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病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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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越来越多残疾人的接触使叶子进一步意识到，很多残疾者残疾的不仅仅是身体，心灵也蒙受创伤。于是，叶子又开始了心理学的学习，她要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引导那些残缺的心灵走出阴郁，让阳光重新照耀那些残疾者的心灵。
众多病友的信赖给了叶子更多的自信，她又恢复了原来的活泼开朗和积极乐观。她开始积极参加残联举办的各种演出和公益活动，甚至开始联系相关专家筹划拍一部脊髓损伤病人的康复纪录片。
叶子的努力和付出没有白费，她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越来越多的关注，多家报纸陆续报道了她的有关事迹，当地残联把她树为学习典型，央视也邀她做客“健康之路”。
很多人都说她出名了，可是叶子非常淡然，她说：“我本来就是一名医生，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只是车祸的发生让我改变了一种治病救人的方式而已。人的一生，总会失去很多，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无法再挽回，与其把时间用来哀叹，不如去寻找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看着阳光洒在叶子充满乐观和自信笑容的脸上，一种新生命拔节的声音在我耳边嘎嘎作响，我仿佛看到一个折翼的天使重生了一对隐形的翅膀，正越飞越高，飞向更加广阔的天空……
女孩，请你一直坚强
那天上午在我看门诊快下班的时候，一个来自农村的父亲领着二十多岁的女儿走进诊室找我看病。女孩的病情严重得让我都感到吃惊：面部布满红斑，严重贫血貌，骨瘦如柴，下肢却严重浮肿。她挺着大肚子费劲地走进来，吃力地坐下。我很惊诧地问她为什么会拖到病情这么严重的地步才到医院来看病？她无奈地告诉我，她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已经四年了，曾经在医院住院治疗过几次，后来家里没有钱了，无法继续治疗，拖到现在实在无法忍受了，才再次到医院来看病。
体检后发现她有大量腹腔积液和心包积液，血色素只有克，尿蛋白＋＋＋。我劝她住院治疗，父女俩都直摇头，说实在拿不出钱住院。看着他们伤心和无助的表情，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农民的生活真是困难啊！花三千多元的住院费就有可能明显减轻她的痛苦，缓解病情，渡过目前的难关，甚至挽救生命，可他们就是拿不出这笔救命钱。
我让她做了一些基本的检查和化验后，很细心地给她制定了用药方案，让她带药回家治疗，并向他们交待了很多注意事项以及预防和应变的措施。
大约一周以后，父女俩再次来找我看病，女孩的病情减轻了一些，浮肿减轻，腹水也减少了。看到她的病情没有恶化，而且还逐渐好转，我松了一口气：差一点又失去一个年轻的生命。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女孩的状况越来越好。有一次来看病时，她向我打听出版社的地点，说自己写了一本小说想试着发表。我很吃惊地接过她递给我的五六本厚厚的笔记本，打开来一看，上面的字迹工工整整，一笔一画，看不到一处涂改。她告诉我，她因为生病不能出门，就在家里看书写小说，有很多时候都是在煤油灯下坚持写作。我的脑海里想象着她多少个日日夜夜忍受着病痛，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写字，她的毅力和志向确实非同一般。我问她，既然这么喜爱文学，以前有没有参加过高考？她说她的姐姐已经考上了大学，家里再没有钱供她上大学。面对这样一位热爱学习、性格又坚强的女孩，我着实地感觉到命运的不公平，真替她惋惜。如果不是因为贫困，不是因为疾病，她完全可能过上绚丽多彩的生活。
在我援疆工作一年回来后，她又找到我看病，我发觉她身体更好了，变得更漂亮了。她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她嫁人了，丈夫比她的年龄要大很多，还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孩子。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带给家里的负担实在太重了，想赶快把自己嫁出去。
