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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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吴敬琏第一次走进光芒环绕中的“中国第一村”。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的第二招待所里。之所以不住在他们将要考察的大寨，并不是害怕这些城里来的读书人不能适应村里的生活（陈永贵直属的写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让他们和大寨人接触，“免得干扰他们的劳动和休息”。为此县委宣传部长陈明珠就向编写组宣布了三条“纪律”：第一，不能参加大寨的劳动；第二，不得在街上拉着社员谈话；第三，不能到社员家里访问。
“三不准”纪律一宣布，编写组等于跟大寨绝了缘，那书该怎么写？答案是，只能根据当下报纸上登载的宣传文章写。连登载陈永贵过去讲话的报纸，也保留在大寨资料室，外人不能借阅。在当时，大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政治标杆，自它成名以来的十多年中，先后有710万人前来参观学习，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多次在这里召开，“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大道，不学大寨就是搞邪门歪道”，几乎是一个政治共识。可是，不得其门而入的吴敬琏却从所见所闻中窥见了“神话”的阴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倾向非常严重。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把大寨经验归结为阶级斗争抓得紧，叫做“斗一步，进一步；斗十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陈永贵在大寨组织了“天天学小组”，要求农民每天学习领袖语录，宣称“天不下雨不要紧，毛泽东思想就是雨”。根据报纸上的经验报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辉不仅可以普照集体的行动，而且还能深入到农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体内部。比如一位社员得了疾病，在万般痛苦的时候，他就在学习小组里面背诵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他自称没有文化，但却已经精通用大量朴素的言辞表达一种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说“千服药万服药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宝书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要与党支部保持一致，吴敬琏等人到昔阳不久就听到了一个故事，说是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因为怀疑大寨田亩丈量不实而被驱逐。因此，在昔阳编写各种宣传大寨作品的创作人员都互相提醒，不要触了陈永贵的“逆”。①
吴敬琏在昔阳住的时间长了，便与当地人熟悉起来，渐渐听到了一些对陈永贵的议论。
议论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陈永贵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女学生的校长翻案，还在几年的时间内把这位前校长的弟弟从一个公社书记提拔为省委副书记。他的儿子陈明珠更是一个名声不大好、人称“陈衙内”的人，开会讲话，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让人一头雾水，不知何言。据称在陈氏炙手可热时，他的亲友中变身为官的多达百人以上。
议论得多的另一类是陈永贵在*上的娴熟技能。他对于“*”派仗中的对立面，以及反对过自己的人都予以无情*，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运动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赶出了山西。这些都绝不是一个种田出身、老实巴交的农民所能为的。陈永贵的种种行径使吴敬琏想起吴晗所描画的朱元璋，他对陈的评价是，“如果早生200年，这个人完全可以当皇帝”。
顾准之死（6）
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这一发现非常让人吃惊，因为根据陈永贵等人的宣传，大寨是从来只种粮食，而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的，他们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显示的情况显然与此不符。
特别令人吃惊的是，1976年春节以后，陈永贵的政治态度变得异常鲜明起来。在江青集团与*的斗争中，陈永贵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江青一边。为了公开表明这一新的政治态度，他在昔阳建立了一个《大寨三十年阶级斗争史》编写组，下令在半年的时间内将大寨发展的历史重新写一遍。从这本书的编写提纲可以看到，它不但只字不提陈永贵过去口口声声最爱戴的周恩来，还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的“右倾翻案风”。此外，还说“贾进才三让贤”并无其事，贾承让则被说成是“右倾保守分子”。①
1976年开春，学部哲学所又派来一个编写组，写一本叫做《大寨哲学》的宣传读物，编写组里的许多人，例如社会学家陆学艺是吴敬琏的老熟人。在向哲学所的人介绍自己的经验时，吴敬琏说道，对大寨提出的一些口号要慎重对待，譬如“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这一口号干的。他讲述了那张分配清单上的情况。
这一下子，他捅了一个大大的马蜂窝。当时的政治背景实在是非常凶险，这年的1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间，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了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行动。民众对极“左”路线的愤懑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宣泄，一首匿名诗歌迅速风靡全国—“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诗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张春桥等人。这场群众行动被定性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复出3年的*成“幕后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时，昔阳县委摆出了坚决与“右倾翻案风”斗争到底的架势，对“大寨红旗”的怀疑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四五*”发生后，陈明珠在对昔阳的几十个“写作组”、“摄制组”成员训话的会议上声讨说：“我们这里也是不平静的，阶级斗争也很激烈，有人专门找大寨的毛病，攻击大寨，他是哪个司令部派来的？”
在昔阳县“拥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决议”的群众大会和民兵武装*之后，《大寨政治经济学》编写组就被“礼送”出了昔阳。
从现有的材料看，吴敬琏是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经历了10多年的苦难磨炼，从劳改队中“死里逃生”的他显然有了别样的勇气，对大寨宣传的大胆质疑，其实印证了他此前对东方专制主义的研究与拷问。
出了昔阳，回到北京，吴敬琏一身轻松。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剧变的前夜。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9月9日，*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军队老帅配合，对被称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对这个“极左集团”的全面清算，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国家发展战略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吴敬琏是在北京三里河的街上得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的。他当时正在骑自行车，迎面撞上经济所的胡瑞梁，老胡一把将他抓住，对着他的耳朵，用抑制不住的嗓音颤抖地说：“中国最坏的那些人已经垮台了！”两人喜不自禁，当街相拥。
此时的吴敬琏，已年近47岁。
最后的孙冶方（1）
1979年年底，也就是布鲁斯去协和医院探望孙冶方的那一次，他刚刚动完一个大手术，医生用了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从肝区割下一个用四寸盘子装满的大肿瘤。孙冶方虚弱之极，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他当时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酝酿了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出来。
