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花-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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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人爬出来后，心里犹然惦着那。地震后的几天，我钻进废墟寻找衣服和被褥时，冒险将它挖出来。所幸的是我一直把它放在一个细长的装饼干的铁筒里，又搁在书桌抽屉最下一层，故而完好无损。这随我又一起逃过一劫。这与我是一般寻常关系吗？
此后，一些朋友看了这幅无比繁复的巨，劝我不要给那位美籍华人。我执意说：“答应人家了，哪能说了不算？”
待到1978年，那美籍华人来到中国，从我手中拿过这幅的一瞬，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觉得她是从我心里拿走的。她大概看出我的感受，说她一定请专业摄影师拍一套照片给我。此后，她来信说这幅已镶在她家纽约麦哈顿第五大街客厅的墙上，还是请华盛顿一家博物馆制作的镜框呢。信中夹了几张这幅的照片，却是用傻瓜机拍的，光线很暗，而且也不完整。
1985年我赴美参加爱荷华国际笔会，中间抽暇去纽约，去看她，也看我的。我的的确堂而皇之被镶在一个巨大又讲究的镜框里，内装暗灯，柔和的光照在中那神态各异的五百多个人物的身上。每个人物我都熟悉，好似“熟人”。虽是临摹，却觉得像是自己的。我对她说别忘了给一套照片作纪念。但她说这幅被固定在镜框内，无法再取下拍照了。属于她的，她全有了；属于我的，一点也没有。那时，中国的家还不懂得可以卖钱，无论求与送，全凭情意。一时我有被掠夺的感觉，而且被掠得空空荡荡。它毕竟是我年轻生命中整整的一年换来的！
现在我手里还有小半卷未完成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中断这幅而去了那幅之后，已没有力量再继续这幅了。我天性不喜欢重复，而临摹这幅又是太浩大、太累人的工程。况且此时我已走上文坛，我心中的血都化为文字了。
写到这里，一定有人说，你很笨，叫人弄走这样一幅大！
我想说，受？多半缘自于一种信任或感动。但是世上最美好的东西不也来自信任和感动吗？你说应该守住它，还是放弃它？
我写过一句话：每受过一次？，就会感受一次自己身上人性的美好与纯真。
这便是《清明上河图》与我的故事。
醒俗报
几年前，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先生来津看我。那时候，他正对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上海的社会形态发生研究兴趣，因此迷上了那时代上海出版的报。从早期的《点石斋报》到后期的《良友报》，中西交错，色彩斑驳，非鱼非鸟，极是新鲜和奇异。
在我家聊天时，我便拿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天津出版的《北洋报》、《玫瑰报》、《华北电影报》等等给他看。他睁着吃惊的眼望着我说：“怎么天津也有这种报？”我笑而不答，又把一匣《醒俗报》放在他手中。他失声叫道：“这不和上海吴友如的《点石斋报》一模一样吗？”
于是我说：“那时，上海与天津一南一北，同为东西文化相撞前沿的城市。社会形态差不多。从桌球（乒乓球）、玻璃*（*）到小洋楼，凡上海有的，天津也有。”
这一来，他对天津的报也生了兴趣，死磨硬赖从我手里“抢”走几本《华北电影报》，还顺手3走一册印着不少周璇和蓝蘋（青）照片的迷你型的小刊《玲珑》。
由清末到民初，中国的社会*，政治软弱，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刊，主张铲除社会陋习与种种痼疾，开启民智，振兴中华。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看出《醒俗报》中“醒俗”二字的立意了，那便是要把民众从习惯而不自觉的种种陋习中唤醒，承担起共同兴国的重任。
《醒俗报》和上海的《点石斋报》一样，都创办于光绪年间，也同样使用单面有光的粉纸和当时先进的石印技术，方形开本，每本十张折叠页，每页两面印刷，凡二十图，十天一期。刊物一开始就有鲜明特色。它面向大众，内容全是图新闻，大至时政要事，小到市井信息；识字者看字，不识字者看图，很像大本的“小人书”，物美而价廉，一时颇爱欢。故而很快就改为五天一期，一月六期。