就是这样一位正值人生最美丽阶段的女孩，却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承受了这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她几次让我这个具有一定社会阅历，轻易不会大惊小怪的人感到了吃惊、意外和震动。我一直在想：如果她的家境不是这么困难，她一定可以考入大学；如果她没有生病，她一定会外出打工奋斗，而不会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人，去当一个仅仅小她十几岁的孩子的后妈。命运对她真的是很残酷。令人敬佩的是，尽管她面对如此之多的不幸，她的情绪和心理状况却非常好，无怨无悔，默默地和命运抗争，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用很少的钱把她的病治好了，并让她的病情稳定了，给她的生活排除了一个极大的障碍。我告诉她：我们还要共同努力，要让她能够长期参加工作，自食其力，报答父母，过上平静的生活。
此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她给我写的信。信中除了详述其病史、医疗史，表达其对我的信任与感激之外，女孩提出了“捐赠遗体”的志愿，她又一次让我受到震撼！
这位普通又特殊的病人让我明白：医生如果能够在每天的工作中用心和全力地治疗每一位饱受痛苦的病人，如果能够尽己所能地帮助每一位病人，这就是在积德和行善，就是在为他人造福，同时也能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满足和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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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的老居
前些日子，病人老居与我商量，他要求更换血液透析时间，把星期五的时间换到星期六，这样方便他到律师事务所实习。星期六事务所休息，这样他每周只要在星期一、星期三下午请假来透析就行了。
其实，我们最不希望病人更换透析时间，因为每一个病人的透析时间都是固定好的，每周三次要均匀分配。机器也是固定的，一个病人更换时间，必然要求另一个甚至两三个病人也换时间，做通其他病人的工作也不容易。但对老居我还是愿意帮忙，因为他太值得我敬佩了。
老居今年46岁，原来是海员，经常随船出海，后来年龄大了，身体又不好，也就不再出去了。现在他因为慢性肾功能衰竭需要每周透析三次，单位让他休长病假，他觉得这样整天待在家里人生太没有价值。43岁那年，他辞去原来工作，通过自学参加全国司法考试。那些日子，他白天透析，晚上听辅导课，甚至星期天全天都上课。很多人劝他不要太辛苦，他总是笑着说：“没事，这样我才不觉得自己是个病人。”第一年参加考试他没有通过，但他没有灰心又复习了一年，第二年通过了考试。现在他拿到律师证，还要实习一年才能执业。
我没想到，当我去做工作时，相关的几个病人听说是老居要换时间，竟然都同意了，他们说要支持自己的病友，自己的病友出成绩他们也感到骄傲。
这几天，老居又听说我院本部血液净化中心晚上有病人透析，他硬请我和本部联系，把他的透析时间改为星期一、三的晚上（在本部），星期六白天仍然在河西血透室透析，这样他可以一点都不耽误上班，全部利用自己休息时间透析。
我觉得他真了不起，这个年龄，又重病在身，血液透析的急性和慢性并发症都时刻威胁着他，如此境遇下，老居却依然要让自己活得有价值，我被深深地感动着。
折翅高飞（1）
朋友是业余登山队队员，应他的邀请，我也参加了一次登山队组织的登山活动。
目标是海拔近千米、陡峭俊秀的凤凰山。说是险峻，其实沿途都已装好栏杆扶手，顺着爬上去就行了。参加者还真不少，二三十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倒也不累。其中一位年轻女士，高高的个子，秀丽的面孔，很是吸引眼球。她不断给大家讲着沿途的典故，比如箭眼、马蹄窝的故事等，还道出唐朝名将薛仁贵东征的典故，博来阵阵掌声。
讲解过程中，她无意间一伸手，我一下注意到她动脉处点点的针眼痕迹，凭着职业本能，我第一印象就是扎针、吸毒所致。这么个年轻漂亮的姑娘，真是看不出来啊。我转过头，不想再听她讲什么动人故事了。
下山过程中，朋友不经意间把我的医生称呼带了出来，那位“吸毒美女”马上走过来，睁着大眼睛问我：“你是医生？”
虽然打心底里反感这些吸毒的人，可是面子上还得过得去。“是，也是给人打工的，混口饭吃。”我回答道。
“我也能称得上半个医生啦。”那美女自豪地说。
就你这样子，我心里合计，省省吧。
“我对肾脏病的研究可不少。”那美女依然自豪地说。
这可说到专业上了，我正视她一次，可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于是又应付一句：“现今肾脏病病人可不少。”
“可不是吗，我就是其中之一，”美女没有半点愁容，再次伸出胳膊示意着，“这是透析留下的。”
我一惊，再次正视她。原来我误解她了，我的愧疚之心油然而生。不过，她这精神状态可很难与透析联系起来。
“你是急性肾衰？”我问她。
“不是，慢性的，透析好几年了，”她可能看出我的疑惑，“我不像透析病人吗？”
我科里的透析病人，被经济、透析治疗等折磨得终日愁眉苦脸，连笑模样都少。像她这样乐观开朗的可少之又少，能像她这样登山的则根本没有。
