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社会知识竞赛-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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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生（4）
“管理”一词，能让许多人眼前一亮，心头一热，却也能使另一些人如鄙人者胯下一凉，眼前一片漆黑。但是，不同的结局却建立在这样一个共识之上：时间就是生命。
时间是一条河流，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段的时间。然而，数学令我们相信，通过精准的计算，通过有效的管理，我们可以控制时间的“流向”，从而部分地实现“脚踏两只船”之不可告人的心愿。
咖啡、啤酒虽然也是液体，人也不能两次喝进同一口咖啡、同一口啤酒，不过与这类东西相比，时间之所以会成为最容易“被管理”的一种液体，因为它全然地基于数字，基于数学（ 事实上，在达利的幻想中，钟表也是液态的 ）。管理时间，就是管理生命。
在进行管理之间，有必要对一个人的生命做出基本的统计。据不知名人士统计，一个活到72岁的美国人一生的时间分配如下：
睡觉─21年
工作─14年
个人卫生─7年
吃饭─6年
旅游─6年
排队─5年
学习─4年
开会─3年
打电话─2年
找东西─1年
其他─3年
统计年份不明，只好假定是发生在90年代。若以此而论，此统计结果在技术上是相当粗略的，在人性上更是十分粗暴的（ 甚至连性别也不清楚 ）。比方说，一个美国人在90年代花在“打电话”一项上的时间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因为手机的普及；又如，一个美国人在2000年代用于“找东西”的时间，又肯定要比80年代和90年代都多——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样本里的这个美国人是个男性，碰巧又是个士兵，那么在他“找东西─1年”的统计结果中一定会多出“帮助政府前往伊拉克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大段时间。
事实上，美国人的时间统计数据并不一定适用于中国，因为上述统计中根本没有列出“看电视”一项（ 当然，这个错误相当于在美国人的时间统计中竟然也没有列出“开车”一项 ）。具体到中国各省，例如，在成都，就有必要专门列出“用于打麻将的时间”；在广州，就得列出“用于吃饭的时间”；在北京，“用于堵车的时间”和上海人花在向外地人主动发出“我们上海有没有变化”以及“变化大不大啊”之询问上的的时间，恐怕也有单列的必要。
同样道理，欲在时间上统计并管理一个西班牙人的一生，必然得考虑到他的“午睡时间”，对于一个日本人来说，也不能忽视他一生中用于鞠躬的时间，等等。真是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
假设我们已经充分考虑到各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差异并且为每个人都做好了一份以人为本的统计，现在，管理工作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咳咳，所谓时间管理，即是我们既然无法使时间停留、倒流，既不能开源，也不可节流，就只好采取大禹治水的策略：疏导——让时光流向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地方。
老幼皆知的一个事例，就是鲁迅先生关于“天才”的说法。原文是：“我哪里是什么天才？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工作而已。”
在“时间管理”的语境中，这就是让“用来喝咖啡的时光”成功地流向了“工作”这样“有意义”并且“有价值”的地方（ 最终使管理者成为天才 ）。这里再次用到了换算。换算成立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是：鲁迅先生不喝咖啡或者不怎么爱喝咖啡。若鲁迅先生也像别人一样爱喝咖啡，但是他用割舍或疏导的方法成功管理了这些咖啡时间，“时间管理”方能成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数字人生（5）
因此，鲁迅先生究竟爱不爱喝咖啡，在文学史和“时间管理”理论上都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事实。先生虽然讲过“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这样的话，但终究还是比喻，喝不喝咖啡以及喝进咖啡之后挤出的又是什么，并不在我的考据范围之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咖啡馆这个地方，先生也还是会泡上一泡的；而且，他也反对许广平先生喝咖啡。据史料记载，1927年10月5日，刚来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到横浜路35弄###里看房子。那是一条石库门的旧式弄堂，鲁迅一家的熟人很多。看房后的第二天上午，郁达夫和王映霞来旅馆拜访鲁迅，饭后喝咖啡时，达夫注意到鲁迅很热情地对正在搅咖啡的许广平看了一眼，并说：“密斯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罢。”
