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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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说是部务会，却没有通知周恩来参加，这使郭沫若感到诧异。在吃饭前有一些闲话式的讨论，吃饭后会议正式开始，弄得郭沫若有点进退维谷。会上，陈诚、康泽、贺衷寒等大讲“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极力抬高国民党，郭沫若觉得极不舒服。轮到他发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自己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郭沫若继之特别强调，自己不是以厅长的资格而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话的。他说：“第三厅既然负责宣传工作，就免不了有不少专家参加。而这些文化专门人才大部分都不是国民党员，假设拿‘一个主义’的尺度来衡量，那么就一定找不到几个人。所以我希望能改变门禁的森严。否则，不仅外面的人才进不来，里面的人也还可能从窗口跳出去。不管谁做厅长，这些原则总应该定好。”散会后，郭沫若对阳翰笙流露了心中的不悦，并决定坚辞第三厅厅长，离开武汉前往长沙。阳翰笙劝郭见了周恩来再走，但郭沫若担心见面后又被挽留，故决定不辞而别。去长沙前，郭沫若对于立群说：“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了，但后会有期。”
“伤心最怕读怀沙，国土今成待剖瓜。不欲投书吊湘水，且将南下拜红花。”郭沫若怀着这样的心情抵达长沙。在长沙，郭沫若见到了许多十几年未见的文友，如主办《抗战日报》的田汉、廖沫沙，音乐家张曙等。郭沫若也坦诚告诉朋友们自己来长沙的缘由，并说：“我是避难来的，我不想进政治部，仍打算到南洋募款来干文化工作。”郭沫若在长沙显得很悠闲。他看望了由延安回长沙的徐特立，见了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出席长沙文化界开的欢迎会，应邀作演讲，听湘戏，进咖啡馆，游岳麓山，凭吊黄兴墓、蔡锷墓、屈子庙、贾谊祠……但郭沫若表面的悠闲仍掩饰不住他内心的焦虑。在一次宴请田汉等好友的聚会中，郭沫若开怀畅饮，于酒醉中，他指着男的骂“男政客”，指着女的骂“女政客”，最后还重重打了自己三记耳光，一迭声骂自己也是“混账的政客”。从这些小轶事中，我们大致可以想像郭沫若当时的心理状态。
武汉方面不断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说他不该不辞而别。陈诚也数次电催郭沫若回武汉上任，并表示一切问题都可以面商。他特别强调：郭沫若回武汉，三厅才开始组建；若不回，三厅则虚悬以待。如果说陈诚的口吻还稍显宽容的话，继之黄琪翔的电报措词则较为激烈，其中说：“你假如要再开玩笑那大家都不把你当成朋友了。将来的历史也不会宽恕你的。”如此局面，令郭沫若进退两难。郭沫若很清楚政治部的恢复在国民党方面的真正用意，也很清楚他对共产党的意义。他也完全可以想像出自己将成为国共两党微妙政治关系的一个注解和自身的政治符号意义。出任三厅厅长就意味着他要在两个角色之间保持平衡，既要冲锋陷阵，又要委曲求全。以郭沫若的个人经历和气质而言，他更愿意以一个文化人的身份自由呐喊，单纯而豪壮。尽管如此，但他又能做何种选择呢？
时在武汉的周恩来，一方面电示田汉做郭沫若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继续与国民党上层交涉，争取更加有利的条件。2月26日，于立群突然出现在郭沫若面前，她带来了周恩来等人的亲笔信，周恩来在信中明白告诉郭沫若：陈诚请他立刻回去，一切问题都可当面商量。但郭沫若仍在迟疑，他感慨万分地说：“周公之请，理当奉行。但陈诚当家的政治部是去得的么？那是地狱，寿昌！”田汉眼见郭沫若还在犹豫，便在一旁催促说：“国事如此，我不入地狱，又有谁入地狱呢？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难道你一个人还要留在天堂里吗？”郭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明确表示了意见：“好吧，我们就去受罪吧。”田汉此刻掉头对于立群开玩笑说：“不辱使命！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爱情的力量大啊！”临行，郭沫若要求田汉与他一同回武汉到三厅工作，田汉一口应允。几天后，郭沫若结束了在长沙的避居生活，和于立群携手踏上了回武汉的列车，同行的还有田汉、张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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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精神武装起来”（3）
国民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合影。
中坐者右起：郭沫若、翦伯赞、杜国庠
