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狂人任志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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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奖品。
据可查的资料，任志强的第一篇博文《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思路》。文章写得相当专业，有抢专家饭碗的实力。不过角色似乎错位了，按理应该是政府出政策指挥身为房地产商的任志强才对。而他却指挥起政府领导来，好像有点“不成体统”了。
2001年，房价上涨，政府开始限制土地供给，任志强又跳出来大喊“限制土地供给只会加快房价上涨！”而且还把经济学上的经典原理——供求关系摆出来，好好秀了秀他的专业知识水平。
“如果政府官员认为房价的增高不是市场的供求关系所造成的，而只是开发商恶意的炒作形成的不合理的虚高，这并不是对开发商的批评，而是对政府自身的讽刺和对消费者的侮辱。”
在任志强的眼里，政府的宏观调控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当有市场需求时，不管政府在喊什么，供应商一定会在能保证销售进度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价格弹性’的最大作用。而当市场供给加大、市场竞争加剧时，供应商一定会灵活地调整价格来维护自己的市场占有率和销售的进度，也同样不会理睬政府在说什么，当利率、汇率、税收等宏观总量调控政策使投资无利可图时，供应商一定会调整自己的投资而不是仅仅调整价格了。”
面对房价的上涨，任志强认为责任全在政府：“政府的宏观政策的变化是推动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一系列政策变化中，最没有准备好的恰恰是政府。”任志强如是说。他认为首先是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的发展，然后政府又想从“土地出让金”中大捞一笔，从而导致了房价的上涨。
2003年，房价不仅没有下降的趋势，而且涨幅似乎有加大的迹象。“房价泡沫论”愈演愈烈，炒房投机风开始盛行，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各种针对房价的政策轮番出台，一副不把房价降下去不罢休的姿态。
近几年，一直“指导”政府应该加大土地供给、平抑房价的任志强又发话了。
“平抑房价的目的是防止房价增长过快，造成‘泡沫’，但绝不是让房价在现有的并不能保证投资商能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的情况下，用政府的强制性行为降下来。”
“政府的工作任务是给更多的年轻人在未来从大家庭中独立出去时能自行解决住房提供希望，而不仅仅是从解决和改善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角度出发来理解市场。”
2003年1月，任志强在北京“两会”期间遭到众多委员的围攻，他们一致抱怨北京市房价过高。政协委员任志强听后毫不示弱，立即开始“反攻”，强调北京房价高得有理，并再一次坚持“住房供应一定要先满足富人”的原则。
面对央行5个月内两次调高房贷利率，任志强振臂疾呼房贷加息对中低收入者压力最大，更难抑房价，加息是控制不了房价的。
2004年，中央连发“六条”和“新八条”，如急风暴雨，令绝大多数开发商噤若寒蝉，切身地感受到宏观调控的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任志强发话弹劾新政，认为招拍挂政策（《土地法》及国土资源部相关的部门规章规定，对于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出让国有土地，其含义是指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上述方式出让土地，统称为招拍挂制度）出台之后，切断了土地供给的其他来源，并且其供给量被政府垄断和限制，土地形成了供量短缺和来源单一的非竞争规则，所以这一轮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价格的上涨。这就是著名的“地荒论”。 。。
霹雳金刚“任大炮”（3）
“地荒论”引来一片哗然，国土资源部门为此数度阻击，连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也现身说法，在接受中央电视台《决策者说》栏目访问时怒斥“地荒论”是“别有用心”。
鹿心社公布了一个数字： 开发商手里逾期两年以上未开发的土地就达40万亩！鹿心社以此驳斥“地荒论”，并认为宣扬“地荒论”对房价上涨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假如那些没有开发的土地上都能按预期建起房子，投入市场，就会大大增加商品房的供应量，缓解供需紧张矛盾，平抑房价。”
2006年，房价已经疯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其上涨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居民的收入增长。“白天30万元买的房，晚上就能以50万元卖出去”，虽然这只是个笑话，却离现实并不遥远。