报的主办者是几位新学的倡办者。社址设在西北城角自来水公司旁一座小楼内，后迁到城内广东会馆附近的平房里，条件简陋，但主笔却是津门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陆辛农先生。
陆先生个子不高，为人爽利，能书擅，喜欢植物学和制作标本，精于小写意花卉。记得我年轻时在国研究会工作，见过他几次。他年事虽高，说话朗朗有声，十分健谈，喜欢开怀大笑。他对津门掌故知之颇多，常在报端发表文章，笔名“老辛”。文章中怀古论今，总是包含许多珍贵的史料细节，观点也很开放，他属于那个时代的开明人士。因而他主编的《醒俗报》，自然是内容鲜活，视野开阔了。
《醒俗报》还邀请一位名叫陈恭甫的家作图。陈先生是一位市井名家，善时装人物。这在当时充斥古装仕女和山水花鸟的坛上是很难得的。陈恭甫的很写实。他虽然不像上海吴友如那样精工细致，却密切配合新闻，得很快，半工半写，但极有生活气息。在今天看来，中许多场面，都是今日再难见到的历史生活的图景。
《醒俗报》具有很强的批评性，这是上海的《点石斋报》所不具备的。它始自创刊，每期封面都是一幅“讽”。用辛辣而幽默的笔法，鞭挞丑恶，抨击时弊，特别是直接针砭官场的种种*，在当时是颇需要勇气和胆量的。这些直接介入生活与现实的办刊方针，贴近了百姓的所思所想，自然受到世人的欢。尤其当时“漫”一词尚未流行，讽应是最具时代精神的新型种。
也正为此，《醒俗报》历了一次很大的挫折。
1908年初夏，成亲王之子载振赴黑龙视察而途津门，天津南段警察局长段芝贵为了谋求黑龙巡抚职务，用巨金买伶人杨翠喜向载振行贿。这桩“美人贿赂案”惊爆于世后，津门家张瘦虎了一幅讽名为《升官图》这应是中国漫史第一幅反*的漫了。他投稿给《醒俗报》，揭露这一丑闻。刊物的主办人吴子洲胆小怕事，阻挠这一图新闻的发表，因之主笔陆辛农与另一刊物主办人温子英愤然而去。一时此事也成了新闻。
后来，解体后的《醒俗报》改名为《醒华报》。馆址迁至当时的奥租界大马路（今建国道）。办刊的方针并没有改变，一直坚持着《醒俗报》创刊以来锐意批评的思想倾向。尤其是在图新闻上的自由评点，犀利而尖刻，为全国任何同类刊物所不及。此外，还增加了绘图小说、科技常识、趣味猜谜等内容，更符合大众生活的需求。至于封面图案，一直采用讽，风格一如既往。《醒华报》的寿命不短，从清末跨时代地一直办到民国初年（1913年）。
陆辛农与温子英离去后，在日租界旭街德庆里内另办一份《人镜报》，开本比《醒华报》略略横长一点，只是文字采用了新式的铅字印刷。办刊主张和《醒俗报》没有两样，也是用讽来做封面，只是增加了文字版面，更适合识字的人阅读，相对平民性也就差一些。
这样，一时天津就有了两份刊《醒华报》与《人镜报》。
在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几年，天津出现的这些报，显示了这个城市文化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自愿担当唤醒民众的责任，而且敢写敢，富于勇气。今日读了，仍心生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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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1）
在我私人的藏品中，有一个发黄而旧黯的信封，里面装着十几张大地震后化为废墟的照片，那曾是我的“家”；还有一页大地震当天的日历，薄薄的白纸上印着漆黑的字：1976年7月28日。后边我再说这页日历和那些照片是怎么来的。现在只想说，每次打开这信封，我的心都会变得异样。
变得怎么异样？是过于沉重吗？是曾的一种绝望又袭上心头吗？记得一位朋友知道我地震中家覆灭的历，便问我：“你有没有想到过死？哪怕一闪念？”我看了他一眼。显然这位朋友没有过大地震这种突然的大难降临是何感受。
如果说绝望，那只是地震猛烈地摇晃40秒钟的时间里。这次大地震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后来我楼下的邻居说，整个地动山摇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喊，叫得很惨，像是在嚎，但我不知道自己在叫。
当时由于天气闷热，我睡在阁楼的地板上。在我被突如其来的狂跳的地面猛烈弹起的一瞬，完全出于本能扑向睡在小铁床上的儿子。我刚刚把儿子起来，小铁床的上半部就被一堆塌落的砖块压下去。如果我的动作慢一点，后果不堪设想。我紧抱着儿子，试图过身把他压在身下，但已没有可能。小铁床像大风大浪中的小船那般癫狂。屋顶老朽的木架发出嘎吱嘎吱可怕的巨响，顶上的砖瓦大雨一般落入屋中。我亲眼看见北边的山墙连同窗户像一面大帆飞落到深深的后胡同里。闪电般的地光照亮我房后那片老楼，它们全在狂抖，冒着烟土，声音震耳欲聋。然而，大地发疯似的摇晃不停，好像根本停不下来了，就像当时的“*”。我感到我的楼房马上要塌掉。睡在过道上的妻子此刻不知在哪里，我听不到她的呼叫。我感到儿子的双手死死地抓着我的肩背。那一刻，我感到了末日。