由于郭沫若出面主持工作，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的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各种人才，济济一堂。三厅的组成人员差不多均为专家教授、社会名流、文化人士。其中包括徐寿轩、张志让、洪深、郑用之、董维健、冯乃超、杜国庠、傅抱石、史东山、应卫云、马彦祥、冼星海、张光年、张曙等。这些社会名流在很短的时间内，都集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时谓“名流内阁”，称极盛焉。三厅的这种阵容也令陈诚大为惊讶，他没想到郭沫若和三厅会有如此感召力，三厅的“名流内阁”也因此名扬一时。此处我们要谈及，徐悲鸿原为拟议中的第三科科长。徐悲鸿为此亦从重庆赶到武汉。但他不知三厅的具体地点，结果到了政治部并见到了陈诚。郭沫若知道这件事赶到政治部时，见徐悲鸿脸色难看。徐对郭说不愿意做官，并表示将即刻前往广西。郭沫若再三挽留未果，此事一直令郭沫若很茫然。他后来说：“我猜想悲鸿可能是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与此相对应的是郭沫若对胡愈之的态度。胡愈之是三厅成员到任最迟的一位，当时他正在上海从事《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在郭沫若及武汉朋友的一再催促下，胡愈之在料理完出版事务后即匆匆赶到武汉。然而，出乎大家预料的是，他坚持不愿出任五处处长。最后，用郭沫若的话说：“为了敦促他就职，我几乎向他下跪。”郭沫若精诚所至，终使胡愈之答应上任。
在郭沫若的筹划下，三厅以组织抗战宣传周活动的形式开始了它向社会的首次亮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1938年4月7日，郭沫若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的序幕：“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在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台儿庄大捷，于是临时决定组织十万人的火炬游行，以示祝捷。在十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郭沫若走在前列，“从黄鹤楼望去，但见汉水两岸数十条火龙蜿蜒不断，万点炬火映红了江水，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云天”。对此，郭沫若一语概之：“武汉三镇的确是复活了！”三厅抗战文化工作的序幕由此拉开，郭沫若亦开始以三厅厅长的身份高扬起抗战文化的大旗，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
1937年7月，在周恩来、郭沫若倡议并主持
下，成立“武汉各界抗战建国周年纪念筹备
会”并展开献金运动。图为妇女献金场景
抗战时期无疑是郭沫若一生非常辉煌的一段时期，他不仅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作为抗战文化的一个领军人物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从容自如。应该说，是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决定了郭沫若在抗战期间及其以后所走上的人生道路。抗战是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时代，历史就是以这样的方式选择了郭沫若。或者说时代为郭沫若提供了这样一个弄潮的机遇，使他得以在抗战文化领域尽展才情，叱咤风云。从个人方面来说，郭沫若不是不可以选择其他的生存方式，譬如继续做一个专注于历史研究的学者。在他刚一回到国内的时候，沈尹默给他的建议就是去作学问。蒋介石在南京见他时，也有过这样的建议。或者专注于文学创作，做一个不问政治的所谓的“纯粹的文人”。但他首先还是接受了时代对于他的选择，接受了一个关乎政治的挑战，去担当一个文化班头的社会角色。当然，郭沫若做出这样的个人选择，也不是一念之间的决定。回到抗战的历史场景中，郭沫若所做的历史选择，既是文化的选择，也是政治的选择，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选择。当时在文化界声名毫不逊于郭沫若的周作人的经历，是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鲜明对比。当郭沫若冲破了重重阻碍，从日本只身回到国内，投入到抗战大潮中时，周作人则滞留在沦陷后的北平。郭沫若还曾写过一篇《国难声中怀知堂》的文章，希望他飞回南边来。周作人开始似乎也是想着闭门坐在书斋里，不问世事，但终于还是沦为汉奸文人。两位文化名人，同途而殊归，此间高下曲直，至此已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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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传
郭沫若（1892—1978），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1914年留学日本，于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同年夏，与成仿吾、郁达夫等发起组织创造社。1923年大学毕业后弃医回国到上海，编辑《创造周报》等刊物。