他向中科院经济所点名要几个熟悉他的理论的学者来协助他完成此书。
很快，经济所派出了一个由吴敬琏、张卓元等组成的7人写作小组来执行这个重要的任务。他们在协和医院附近的北京饭店租了一个套房，每天到病房与孙冶方交谈，进行录音和记录。吴敬琏回忆说，那些日子，孙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抢救室”，每次他们去的时候，一到门口就能听到贝多芬交响曲的声音，那种洋溢着乐观和不屈意志的旋律是孙老最喜欢的。
一个叫邓加荣的研究者在《孙冶方传》中记载了孙冶方的忘我工作状态：“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断地有人来谈，不断地有人送来初稿，他则今天准备口述材料，明天阅改已经记录整理出来的初稿，超常地劳作，超常地运转在推理和断言之间，让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盏膏油将尽的孤灯吱吱发响地煎熬着灯芯……除夕夜晚，尽管已经发现小腿浮肿和心口阵痛，他还是没有休息，上午做过肠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修改《价值和价值规律》一章的提纲。春节只休息两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笔来……”
过了一个冬春，写作组整理出了15万字的大纲，一共有20多章。
接着，孙冶方出院。再接着，工作陷入难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从孙冶方到写作组都发现了孙式理论的矛盾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感到不满，开始寻求建立新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孙冶方的勇气和成就无疑是最大的。
对于孙氏理论体系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根本区别，当时论者有两个观点：一是他所倡导的“过程论”，也就是从生产过程的分析开始，进入到流通过程，再到总过程的论述方法；二是他的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理论阐述，第一次把价值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范畴的地位。不过，吴敬琏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冶方理论体系与传统理论体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对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差别。
传统的经典理论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由中央行政机关统一指挥的大工厂，由此产生了否认企业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作为社会经济细胞的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损等弊端。
孙冶方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旧体制的这一核心问题，试图以他所说的价值规律为核心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个以资金量的简单再生产为界限，“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经济体制。根据他的设计，企业不再是社会这个大工厂里的只具有技术独立性的车间，而成为具有经济上的相对独立性的经营主体，“由于相互间进行交换的千千万万个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企业，所以它们的产品交换，必须是等价交换”，由这里出发，伴随着生产过程、流通过程、总过程的进行，价值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地展开，最后回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这便构成了孙冶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后的孙冶方（2）
按孙冶方的以上设想，要写出一部结构严密、逻辑一贯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似乎没有太大的理论困难。可是，在事实上，它却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孙冶方就打算按《资本论》的程式编写这部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近40人的写作班子，攻关两年，竟无功而返。到1964年，作为*主义者的孙冶方已经深感他的思想与现行体制的矛盾。他曾说，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写文章经常是思如泉涌，一挥而就，甚至可以站在排字房的门口，写一页，排字工人排一页；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写文章变得很难，有时候一篇文章要写几个月，怎么也写不出来。随后他被批判入狱，在牢中面壁七载，日日苦思，默写85遍腹稿，自以为已想通所有关节，可瓜落蒂熟，但是却没有想到还是拓进艰难。
这种致命的痛苦对于孙冶方来说，甚至大于躯体的病痛。对于同样经历过这种思想挣扎的吴敬琏来说，他对孙冶方的思想苦闷感同身受。尽管他是孙冶方的晚辈，却一样是因为向往*自由而投身到对国民党政权的抗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早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主义者，而后来的现实和形成的体制却与他们的理想格格不入。
吴敬琏发现，孙氏理论存在巨大的、难以自圆其说的内在矛盾，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商品—价值观上。
孙冶方提出要用等价交换原则去处理和调节生产单位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把价值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可是价值概念只适用于有商品交换和生产的社会形态中。要想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价值范畴，就得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关系，而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又与*以来的经典理论相矛盾。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现在了孙冶方的理论体系里，用孙冶方自己的话说，他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
吴敬琏在《论孙冶方的经济理论体系》（写于1984年9月）一文中，描述了孙冶方的痛苦与徘徊—一方面，他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经济领导工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对现实经济生活有较深入了解的经济学家，痛切地感到，按传统理论组织的经济不可能顺畅地运行，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因此决心创造一套不同于斯大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自青年时代就接受苏联传统理论教育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表现了理论上的某种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大声疾呼，经济体制的设计必须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另一方面又力求论证这些做法不仅并不与*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在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关系将要消亡的论断相矛盾，而且是与之完全吻合的。
为了达成这种“吻合”，孙冶方甚至提出了“两种价值”的理论。所谓“第一号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交换价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经济利益的主体间的关系，只存在于“商品经济”中。“第二号价值”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定义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