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病人-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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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毫升……放！放！一直到满肚子腹水放光，肚子瘪了，地上一个最大的洗衣盆满了，都没有见到预想的肿瘤，怎么回事？经过仔细探查，没有瘤子。这时最紧张的是手术医生，他一定探查到肝硬了，脾大了，但他对大家什么也没说，只对院长等几个主要领导说了诊断还应该是肝硬化腹水，并没有卵巢囊肿。当院长明白了一切后，当即做出决定：对外要统一口径，就说我们手术成功了。随后有人到手术室外告诉病人家属：手术做完了，很成功，肿瘤已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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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年代的遗憾（2）
当病人被推出手术室时，她爱人看到原来的大肚子已消失，当即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欢庆的气氛感动了手术室外所有在场人员，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我此时的心情很复杂，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内科主任立即召集部分医护人员开会，当即决定由我和另外一名外科医生配三名护士对病人特医、特护。特别嘱咐我：“注意肝昏迷，注意低血压，千万别出事。”我此时受到如此重用，真有点受宠若惊。
整整一天全县有很多部门陆续往医院给病人送罐头、鸡蛋、水果等慰问品。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真相，但也不能让这件事再进一步扩大。
这个时候最后悔的是，宣传工作做早了、做大了。全县都在关注的这件事，如何收场呢？为了尽量减少负面影响，院长又布置了任务：当晚必须把头一天贴的大标语撕下来。据说，正在撕标语时有人问：“昨天刚贴，为什么今天就撕下来？”“手术已做完，没用了。”“什么瘤子？”“水瘤。”“多大？”“一百斤。”这个时候还能怎么说呢？看来宣传组也挺不容易的。实际上这个病人就等于放了五万毫升腹水。我想这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也算放了个大卫星了。一次放这么多腹水，真不知世界上还有几例，因为肝功能不好的病人，大量放腹水可诱发肝昏迷或休克等导致死亡，是非常危险的治疗措施。
还真是万幸！在我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严重合并症没有发生，而且病人和家属也没有什么意见。病人病情平稳后，特医、特护取消，又由我一个人负责治疗了三个多月。虽然后来腹水又反复出现，但病情基本平稳，她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们非常感谢医院，感谢工作队。农民很朴实，他们吃到了从来没有吃过的罐头，住院费用全免，这些他们就已经非常满足了。我虽然乐不起来。但也有令我自豪的地方，后来很多人对我说：“听说那个病人只有两个人看对了，有你一个。”我不能做过多说明，因我还心存遗憾。
我真的很遗憾，遗憾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黑白会被颠倒，真理会被扭曲，连诊治病人这样的学术问题都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遗憾我的懦弱，不能坚持真理，甚至退缩、害怕；遗憾善良的病人最后也不知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这么多年过去，她可能早已带着满足离开了人世。
虽然这件事已过去了35年，但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难以忘怀，使我深深地懂得了科学最需要的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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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闹”全接触（1）
现在的“医闹”已经不是上级医院的特殊情况了，几乎已经是遍地开花，影响范围已经到达基层。我说一下我的故事，只是这个故事会让我们感到沉痛：为我们一线的医护同胞们，也为我自己，还有这个不甚理想的医疗环境。不过我所欣慰的是我们的医疗战线上还有一大批同行朋友们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让我们感到明天还有希望。