国家的宏观调控进一步加强，可房价就如同打了兴奋剂一般，呈现出任志强认为的“越宏观调控越涨”的势头。
2007年，全国人民都疯了，有点余钱的全进入了房市，以温州炒房团为首的全中国的富人们开始全体炒房了。
资本是追求利润的，哪有钱赚，它就往哪钻。这一点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一样，所以炒房本无罪。这也许只是一个冷静下来就能够理解、能够面对的问题。可任志强却将它激化了，他公开表扬了温商的炒房行为，且坚定不移地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房价还会涨。
在“拐点论”应声而出时，任志强照例开展了对政府政策的探讨。
“仅仅靠限制第二套住房的购买并不能让销竣比平衡，反而可能限制了租赁市场的扩大和打击了更新换代的梯次消费方式，迫使一部分人放弃梯次消费而进入了一次性到位的购买性市场。”
“银行提高住房信贷的首付通常是从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的。但实际上能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居民其信贷风险明显低于第一套住房的购买者。”
“央行给出的定义既不是统计标准的第二套住房，也不是风险防范的根源……”
任志强无疑又认为政府错了：“当多重社会矛盾并存时，用单一政策很难达到预定目标。常常会在双刃剑的作用之下，为治心脏病而引发了高血压病，因治肺病而伤了肝和胃进而产生并发症。当医生给病人打青霉素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药用反应试验，否则可能未治病而先要命。”
2008年，政府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终于开始显现，以深圳为首的各地房价开始大幅下降。此时，经济学专家们又开始担忧房价暴跌会伤害中国的经济，于是开始集中探讨“救市”问题了。
而任志强却以《不是救市，而是纠错》为题写了一篇博文，告诉政府： 房价不是你的事，你管不上。况且你又不是医生，没有能力治病。
此人何其嚣张，丝毫不懂谦虚为何物！但是，任志强不仅逻辑合理，其推论的结果大部分被验证了。
难道政府的专家、院士们还不如一个任志强？对于官员们的指斥，任志强一律以“鬼话连篇”奉还。是地价抬升了房价，还是房价带起了地价？这或许就像是先有鸡生蛋，还是先有蛋变鸡的问题，难有求解之道。但任志强敢斥政府官员的话为“鬼话连篇”，其胆识由此可见一斑。
炮轰媒体
“任大炮”火力十足，轰完政府觉得不过瘾，于是就掉转炮口对准媒体，以“报媒体断章取义之仇”。
在给“小潘”的第二封信中，任志强毫不掩饰自己对媒体的态度：“不管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工作，记者们都以为自己是老大，媒体的事儿最重要。好像我没有其他的工作，只是为了媒体在活着。”
霹雳金刚“任大炮”（4）
2005年10月，在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年会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有记者和任志强谈起“炒房团好不好”的话题，一向坚持认为“炒房有理，炒房无罪”的任志强放出狠话：“我认为市场就是买卖，只要买卖关系是合法的、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好的，怎么说成是炒呢，如果媒体用炒来定义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把媒体杀了。”
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的确有记者觉得，采访任志强是一项需要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的任务。
一位女记者回忆说：“（任志强）谈问题谈得很好，见地深刻，但你必须事先做很多准备，否则会被当面指责，下不了台。”
当这位女记者在华远大厦6楼的董事长办公室见到任志强的时候，她明显感觉到眼前这个人的一股“拽”劲。当时，任志强正在堆满资料和文件的案桌上埋头写文章。没有寒暄，没有礼节性的笑容，甚至连同女记者握手的程序都被省略。直到交换名片时，任志强才用右手的两个手指夹着一张名片递给女记者。
任志强对媒体的不满之处还在于，“媒体根本没有弄清我在说什么，就断章取义地曲解了我的话”。他写道：“很多媒体都摆出一副如果我不接受采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地曲解我的原意的架子。用我拒绝采访来证明我的观点的错误。”
即使是这样，任志强还是忍不住要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被“曲解”，哪怕招来一片骂声。
“说实话的人最可恨，但这个社会不能只说假话。也许你说了真话别人会误会，但你一定要说，别人才能明白。” 任志强自称网上赞扬他的话从来不看，批评他的话都会仔细看，无理谩骂置之不理，如果是“确实糊涂”的，他也会回复。
