德寿正在日内瓦谈判，毫无疑问的高层。”
李为民脸色一正，紧盯着他双眼沉痛地说：“就这么一个给越盟提供过帮助的女人，居然在土地改革时第一个被杀了。她被抛出来作为必须被清算的地主代表，通过枪毙她这个女人来发起土地改革运动。
她对越盟暴力革命和民族独立的贡献被用阴谋论来解释，被说成是’用虚伪的表现使得她能够混入革命队伍，对革命从内部进行破坏’。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两个儿子也参加了抗法斗争，其中一个是越盟军队中的团级干部，另一个据说正在中国学习。”
“我的上帝，这个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太残忍了！”
“暴行，无可争议的暴行，他们全应该被送上法庭，全应该以反人类罪起诉。”
……
看着他们义愤填膺的样子，李为民继续道：“先生们，这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这样的悲剧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在北部地区，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解放区，他们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惩办反动和恶霸地主’运动，规定必须处决一定数量的反动和恶霸地主。
据从那里逃到南部的幸存者透露，他们是在按总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处决，并且手段极其残忍。能被枪决已经是很幸运的，至少没多大痛苦。有许多人被刺死，被拷打致死，甚至被活埋。”
哈内特神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架，忧心忡忡地说：“吴廷琰总理的哥哥及侄子就是被越盟活埋的，而那里生活着上百万天主教徒，只要有哪怕一点怜悯之心的人，都会为他们的处境担忧。”
阿克雷团长接过话茬，面无表情地说：“在苏联，取缔东正教是列宁的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就完成了对教会系统的摧毁，圣经被列为禁书，至少10万名神父被处决。在中国，他们大规模逼迫信徒放弃信仰，并切断天主教徒与教廷的联系，神父担忧非常有道理，这种悲剧确有可能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