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记事·忆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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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的队伍里，欧阳毅的文化程度算是高的。他从小喜爱读书，既读过私塾，又读过新办的小学、中学，还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参加红军后，他又从事过较长时间的秘书工作，因此文笔相当出色。《欧阳毅回忆录》（中###史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就是一本可读性非常强的革命战争回忆录。欧阳毅以优美的文笔，将他曲折而传奇的革命经历娓娓道来，令人翻阅之下，不忍释卷。《欧阳毅回忆录》出版后，我很快买来，请欧阳毅签名后予以收藏。
和毛泽东并肩作战的井冈山同志（2）
2005年6月12日，96岁高龄的欧阳毅离开了人世。我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告别仪式上，我拿到一份印着欧阳毅生平的册页。打开这份册页，上面最醒目的一张照片，就是毛泽东亲自题名的照片“井冈山的同志们”。
两位将军情深深几许
两位将军情深深几许：开国少将的签名盖章书
何正文和吕黎平是和我接触较多的开国少将，何正文1955年即被授予少将军衔，吕黎平则是在1961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的。何正文是总参的老领导，吕黎平虽然一直在空军工作，但他被借调到军委联络组工作时曾经对我进行考核。他们的言行举止，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们对人民的热爱、对军队参谋工作的热爱，也使我更深地领略到这些开国将军的情怀。
迟到一步，未及解救歌乐山英雄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一曲红梅赞，多少志士血。多年来，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夕“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敌我斗争的小说《红岩》，以及据此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一直是我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中脍炙人口的经典篇章。这个故事是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创作的。大部分被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革命者，都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仓皇逃窜之际被残忍杀害了。他们万分遗憾地没能看到人民解放的那一天。
一直以来，谈起这段历史，人们总会欷叹息。但对何正文将军来说，遗憾之情更感切身彻骨。“我们要是早到几个小时，歌乐山的烈士们也许就不会被杀害了。”有一次，何正文对我们说。他的眼中噙满泪水。
时隔几十年，提起这段历史，何正文还是如此动情，可见他的遗憾之情是如何之深，对革命同志的敬爱之情是如何之重！
1949年11月底，担任第二野战军3军团32师师长的何正文指挥部队迅速接近西南重镇重庆。24日，在长坝地区歼敌600余人。27日，在重庆南岸歼敌4000余人。30日，师主力攻入重庆，重庆解放。在重庆解放的过程中，何正文得到了歌乐山烈士惨遭杀害的消息。
在重庆西北郊外的歌乐山上，方圆40余里是所谓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何正文驱车来到这里。只见这里房舍稀少、旷无人烟、电网密布、岗楼林立。在房前屋后，野地里，池塘边，遍地都是烈士的遗体，有的被五花大绑，有的戴着手铐脚镣，有的还被捆绑在柱子上，而硝镪水池里的烈士遗体更被烧得皮绽肉烂，令人目不忍睹。
这些烈士都是在11月27日被国民党杀害的，而此时，何正文的部队已经打到附近。如果他的部队能够早到一些时候，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悲壮的历史就会被改写……
建国后，何正文除了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外，一直在四川工作，直到1973年9月底被调到总参帮助工作，1974年11月28日出任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担任副总长后，和李达副总长一起分管军事训练、防化和军事外交工作，为总参系统的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我由于从事的是军事外交工作，因此可以说，何正文是我们的直接领导。在工作中，何正文谦虚谨慎，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5年3月，何正文从总参领导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从此他有了更多时间从事他所喜爱的体育运动——网球。他常说，网球需要的场地不大，一架网子，一副拍子，一个网球就够了。我由于业余时间也打网球，所以经常在网球场上碰到何正文。他总是和蔼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与我交流打球经验。遗憾的是，由于脑中长了恶性肿瘤，2000年9月29日，83岁的何正文医治无效与世长辞。我常想，如果不是脑瘤，乐观、开朗、喜爱运动的何正文一定可以更加长寿。
何正文去世后，为了纪念他，他的夫人万玲和他前后几任秘书，历经3年多努力，完成了《何正文将军》一书（作家出版社，2004年8月第一版，作者梁彬）。《何正文将军》出版后，我很快通过万玲得到了一本，上面盖着何正文和“万玲赠书”的印章。
万玲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胞妹。1951年，她和何正文在重庆相识相爱结为连理，到2000年何正文去世时，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整整50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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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参谋工作的先驱（1）
1995年3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沈阳的函件，里面是一本吕黎平的签名书，书名是《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书中，吕黎平结合自身的革命历程，研究了红军时代总部机关的参谋工作。
吕黎平原名吕继熙，江西兴国人。兴国是我国著名的将军县，在战争年代涌现出众多将军的同时，兴国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吕黎平在这本书的结束语中说：“笔者出生的兴国县23万人口中，参加革命队伍的多达8万人，现在县革命纪念馆英烈名册中记载的有23176名，相当于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中每一华里就有一名兴国籍的红军战士倒下。”
而吕黎平就是经历了长征全程的一位老红军。他1931年2月在家乡加入共青团，1932年5月入工农红军学校学习，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任红军学校政治部青年干事，校部机要秘书。1933年任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第一局作战参谋，参加了第三、四、五次反“围剿”战争。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在此期间，吕黎平亲身参与了红军总部从1932年5月至1935年9月的主要参谋工作，可以说是我军参谋工作的一位先驱。
但《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记述的不仅仅是吕黎平的个人经历。通读全书之后，我发现，这本书首先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一部严谨的学术研究著作，因为吕黎平的视野没有局限于他在红军总部工作期间经历的人和事，而是从南昌起义开辟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始，一直写到抗战前夕、“西安事变”后的红军总司令部。可以说，这本书是对红军时期我军参谋工作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分析和总结。
