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美国世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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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苏醒（2）
中国的变化之大令世人难以想象。30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总量每8年就翻一番。1978年，中国的空调年产量只有200台，到2005年就增加到4 800万台。目前，中国一天的出口额就超过了1978年全年的出口贸易额。在此期间，对于任何一个到过中国的人来说，数不胜数、天翻地覆的变化都会令你眼花缭乱。15年前，我第一次去上海浦东时，那里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村庄。如今，那里已经成为上海市的金融中心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像一座座巨塔拔地而起，上面镶嵌着精美的玻璃和金属材料，每当夜晚灯火通明时，宛若一棵巨型圣诞树光彩夺目。浦东新区的面积是伦敦金融新区金丝雀码头的8倍，与芝加哥整个城区的面积相比，也只不过稍小一点而已。100年前，芝加哥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今天的重庆已经成为继芝加哥之后又一个快速发展的样板，其人口正以年均30万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重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20个城市全部都在中国。
上海虽然令西方人心驰神往，但北京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文化、艺术甚至经济中心。北京正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与奥斯曼男爵19世纪时为巴黎制订的建设规划非常相似。①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开工新建了6条地铁，一个长43公里的机场轨道线，一个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新（当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机场航站楼，面积达125平方公里的由环北京绿化带改建的公园，还有一个总面积12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人们看到新北京的城市模型时，会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伯特·施佩尔①在20世纪40年代为柏林设计的宏伟城市规划。事实上，他的儿子小阿尔伯特·施佩尔也是一名建筑设计师，并为北京设计了从故宫到奥林匹克公园、全长8公里的林荫大道。然而，小阿尔伯特·施佩尔认为，他父亲当年为柏林设计的城市建设规划，无法与当今北京发生的变化相提并论。北京的变化“比柏林大，而且大得多”，他由衷地赞叹道。
现在，每一位企业家都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有关中国的统计数据，而这些不可思议的数字会让听到的人惊得目瞪口呆。毫无疑问，这些数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当你听到的时候，它们大都已成“过去时”了。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销售市场。2005年，中国的建筑工地有26亿平方米之多，是同期美国建筑工地面积的5倍多。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了1·600％。在工业革命的高潮时期，英国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如今这一称号非中国莫属。目前，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DVD放映机和鞋类商品都是由中国生产的。
要想感受中国在低成本制造业中的主导地位，到沃尔玛就可略见一斑。沃尔玛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之一，年收入是微软公司的8倍，占美国GDP的2％。它雇用了140万名员工，比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和IBM这4家公司的员工总和还要多。沃尔玛创造了一个商业传奇，它通过高效（也许有人认为是残酷）的管理向顾客提供了可能的“最低价格”。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沃尔玛采用高新技术，推动经营管理创新，也许最重要的是不断寻找低成本生产商。如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商品大约180亿美元，它的绝大多数国外供应商都是中国企业。因此沃尔玛所谓的“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一条“中国供应链”。
中国还实行高度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中国不会是又一个日本，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没有走日本（或韩国）式的发展道路。日本和韩国都实行一种出口导向战略，其国内市场和社会都是对外封闭的，中国则向世界全面开放。如今，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贸易与GDP的比率）高达70％，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过去15年来，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长了7倍多。2007年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额超过25亿美元，它的很多产品都深受中国消费者的欢迎，比如海飞丝洗发水和帮宝适纸尿裤。据星巴克咖啡公司预测，到2010年，它在中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1）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0％。换言之，“分权化”已经是中国经济生活的标志性特征，政治生活也日益朝着这个方面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弱化却是中央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许多领域鼓励发展真正的自由市场，向外国投资和贸易开放本国的经济，并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国内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步伐。中国的许多成功（如创业精神的兴起）和失败（如医疗保障的式微）都是由中央和地方缺乏协调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分权化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我们美国会再次遭遇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的发展体系（2）
中国政府有很高的民意支持率，这往往有助于政府贯彻执行既定的战略。有些国家的政府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且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优势羡慕不已。印度官员总是说，他们的中国同行不用担心民众的反对。印度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不得不做了许多政治上广受欢迎的蠢事，而这些愚蠢的做*削弱我们的长期经济潜力。但是，政治人物在短期内需要的是选票。中国（政府）则可以做长远打算。虽然中国政府做的每一件事并非都是对的，但它确实做出了许多英明和高瞻远瞩的决策。”中国正在推动的高等教育改革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政府认识到为了提升经济价值链的水平，国家需要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为此政府将奖学金和其他补助支出由2006年的亿美元提高到2008年的27亿美元。官员们还计划大量增加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由2006年仅占GDP的提高到2010年的4％，并且将其中的一大部分投向少数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像这样重点发展某一行业的做法，对于*国家印度来说是不可能的。印度政府为了笼络选民，将大量资源用于发放短期补贴。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的精英教育院校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限制按成绩录取人数的比例，录取学生的一半是以分配名额或行政命令的形式进行的。
一个集权制政府能使经济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这实在是不同寻常的。大多数专制政府很快就会陷入四面楚歌、*成风和昏庸无能的困境，在经济混乱和停滞中艰难度日。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的斑斑劣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但在当今中国，政府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却非常务实和能干。一位高级投资银行家曾说道：“我与世界各国政府都打过交道，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政府。”这种观点广泛地代表了在中国做过生意的企业家们的心声。比尔·盖茨2007年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说：“对于人们一直以来交口称赞的事物，人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据我个人观察，中国领导人正在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以上所述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虽然中国正在快速发展，各个层面的机遇层出不穷，但由于政府奉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路线，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仍然相当可观。甚至就在今天，国有企业仍占据GDP的半壁江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35家最大企业中，有34家全部或部分归政府所有。政府控制有时会与开放、诚信和效率发生冲突。如中国的银行大部分仍然是政府性实体，每年都要斥资数百亿美元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或者因为非经济原因向地方、组织或个人发放贷款。*现象也屡禁不止，而且*案件的高官涉案率急剧攀升。地区差距也不断拉大，贫富差距高得惊人，导致社会矛盾异常紧张。一个广为引用的统计数字能充分说明这一重要趋势：2004年，中国共发生了万次各类抗议活动，而这一数字在10年前仅为1万次。
然而，这两个方面并非是完全割裂的。从许多方面看，中国的问题正是由它所取得的成功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中国把西方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在30年里就完成了。在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农田走向工厂，从西部来到东部。他们不仅在地理上迁往异地，而且还告别了往日的家庭、阶层和历史。中国政府能够跟上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这本身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裴敏欣指出：中国目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为每万辆交通工具26人，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只有20人和8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指出如下事实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道路上行驶的汽车正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和印尼的增速却分别只有17％和6％。如果事态按照印度的愿望发展，当它的（汽车）增长速度超过中国时，我敢保证其交通事故发生率也会突飞猛进，这与它的政府是否*没有关系。
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影响。这里不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只讨论中国本身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河流体系中，有26％的水资源遭到了严重污染，并且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仅长江沿岸就有9 000家化工厂。如果以空气污染这样的指标来衡量，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