但就在这时，大地震戛然而止，好像列车的急刹车。这一瞬的感觉极其奇妙，恐怖的一切突然消失，整个世界特别漆黑而且没有声音。我赶紧踹开盖在腿上的砖块跳下床，呼喊妻子。我听到了她的应答。来她就在房门的门框下，趴在那里，门框保护了她。我忽然感到浑身热血沸腾，就像从地狱里逃出来，第一次强烈地充满再生的*和求生的渴望。我大声叫着：“快逃出去。”我怕地震再次袭来！
过道的楼顶已塌下来。楼梯被柁架、檩木和乱砖塞住。我们拼力扒开一个出口，像老鼠那样钻出去，并迅速逃出这座只要再一震就可能垮掉的老楼。待跑出胡同，看到黑乎乎的街上全是惊魂未定而到处乱跑的人。许多人*着。他们也都是从死神手缝里侥幸的生还者。我抱着儿子，与妻子跑到街口一个开阔地，看看四周没有高楼和电线杆，比较安全，便从一家副食店门口来一个菜筐，反扣过来，叫妻儿坐在上边，便说：“你们千万别走开，我去看看咱们两家的人。”
我跑回家去找自行车。邻居见我没有外裤，便给我一条带背带的工作裤。我腿长，裤子太短，两条腿露在外边。这时候什么也顾不得了，活着就是一切。我跨上车，去看父母与岳父岳母。车子拐到后街上，才知道这次地震的凶厉。的街面已被地震扭曲变形，波浪般一起一伏，一些树木和电线杆横在街上，仿佛刚遭遇炮火的轰击。通电全部中断，街两边漆黑的楼里发着呼叫。多亏昨晚我睡觉前没有摘下手表，抬起手腕看看表，大约是凌晨四时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地震给我留下什么？（2）
幸好父母与岳父岳母都住在一楼，房子没坏，人都平安，他们都已逃到比较宽阔的街上。待安顿好长辈，回到家时，已是清晨。见到妻子才彼此发现，我们的脸和胳膊全是黑的。来地震时从屋顶落下来的陈年的灰尘，全落在脸上和身上。我将妻儿先送到一位朋友家。这家的主妇是妻子小学时的老师，与我们关系甚好。这便又急匆匆跨上车，去看我的朋友们。
从清晨直到下午四时，一连去了十六家。都是平日要好的朋友。在“*”那种清贫和苍白的日子，朋友是最重要的心灵财富了。此时相互看望，目的很简单，就是看人出没出事，只要人平安，谢天谢地，打个照面转身便走。我的朋友们都还算幸运，只有一位的朋友后腰被砸伤，其他人全都逃过这一劫。一路上，看到不少尸首身上盖一块被单停放在道边，我已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怎样还活在这世上的。中午骑车在道上，我被一些穿白大褂的人拦住，他们是来自医院的志愿者，正忙着在街头设立救护站。他们告我，才知道自己的双腿都被砸伤，有的地方还在淌血。护士给我消毒后涂上紫药水，双腿花花的，看上去很像个挂了彩的伤员。这样，在路上再遇到的朋友和熟人，得知我的家已完了，都毫不犹豫地从口袋掏出钱来。若是不要是不可能的！他们硬把钱塞到我借穿的那件工作服胸前的小口袋里。那时的人钱很少，有的一两块，多的三五块。我的朋友多，胸前的钱塞得愈来愈鼓。大地震后这天奇热，跑了一天，满身的汗，下午回来时塞在口袋里的钱便紧紧粘成一个硬邦邦è头大的球儿。掏出来掰开，和妻子数一数，竟是71元，整个“*”十年我从来没有这么巨大的收入。我被深深地打动！当时给了我几块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事过三十年，已记不清是哪些人，还有那些名字，却记得人间真正的财富是什么，而且知道这财富藏在哪里，究竟什么时候它才会出现。
家尼玛泽仁曾对我说：在西藏那块土地上，人生存起来太艰难了。它贫瘠、缺氧、闭塞。但藏民靠着什么坚靭地活下来的呢，靠着一种精神，靠着信仰与心灵。
个人对信念的恪守和彼此间心灵的抚慰。
大地震是“*”终结前最后的一场灾难。它在人祸中加入天灾，把人们无情地推向深渊的极致。然而，支撑着我们生活下来的，不正是一种对春天回归的向往、求生的本能以及人间相互的扶持与慰藉吗？在我本人几十年种种困苦与艰难中，不是总有一只又一只热乎乎、有力的手不期而至地伸到眼前？
我相信，真正的冰冷在世上，真正的温暖在人间。
大地震的第三天，我鼓起勇气，冒着频频不绝的余震，爬上我家那座危楼。我惊奇地发现，隔壁巨大而沉重的烟囱竟在我的屋子中央，它到底是怎样飞进来的？然而我首先要做的，不是找寻衣物。我已历了两次一无所有，一次是“*”的扫地出门，一次是这次大地震。我对财物有种轻蔑感。此刻，我只是举着一台借来的海鸥牌相机，把所有真实的景象全部记录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