据郁达夫回忆，从这个眼神和这句“医嘱”里，当时他已捕捉到了“爱情的火花”，并为先生终于有了爱侣而暗暗高兴。
《 数学与头脑相遇的地方 》这本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作者 Cole第一次（ 或者是我这个死硬派文科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获悉 ）将数学径直引了人口学、伦理学以及哲学。
结合数学原理，Cole成功地用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史哲”事例，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数学已不再是专门去解决类似费马大定理的抽象科学了，它同样能解决像人性之善恶以及“黑人和白人、亚裔人和白人到底谁的智商更高”这样的问题。Cole告诉我们的是，学习数学并学好数学，我们可以把每件事物掌握得更好——“从晦涩难解的物理问题，到如何在离婚案中定出公平的财产分配。”
真的，说到财产，说到婚姻，枯燥乏味的数学还真的性感了起来。以下就是我随手找到的一些与婚姻有关的数字：第一个数字是10，单位是人民币元。它乃是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登记条例 》颁布实行以后，在上海离一次婚的全部费用。据报道，上海市婚姻登记机关按照新版婚姻管理条例的精神，对于前往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者一律只收10元工本费，即可当场发放离婚证。离婚成本的直线下降，使上海市自愿协议离婚的人数呈上升趋势，上海市婚管处处长周吉祥说，去年协议离婚共万对，比2002年略有上升，占到离婚人群的三分之二。如果你觉得10块钱还是比较偏贵，建议你选择到北京离婚，因为据北京市民政局婚姻管理处处长李紫薇透露，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凡是在北京市各婚姻管理处办理者，一律只收9块钱。比上海整整便宜了一块大元。一块钱，只要每年存一块，好好地存上他10年，就足够到上海离一次婚了。
第二个数字比较大，是100，单位是港币。报道说，香港九龙有一名妇人，因为老公经常不回家睡觉，突然发飙，把老公告上了法庭。据该名怨妇向法官投诉，她结婚14年，跟先生的感情一向很好。自先生认识了一个女人以后，双方感情出现了问题，先生也开始经常不回家睡觉。由于结婚前曾和先生商定谈好，先生不可以有外遇，如果有一个晚上不回家睡，就必须付100块港币的“空床费”。一开始，先生都按规矩付钱。后来，都用欠费条拖延缴费。她手上现在还有三四张欠条。后来，先生连欠条也不打了。妻子要账不成，只有告将官里去也。 。 想看书来
数字人生（6）
与价值10元的离婚手续费和价值100元的“空床费”相比，1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目会不会显得过于庞大？或曰，如果说独守空床的价码是每晚港币100元，那么，反过来两公婆若一起把一张空床填满，又值多少钱呢？10万元，这正是陕西的一位人妻向当地法院提出的一个参考价。
事情是这样的，据报道，陕西有一名黄姓男子，三年前打工不慎从电线杆上摔落地面，导致下半身瘫痪，也失去了性能力，他29岁的妻子不甘心一生“性”福就这样丧失，于是告上法院，要求先生的雇主赔偿10万元人民币的“性功能损失费”。虽说是“春宵一刻值千金”，但是我实在不知道1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怎样算出来的。参考那名九龙妇人向法院提出的每晚港币100块的“空床费”，据此推测，10万元人民币的“性功能损失费”，可以折算为1000个夜晚的“空床费”。刨去95天休息，正好相当于整整3年。多乎哉？不多也。
空床要收费，同床也不能免费，而且更为昂贵。在福建的平潭县南海乡，一个新婚妻子向丈夫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同居一夜，得支付人民币500元。报道说，吴某与黄某都年过而立，婚前都是大龄青年，在亲戚朋友的撮合下，相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老公吴某生性厚道，除了天气反常或风浪较大，几乎每天都早出晚归去捕鱼。老婆黄某为人泼辣，整日在街头巷尾拉家常。有一天，吴某出海归来，晚饭沐浴后，欲与新婚妻子亲热。无奈遭到黄某断然拒绝，并与吴某分床而睡，声称“要同居可以，一晚500元”。手头拮据又老实巴交的吴某只好整夜抱着被子孤枕而眠。