2004年秋季，我因为业务培训又回到原来实习时的那家二甲医院进修。因为以前我在急诊科的时间比较长，和那里的一些老医生比较熟悉，又因为我在医院的宿舍住，所以晚上的时间我经常去急诊室陪他们聊聊天。
大约晚上7点多钟的时候，120急救电话突然响起，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不清楚，好不容易才听明白说是在城外发生一起车祸。120急救车马上出发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大夫还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在值班室。大约过了5分钟，急诊室门前开来一辆面包车。从车上跳下来一个浑身血污和泥土的高大男人。他哭喊着叫医生快来，我们几个急忙出去。原来是刚才打电话的那个男子，在路上截了辆面包车自己把伤者拉来了。那个年轻护士跑到车前面一看，说了句：你怎么还不把病人抬下来啊。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粗鲁地骂人，说到医院了，你们怎么不管啊，说着还把那个护士搡了一把，护士当时就摔倒在地上了。老李大夫一看赶紧打圆场说：我们一块把病人抬下来吧。于是我也动手帮忙。在我搬动伤员的时候发现这个伤员已经成“三截”了，腿、脊柱已经完全骨折。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抢救床上，那个挨打的护士一直在旁边跟着忙。我能看到她眼里噙着泪花，但是没有说一句话。
伤员被放到抢救床上，一看，没希望，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老李大夫刚说：病人希望不大……没想到那个男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顶在老李大夫的腰上，恶狠狠地说：“要是救不活，你也别想活！！”老李大夫脸都吓白了，连忙说：“好，好，我们得先联系外科手术……”那男人才放开他，到走廊里去给他的兄弟们打电话，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是这里的一个地痞恶霸。今天晚上他们兄弟几个在一起喝酒，大醉后骑摩托车回家。没想到在路上被一辆大货车给撞了，在抢救床上的是他大哥。屋里老李大夫对我说：“你快走吧，今天晚上要出事。前几天他们一伙人把骨科主任打伤，到现在骨科主任还没有上班呢，还有你记得千万别穿白大褂，要不他们见你就打……”说完老李大夫就到值班室给院长打电话去了。
我赶忙跑回宿舍，把门紧紧关上，听着外面人声越来越嘈杂，我越想越不对劲，我就这样跑了，其他同事怎么办啊？豁出去了！我就又返回急诊室……腰里还别上一根小铁棍，心想万一有什么情况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大家……
这时急诊室已经是大乱了——那个人的小弟们还有他的一伙亲兄弟都来了。出去的120急救车因为没有找到病人也回来了。车没停稳，开车的司机就已经被从车上拉下来，几个人上去对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说他“怎么开车这么慢，我们人都自己拉来了”。抢救室里只剩下那个挨打的护士还在守着死者。我进了抢救室，问她你怎么不走啊？她才吞吞吐吐地说，今天是我值班啊，我不能离开。
这时几个人把急救车上的医生从车上拉下来硬给推到抢救室。门口有几个拿刀的小弟把着门，说你们要救不活，谁也别想活着出去！！有个医生当时就瘫在地上了。还是那个护士反应快，说你们把门关上，这样怎么救人？那几个人把抢救室门关上，但隔一会儿就从上面窗口往里看一下。我们一看这样，赶快装作抢救病人。那护士基本功真的不错，在这种情况下，竟然静脉穿刺成功，真佩服她的镇静。
医院院长也来交涉，但这伙人根本不听，从外科叫下来的医生，也被这伙人给打得头破血流。骨科值班的大夫还没走到，看见这场面，就想跑。可没跑多远就被追上给摁倒打了一顿。院长一看没辙了，就一面偷偷打电话报警，一面安排医生组织抢救。院长对老李大夫说：“已经报警了，你们先把病人家属情绪稳住。说病人还没有死，你们还在抢救。等警察来以后再说，一定要拖延时间。”
“医闹”全接触（2）
我看了一下表，20点10分。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那时的我觉得一分钟竟然是那么的长。抢救室外那几个凶神恶煞的歹徒瞪着血红的眼睛，手里拿着刀子时不时地进屋来看一下。我们也时不时地给病人的吊瓶里加点药物。但随着病人死亡时间越来越长，病人开始有溶血，血不断地从死人的鼻腔和口腔溢出来，这时只有那个护士用药棉来不断地把血蘸去。我们都知道，这时千万不要让外面的人知道他们的大哥已经死了，不然我们都会有危险。
这时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在等待死亡。没有人知道那伙人会什么时候闯进来。我们听到那伙人在走廊里大声问大哥的液体还能输进去吗，有人就说能输进去，那个人又说只要能输进去就是没死，要是输不进去了，他们几个谁也别想活……我当时有些后悔先前的决定了。为什么我又要回来啊？两个小时后液体输入渐渐变慢了，因为病人早已死亡，循环已经停止。病人的胳膊越来越肿，我们也越来越紧张。直到这天我才知道，原来死人也可以输这么长时间的液体。大家面色都很差，有的同事两条腿在不断地发抖，只有我们那个护士还是那么平静。我问她，你在想什么啊，我们现在都快死了……她还是很平静，说：“我死倒没什么，只是还没有孝顺爸妈，有些遗憾。”这时液体实在是输不进去了，外面还在喊，我突然灵机一动，把病人的输液针头拔下插在下面的褥子里，还是按原样贴的胶布。如果不仔细掰手看，是不会发现的。结果进来两个人都没有发觉。