“玩笑开大了，我可没见过你这么健康的透析病人。”我可是实话实说。
“的确，三年前确诊时我曾想到死，每周三次的穿刺、透析简直要令我发疯了。那时我恨我自己，也恨你们医生，你们为什么要给我下这么个诊断，还叫我去遭受那非人的治疗，”她认真地说着，“我那时抵触情绪极大，公开与管我的那位医生对着干。”她竟然笑了起来。
“那你现在可是判若两人啊，什么原因使你有如此大的改变？”我问她。
“有一次，我故意拖延不去透析，直到医院快下班时才去，那时血透室里就剩一个病人了。我认出那个病人竟然是曾经指导我治疗的医生。那几个小时中，他依然耐心地讲着如何治疗及自我保养；他鼓励我重返社会，叫我以他为榜样并要超过他。那一刻，我流出了眼泪，我的翅膀已经折断了，可我想要飞起来！”
“此后，我积极配合透析治疗，身体状况允许后，就到我爸的公司去打工。我工作努力，还被升为主管呢，不过可不是沾我爸的光，纯粹是我自己努力换来的。”
“后来，因为工作比较忙，而一周三次的血透又太占时间，我听从医生的建议改作腹透了。这样我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做了。我车里可是必备腹透液的。”
“你开车？一个人？外地的？”我不敢相信这美女不仅是透析病人，还能自己一人开车出来，而且敢爬海拔近千米的高山。
“没错，佩服我吧，”她得意地笑着说，“因为我是透析病人，我了解透析病人的痛苦，有空时我会去鼓励那些病友，就像当年我的医生鼓励我那样去鼓励别人。”
那美丽的笑脸上的确看不出丝毫痛苦。
“我知道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帮不了所有的人。下一步，我想成立一个透析救助基金会，去实实在在地帮助那些弱势的病人。”她充满自信地说着。
“那太好了，我去给你打工。”我被她的乐观感染着。
折翅高飞（2）
“好啊，欢迎专业人士加盟，”她开心地笑着，“希望所有的透析病人都能重返社会，虽然我们是一群断翅的鸟，可我们一样能飞起来……”
你不是折翅哀鸣的小鸟，你是展翅高飞的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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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丽斯的身影
在半个世纪的从医生涯中，我接诊过难以计数的病人，其中一位欧洲女性的身影至今使我难以忘怀。她叫苔丽斯，时年36岁，碧眼金发，身姿婀娜，受过良好的教育，说法语，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欧洲某跨国公司的职员，从事手工艺品的销售。1986年的金秋时节，她第一次来到中国武汉，下榻于扬子江边的武汉晴川饭店。
由于旅途的奔波劳累，她到武汉的第二天就发起高烧来了，体温竟高达40摄氏度。她的面颊烧得通红，时而咳喘，眼角边流淌着泪水。经仔细检查，她患的是重感冒继发支气管炎，我们为她进行了精心的治疗护理。当护士小姐为她作肌肉注射时，针头被板结的肌肉顶住了，扎不进去，起初我以为是针尖不锋利，但仔细察看她的臀部肌肉，发现都是重重叠叠、密密麻麻的针刺痕迹。第二针加强了进针力度，只见她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但是她没有呻吟。“你为什么打这么多的针？”我用英语问道。她苦笑着述说了她人生的不幸：两年前她患了直肠癌，在巴黎一家医院作了手术并进行了肛门改道，术后在腰间一直挂着塑料袋子。法国医生告诉她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所以在手术后她一直在注射抗癌药物，针打多了，臀部肌肉就硬结如板块似的，也就插针难进了。“你时时外出，在旅途中不便就医，那由谁给你注射？”她莞尔一笑，笑得非常爽朗而又自信：“我自己临时充当护士，昨天在飞机上我已经为自己注射了一针。”说完将一个黑色的小皮包打开给我看，包内装满了抗癌药物和一次性的注射器。看着那些药物和针具，一时间我感到困惑和茫然。面对这位带癌生存、奔波异国他乡的女性病人，我顿生怜悯之情，眼眶湿润了。
翌日的早晨，朝阳爬上了窗棂，我又来到了苔丽斯的房间，她的体温已降至38摄氏度，咳嗽减少了。她高兴地对我笑着说：Much ，Doctor。（好多了，谢谢您大夫！）”说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太太，你还在发烧，需要好好休息。”我劝阻道。“不，不！”她摇摇头，淡淡一笑，“我要工作。”“等体温正常了再工作，行吗？”“不，不！”她用真诚的目光直视着我，“作为生意人要信守诺言，我与经营商约好了今天要见面。”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影集递到我手上，然后她就开始梳洗打扮。
我打开影集的首页就看到她和丈夫与5岁儿子的合影，一家三口的嘴角都流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