林语堂曾在《 人生的盛宴 》里这样畅谈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爱数学也爱化妆品的，是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让她们用她们的化妆品吧，如果她们还有余力（ 孔子一定会这样说 ），让她们也弄弄数学吧。”以上种种，大概就是“弄弄数学”的成果，大概也是K。 C。 Cole所谓“学习数学并学好数学就可以把每件事物掌握得更好”的中国实例了。数学也许真的已不再是专门去解决类似费马大定理这种抽象科学的工具了，它能解决的，还包括像《 手机 》里的“费默大定理”这样的“美学问题”。然而，“空床费”也好，“同床费”也罢，一个人怕孤独，两个人怕辜负，谁不是分分秒秒在计算幸福？机关算尽，到头来——据最近读到的一本书里说，一个男人一生所能达到的性高潮，若折合以时间，全部加起来不过8小时（ 此前，据张小娴姐姐的说法，好像只有4小时 ），如果你不怀疑这个统计数据，接下来也许会得出像我一样的“多么痛的领悟”：折腾一世，不过上了一天的班，当了一天朝九晚五的白领。
目眯尘沙，心疲计算
一起来重温一遍朱自清先生的《 匆匆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便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过。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又算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日子的影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数字人生（7）
即使钟表在当时已算十分普及，不过，用水盆、饭碗、凝然的双眼以及叹息这些物件或意象来测量时间的长度，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和习惯。虽然不如钟表准确，但以人伦取胜。其间的分别，大致上如中医和西医。
因为语法和逻辑性相对不强，我们古老而美丽的汉语历来被公认为是一种缺乏“数学思维”的语言。其实这话要看怎么说了。以我个人一贯比较公平的立场来看，准确地，汉语缺乏或故意缺乏的其实只是“小数”思维，相反，在“大数”思维上，至今仍然独步天下。除“一寸光阴一寸金”略显斤斤计较之外，像“飞流直下三千尺”以及“白发三千丈”还不够好玩，一定要玩到“万岁”、“万万岁”、“亩产万斤”甚至“一百多万到一千多万不等”这等5位数（ 或以上 ）金句才算过瘾，才算有气势、有意境、有诚意。“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三言两语之间，从个位数直接跳到4位数，最后坚挺地挺立在“万”字之上，意犹未尽。凡小学一年级文化程度以上者，皆无人蠢到会去究竟这些数字的准确与否，否则，就真个要把自己和别人都搞到“缘愁是个长”了。如果一定要为这个“愁”字上加一个期限的话，我想会是，一万年。
中国文化，或曰中国传统艺术，或曰传统的中国人生观，从来就带有强烈的反数学倾向。袁中郎在《 瓶史 》的小引里说过：“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林语堂先生在论及《 瓶史 》时指出：“中国作家对算术数目之类显然是很淡漠的。我把找得到的袁氏著作的最佳版本拿来比较，还是找不出那所谓‘二十三条’。数目对否事实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有琐碎的人才会斤斤于数学上的准确问题。据我看来，书法艺术表现出气韵与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与工程学天文学之关系。”
诚如林语堂所言，出于对算术数目的淡漠，袁中郎著作里的所谓“二十三条”（ 花快意凡十四条，花折辱凡二十三条 ），应该是后之数学爱好者的统计成果。与袁中郎的“二十三条”相比，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倒是证据确凿，不容抵赖，而且完全可以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则相信，明朝以及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政权的破产，本质上是因为一直不能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 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 ）。中学语文老师说，古代汉语中那些不尽可信的数字，只是在用于文学表达时，才是美的，因为是美的，所以也是更可信的，更有说服力的。
无论如何，明朝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权的确系因不能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 还不仅仅是财政上的 ）而破产了，不过，可以管理的数目字和不可管理的数目字，究竟何种更接近于人生的真相？这一层，西方的数学家时至今天才终于参透。K。 C。 Cole在《 数学与头脑相遇的地方 》里指出：“数学和事物到底有什么关联？相对论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我们只能观测到关系。而量子理论给了另一个回答：我们只能观测到几率。”
中国的事情，必须尽快并彻底地实现“在数目字上管理”，然而人生能不能用数字来进行“时间管理”，我对此深表怀疑，比较确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