凌晨2点多，派出所的警察同志到了，那几个闹事的被带走，我们终于得救了。看看表，2点40分，我们为一个死人抢救了六个半小时，而且是被人用匕首强迫执行的。
从那次以后，我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认识，我尤其感激那个护士，是她给了我勇气。
生命无语
作为一名精神科的住院医生，我对精神病人的理解一直很单一，觉得他们对生命没有任何感觉，只是被动地接受治疗，被动地消耗生命。直到有一天，一名合并糖尿病的女患者击醒了我对精神病人的麻木。
一天上班后不久，有人喊：“李医生，收患者！”因为我是新到该科室的，也没有多想，看了看病志，是一位合并糖尿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已多次住院。这时，一位老同事悄悄地提醒我：“李医生，这个患者挺麻烦，你多注意。”当时我也没有多想，来到患者床前，结果吓了一跳。患者蓬头垢面，齐耳的短发由于长时间不洗而成了乱麻，仅从外貌上已很难辨别出性别。零乱而脏的衣服，赤裸在外的双足污秽不堪，有的地方还流着脓，仅有的几颗牙齿露在外面，长短不一、内外参差不齐，随着呼吸发出了难闻的“酮”臭味。凭着职业的敏感，我判断该患者可能是合并酮症酸中毒。快速地查体后，急检血糖和酮体，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会诊后，我每天和护理人员密切配合，加班加点治疗病人，直到病人的各项指标日趋平稳。
正当我为病人的好转而欣喜之时，患者的家属竟然提出非议。原来，患者虽然年近40，却一直未婚，与父亲一起生活。女儿精神病发作时又喊又叫，根本离不开人，加之患有糖尿病，父亲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女儿身上。患者的两个哥哥条件很差，需要父亲的接济，而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将大部分的钱都花在给女儿治病上，令两个哥哥非常不满。儿子和儿媳认为父亲老了需要自己养，但父亲却把钱花在妹妹身上，一直耿耿于怀。此次患者发病，本来是打算让其死在医院的，只是怕外界的舆论没敢告诉医生。没想到碰到一个认真负责的医生，把患者抢救过来了，引起了两个哥哥的强烈愤怒。患者血管条件不好，输液困难，父亲又迫于儿子的压力，因此要求停止治疗。患者的病情在一天天好转，加之医生的责任感，我无论如何不愿放弃一条生命。面对自己的坚持，患者的父亲大发雷霆：“我女儿的死与你无关，我们家还要过日子呢！！”震惊、委屈、气愤、无奈让我顿时陷入了沉默。
要出院了，十几天来一直无语的患者好像意识到生命即将终结，一直在叫着、喊着，拼命地与父亲抗争着，不让父亲给自己穿衣服。父亲流着泪，痛苦地大吼：“穿！”女儿惊恐又含糊不清地说着：“不！”穿上脱下在不停地进行着，好像生命就在撕扯之间来回游荡，生与死在这一穿一脱之间轮回。
站在病室的窗外，看着屋里发生的一切，同事拉了我一下，我依然固执地站在那里表达无声的抗议。渐渐地，绝望又虚弱的女儿和悲壮的父亲在我的视线中变成了无声的慢镜头，离我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望着远去的父女，突然觉得语言是如此的苍白，此时，一声“再见”都是多余的，永远也不可能再见了，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生命从此化为乌有，却无力挽回，我悲痛难忍。
一周后，在门诊大厅遇到她的父亲，他告诉我她已经走了。我转过身，听到老人低沉的一句：“李医生，谢谢你！”我的心陡然疼了一下，闭上眼睛，停了几秒钟，叹了一口气，没有回头，快步上楼。患者正在病房里等我！
她不该这样离去
1986年，我被分配在某县级医院妇产科，当时的我做住院医生已经两年多了。那天夜里，我正值夜班，凌晨3点，外科大夫来妇产科敲门，请求会诊，他说：“我们科刚刚抬来了一位40多岁的女病人，正处于休克状态，我为她做了腹部穿刺，抽出了10毫升左右的不凝血，考虑是不是宫外孕破裂，内出血。”
我带上了妇科检查器械，随外科大夫直奔外科楼。只见病人躺在检查床上，地上放着用门板做成的简易担架，五六个男人站在病人的身边，还有两个人正在走廊里抽烟。我询问：“谁是病人的丈夫？”其中有一个人说：“我是她哥哥，她还没有结婚呢。”我向那女人询问病史，她说她今天下午突然出现腹痛，曾昏死过一次，我问她是否有过外伤，跌倒，或被人碰过、打过，她摇头。问其与妊娠相关内容，则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只说自己没结婚。这时，有一个男人把我偷偷叫出门外，他说：“这女人有一个相好的，但是他们并没有结婚。”
回屋内，我说：“我还是考虑你为宫外孕，内出血，我给你做做检查吧，明确诊断，好立即做手术。”那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