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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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3）
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就在9月底的《财经》杂志上，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①，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他进而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
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
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日益盛行。
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
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眼睛盯着真理的人（4）
就这样，吴敬琏再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
10月30日，吴敬琏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的EMBA班讲完了最后一课，学员们起立鼓掌。一位学员代表大家赠诗一首曰：“大音希声闻洪钟，大象无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
吴敬琏是中欧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国家经贸委与欧共体管理教育基金会在北京合作开班，为中国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授课，吴敬琏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1993年，中欧想要把办学基地南迁，吴敬琏拜会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和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促成此事。在过去10多年里，作为中欧的创院人之一和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教材，给每个班的学生授课30学时，课程名称为“中国经济”，这是中欧的王牌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目。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
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他奔波于各地，参加了中欧的管理年会、上海的“浦江创新论坛”、浙江的“长三角论坛”等等，与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座谈，切磋观点，探讨改革。他依然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思想锐度。
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会迎来80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
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
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间，他还腾出时间完成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长篇口述史讲述。他的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尽管已年届80岁，却仍然能清晰地记起1972年中科院经济所图书室管理员的名字。在那次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
吴敬琏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本薄薄的传记也许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中去。
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爱琴海微波荡漾的春风里，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 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后世人们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
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
苏：绝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
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
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或“经济学家”这些称谓，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本书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无远。80年来，这位名叫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学家用历经劫波的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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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传 后记（吴晓波/文）
首先我必须要感谢吴敬琏老师，是他给我这个机会，得以完成对他的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完成多个“任务”。我想描述一个爱国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想记录过去60年中，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及路线争论。
正如我在书中记述的，在吴敬琏的身上，似乎流淌着一个神秘的传承。他的伯外公是清末“保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个事件直接诱发了颠覆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他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邓季惺，《新民报》的女主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大侠”。青少年时的吴敬琏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吴敬琏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里聚集了一批同样年轻而充满了激情的青年学者。然而，让人叹息的是，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青春与这个国家一起陷入混乱的漩涡。吴敬琏与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思想家—顾准和孙冶方有过近似传奇的交往，他们在去世前都把遗作的整理工作交给了这位清秀而善于思考的后辈。
从47岁起，吴敬琏才真正进入学术的爆发期。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其后的30多年中，吴敬琏以他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
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得失利弊留待后来者细研。在长篇口述中，吴敬琏细致而坦诚地回顾了这些论战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我研究吴敬琏，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一个人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的启示。在吴敬琏身上，我不但看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生命，更目睹了几代中国人寻找经济自由的漫长轨迹，重温了改革者的所有欢欣、苦恼与彷徨，触摸到了中国变革“与生俱来”的特征—它的民族性、惯性及变化的种种可能性。
我仿佛是一个潜水者，一次次竭力地沉潜到思想的深水区，我能感觉到空气的稀薄，感觉到黑色压力的渐增，感觉到四周的宁静中所暗藏着的“理论的暗礁”。很多次我不得不放弃，返回水面，稍事休息后再竭力下潜。此书的写作时间超过了我的预期，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个论坛上向吴敬琏做说明。到最终完成书稿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对自己满意，这块思想的深水区一定还有可以下潜的空间，那里更加的厚重、晦暗乃至危险，然而因为我的功力和勇气所不及，竟不能到达。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本书所叙的人和事，在今天读来，都已颇有“古典”的韵味，如邓季惺的独立、顾准的气节、孙冶方的坦荡、蒋一苇的“托孤”，乃至“吴厉之争”、吴敬琏与周南的爱情，等等等等。数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青春被燃烧成一块块不堪入目的焦土，那些颠簸流离的理想星散成白山黑水间的民谣绝唱，然而，对国家的热忱却始终被所有的人共同呵护。在做口述史期间，有摄影师来为吴老拍照片，一行人走在中欧安静而优雅的草坪上，我很感慨于时代的奇妙。一代人或许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脉传承，曲折微妙，却从不改倔强的本色，中国之未来，不在于有多少机器、多少黄金、多少高楼，却在于我们每一代有怎样的人，100多年来，那条独立思想、追求国家复兴的血管还在热烈地奔流，这大抵是最伟大的希望。
此书得以完成，我要感谢周雪林博士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田珊、李辑，感谢《第一财经》的章茜、曾捷，感谢我的助理陆斌、崔璀和朱琳。感谢《巴莎男士》提供的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