根据吕黎平书中记载，早在南昌起义时，我军就有了最早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参谋团，此后经过井冈山时期及历次反围剿战争，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机构不断完善。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中革军委总司令部，将之划分为6个职能局，从而开创了具有红军特色的参谋工作。长征期间，总司令部的机构虽然有所精简，但基本上仍然保留了主要职能部门，直到后来组建八路军指挥机关。“建国以后我军的总参谋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吕黎平写道。
吕黎平自1932年5月参加红军后，先后在叶剑英、刘伯承、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徐向前等我军第一代领导人身边工作，与中央红军的参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但他在阅读军史、战史时，却发现很少有专门研究红军参谋工作的著作。于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陆续拜访了叶剑英、萧克、伍修权、康克清等老首长，并同一些老同志交换意见，共同回顾和探讨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一些战斗历程和参谋工作的具体情况。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陆续重返当年红军战斗过的南昌、井冈山、古田、瑞金、遵义等地，实地考察了红一、红四方面军和西路军的一些情况。以这些历史过程为线索，结合个人的思考与回忆，吕黎平写出了这本《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
这本书激起我强烈的阅读热情。一方面因为我从军校毕业后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所以我对雏形时期的总参谋部的来龙去脉抱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这本书的出版及再版工作实际上还有我的一份努力，我曾为这本书的出版进行呼吁，并曾商请时任副总长的李景同志予以支持。
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率领一部分红军率先北上，而吕黎平仍然留在司令部，后来成了西路军总指挥部的情报科科长。西路军失败后，他在祁连山打了一阵游击，后被中央接到新疆，入新疆航空队学飞行，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1942年9月，他和其他在新疆的党员被盛世才集体逮捕入狱。1946年6月被党中央营救获释，随后回到延安。此后，他一直从事与空军有关的工作，担任过航校校长，空一军军长等，直到后来在沈阳空军副司令员、顾问的职务上离休。
我军参谋工作的先驱（2）
我和他的相识，始于1984年。当时，他被借调到北京，作为军委联络组成员到我所在的部门检查整党，同时考核推荐年轻干部。考核的结果是我排在第一名，吕黎平按照考核结果推荐了我。
从那时起，我就和吕黎平有了交往。1995年，他把《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寄给我，同时寄来他和老伴高鹰结婚45周年的纪念照。2001年1月，吕黎平不幸在沈阳病逝，我立即向他的老伴由衷地表示了沉痛的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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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天地间
纵横捭阖天地间：四位隐蔽战线与外交战线领导人的签名盖章书
我于1956年从军，军旅生涯迄今已逾半个世纪。在我的军旅生涯中，我主要从事军事外交和情报工作。回顾既往，我常常深感自豪，因为我军的外交与情报事业，有着伟大而光荣的传统，曾经涌现过一批卓越的先驱者和领导人。我是在这些先驱者和领导人开辟的道路上迈步向前的，我时时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光芒和温暖，因此我走得从容不迫，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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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君才调擅中华（1）
1956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本科班，从上海来到北京上学，也从此穿上了军装。
有一天，我们正在操场上训练，忽然接到通知，有一位重要领导要来视察，让我们作好准备。平时，遇上领导来学校视察工作，往往会提前通知，以便我们提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美化校园。但这一次，我们刚刚集合完毕，领导的车就已经驶入校园。
走在前面的领导中等身材，头发花白，戴着眼镜。他的眼镜，镜片很大很厚。一看到这副眼镜，我们就认出来，他就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上将。在校领导的陪同下，李克农参观了校园、教室、宿舍、食堂等。虽然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时间，但我觉得李克农会满意于他所看到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校园建设是正规的，我们的教学也是正规的。我们这所学校是在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负责培养外语及军事外交人才，所以甚至连舞厅都是正规的。我就是在这里学会了交际舞，将近20年后，当我刚到联邦德国从事武官工作时，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女士破例请我跳舞，我自然而大方地应邀起舞，很快融入了当地外交界，也改变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军人保守刻板、不好接近的偏见。
李克农很快来到操场上。见到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我们禁不住热烈鼓起掌来。李克农向我们挥手致意。我注意到，和过去的照片相比，此时的李克农略显病态。后来我才知道，他刚刚经历了一场重病。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疾病。1957年秋的一天中午，李克农在午餐后感到头昏，想出去透透空气，没想到刚迈出门槛，便觉得天旋地转，一头摔在地上，后脑勺磕在台阶上，鲜血染红了衣襟。很快，救护车把李克农送进医院，经检查，脑血管破裂，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直到第八天，才奇迹般地苏醒过来，但他的大脑已经严重受损，几乎丧失了记忆。
一个依靠智慧的大脑战胜过敌人千军万马的上将，怎能甘心丧失记忆？为恢复大脑功能，李克农用顽强的毅力，向疾病发起了挑战。他每天坚持记生活日记，记起居琐事，会客、治疗、看电影、洗澡、喝水等，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他还练习书写，把过去扔下的毛笔字，又重新练起来。随着记忆力慢慢恢复，他又坚持每天阅读最重要的文件。
对我们学校的视察，就发生在李克农缓慢而艰难的恢复过程中。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李克农。
到1961年7月，在与疾病搏斗将近4年后，李克农觉得自己可以恢复工作了，他便向中央写信，主动请缨，牵头搜集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历史资料。在信中，他深情地写道：“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使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情报和外交领域的重要开创者。作为这项事业的后继者，我看过许多关于李克农的历史资料，对他的主要经历都有所了解。我知道，二、三十年代上海中央特科的工作，既是李克农革命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工作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克农的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