1924年，通过翻译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较系统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1926年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7月随军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达十年，其间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古文字学，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只身回到祖国，筹办《救亡日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有关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其间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1949年8月，当选为首届全国文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等职，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和文化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与交流等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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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爱与美
冰心一生的故事是爱与美的故事，她说有了爱便有了一切。冰心曾说：“世界在变，人事也在变，但在多变的程途中，要掌握着不变的定律。”而在我们看来，这“不变的定律”于冰心就是两个字：“爱”和“美”。早在中学时期，冰心就写道：“我和万物，完全是用爱濡浸调和起来的，用爱贯穿连结起来的。只因充满爱，所以我对于宇宙万物所发出的意念，言语，行为，一切从心所欲，又无一不合于爱，这时便是‘自由’。真理就是一个字：‘爱’。”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她见证了“二十一条”的耻辱，又经历了流离八年的抗战……在动荡和苦难中，冰心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
冰心曾在《给日本的女性》中回忆抗战中的自己说：“八年的痛苦流离，深忧痛恨，我自己仍旧保存着相当的淳朴、浅易和天真。”抗战八年期间，通体浸润着“爱”的冰心从容而平静地应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她在抗战时期的经历，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既然战争所带来的苦难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像的苦难并战胜它。整个抗战期间，冰心的笔下并没有对抗战苦难的简单复述，也没有如刀枪般的抗战的呐喊，她只是用她那“满藉着温柔，微带点忧愁”的笔调静静地叙述着一个普通人在苦难面前的哀与愁，苦难中的快乐与温馨。她用自己的经历和创作，用自己面对苦难的态度，带给承受战争苦难的人们熹微中的最初一线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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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1）
吴文藻、冰心夫妇1937年6月29日，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冰心和吴文藻结束了近一年的美欧之行（燕京大学的学术休假），由巴黎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回到北平。回到燕京大学后，亲朋好友久别重逢自是喜不自胜。然而，冰心还来不及休整旅途的劳顿，还来不及回味亲友重逢的喜悦，战争的阴云便开始笼罩着北平这座古城。战争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身处燕京大学的冰心同样也经历了这样的震撼。7月28日清晨，十六架日本飞机，在晨光熹微中低飞而来，在燕京大学附近的西苑兵营投下了三十二颗炸弹。炸弹的一声声巨响震动了幽静的燕京大学校园，冰心切身体会到了战争的来临以及它的残酷。没过两天，冰心从清华大学友人处得知最痛心的消息：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已撤出北平，北平已沦入敌手。得此消息，冰心当时无疑是震惊和悲愤的，在自己的散文中她沉痛地写道：“北平死去了！我至爱苦恋的北平，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断续呻吟了几声，便恹然死去了！……四野的炮声枪声，由繁而稀，由近而远，声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帜都高高的悬起了：日本旗、意大利旗、美国旗、英国旗、红十字旗……只看不见青天白日旗……西直门楼上，深黄色军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着枪，咧着厚厚的嘴唇，露着不整齐的牙齿，下视狂笑。”
北平沦陷后，北大、清华的师生纷纷撤离北平，北平的其他大学也迅速撤退到大后方。大部分师生从天津乘船经烟台、青岛，到济南，然后分赴全国各地。还有部分师生到长沙，进入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共同组织的长沙临时大学。冰心、吴文藻此时任教的燕京大学因是美国教会大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要求教师们都留在北平，照旧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