“有没有看到过批评得有道理的呢？”记者问。
“没有！”任志强的回答斩钉截铁。
瞄准老百姓
近年来，经过政策频繁洗礼的任志强终于明白了自己的“丫鬟”身份，终于身不由己地“替政府受罪”了。但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于是他向最没有能力还击的人——老百姓开炮了。
“房价还会涨10年”、“越宏观调控，房价越涨”、“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我是商人，不考虑穷人”……任志强明目张胆地站在富人的立场，屡屡口出狂言。
虽然这些所谓的任志强语录有“断章取义”的嫌疑，“房价还会涨10年”只是在说一个大致的房价走势；“越宏观调控，房价越涨”是在希望房价不要上涨太快的背景下提出的；“我只给富人建房”后面还跟着说，政府应该承担起给穷人建立保障性住房的责任；“穷人富人分区论”仅仅是在探讨一种居住区的发展趋势。
但在区别对待中国富人与穷人的那块道德雷区，对任志强来说没有丝毫的安全隐患，因为在他眼中，那根本就不存在。穷人就是穷人，富人就是富人，作为公众人物的任志强根本没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2005年1月，当人民群众普遍反映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任志强如是说：“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要先满足最富的人。”
房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过着好日子的任志强却得意洋洋地对那些买不起房的老百姓说：“你们不要买房了，我只卖给富人。”老百姓只是将唾沫星子抛给他，而没有捡起石头砖块砸他，算是手下留情的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霹雳金刚“任大炮”（5）
当然，也有分析者认为： 任志强的观点，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无疑有其正确之处。这一点，有学者和为数不少的网友的支持为证。
但同时，任志强是在代表他所在的利益集团发言，言语中的攻击性和侵犯性，多少显示出强权者的轻慢，甚至是肆无忌惮。因此，他的发言，鲜活地勾勒出一个既得利益者真实的一面。
在抛出“穷人富人论”后，有人攻击任志强是开发商这个最有钱群体的代言人，根本不关心穷人。而任志强却这样解释道：“我有四重身份，每重身份做的事都不一样，一般人根本搞不清这里面的关系。”
任志强所谓的第一重身份是华远集团的总裁。“华远集团是国有企业，我要对国家负责，集团的钱不能说想捐给谁就捐给谁，这要国家同意，比如SAＲS期间，国家说捐100万元我们就捐100万元，没得说。”
任志强的第二重身份是华远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要求我对公司的股东负责。这两年捐了不少钱，大多是以这个身份捐的。”
任志强的第三重身份是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轮值主席。“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代表房地产商，就要为行业说话。”
任志强的第四重身份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我的这重身份要求我为穷人说话。我提出房地产担保制度就是为消费者的利益着想；前两年，首都机场过路费从10元提到15元，我第一个提案反对，后来又重新降回了10元。”
可是，在阐述完自己的四重身份之后，任志强又说了句要挨骂的话——“但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
为什么？
我们知道任志强初中没毕业就被分到陕西延安县插队，1999年，任志强和当年插队的队友一起回到延安县，他们把烟、酒、猪肉、羊肉、电视等物品塞满了旅行车的后备箱。然而，任志强发现当地仍跟以前一样贫穷，曾经住过的窑洞塌了一半，窗台上还留着当年贴过的报纸的痕迹。
于是，任志强以个人名义给村里捐了10万元，又让当地武装部挑了40多个文化水平相对高一点的村民，把他们带到京郊的一个别墅区当保安、园丁，每人每月收入五六千元，相当于当地一年的收成。
但不到一年，由于受不了有管制、有纪律的生活，这几十个人几乎都跑光了。任志强当初采取的连保连坐（互相担保）的预防措施，也没派上用场。最后连负责组织人员的地主儿子（同时也是村支部书记）都说没脸见他。
这件事情，让任志强失望之极、气愤之极。
接着，任志强又听说，村里并没有收到那笔捐款，钱到了县扶贫办就不知去向。他托付一个在当地当副县长的朋友负责监督，3年后钱终于落实到位。
“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村去。那里就该那么穷！那里就不该有人住。国家几次动员搬迁，但走了一些人后，地多起来了，留下的人就不走了。他们不走，就会继续繁衍，结果人又多了起来，地又少了……”
“除了自己，别人很难救得了他们。”这种经历让任志强觉得“可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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