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趋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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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务实心态可能更重要，正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借鉴资本主义中的积极因素。“走资派”这顶帽子实在有点委屈他了，他也不会沿着西方足迹走。他只是借鉴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现代化。他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只会妨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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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的思维方式前进
在决定目标和策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主要矛盾”的概念。中国现代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与新的主要矛盾息息相关。在这种大背景下，为引领中国进行历史上最大的转变，*在1978年提出了一个新的主要矛盾：
　　“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成为新的政治纲领的这个主要矛盾在*执政初期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且一直保留到现在。它平衡了社会主义原则与现代化的物质需求。*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解放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其结果就是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还有随之而来的放权。中央政府放松了控制，人人都可以得利的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个共同目标之下。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矛盾是对于当前现实中急需关注问题的客观描述。“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解放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消除贫穷与落后的目标写入了1978年宪法。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大体分“三步走”：
　　1980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
　　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
　　2000年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横向*体系中，任何超过任期的目标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竞选人可以毫无顾忌地许下诺言，然后因为时间限制而无需负责。关于2020年或者2050年的环保目标承诺尤其如此。第二，非常有意义的承诺可能因为其他政党的当选而被废弃。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则保证了它会坚持自己的承诺。
　　在兑现承诺方面，中国做得很不错，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且是超额实现。中国的GDP从1980年的2514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7956亿美元，2000年更是达到23718亿美元。人均收入也从1980年的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　美元。（以上数据均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仍将坚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一目标。
　　胡主席曾多次说过：“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样看来，深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关心人民生活正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的原因。
　　

上下互动，实现目标
如果一位CEO拥有一支高效管理团队，而且业绩突出，那么人们是不会把他赶下台的。想要使管理层与员工共同积极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之中就必须把责任分解给各个层次。*主席在十七大上就强调了以下几点：
　　l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
　　l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l政治体制改革……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l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中国共产党2002年和2007年的党章都提到，“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如果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第三大经济实体宣布这样一个目标，我们最好能够明白中国人对它的感受，而不是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猜测中国的政治。
　　在中国，“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这一总体目标从未改变，但是在这一大框架下中国发生了巨变。
　　改革一开始，*就凝聚了自己的天才思维、政治直觉和战略计划。事实上，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这位身材并不高大的伟人的伟大精神。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大家可以看到八大支柱如何浮出水面，当然中国人对它们的命名未必与我们一样。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在上一章所描述的支柱之二都尤为重要：保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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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承诺与战略目标
在西方的横向*体制中，每次竞选的时候政治家们都会竞相抛出最诱人的施政目标，美国如此，欧盟也是如此。2000年，欧盟就曾宣誓要使自己“在2010年成为世界最具活力的知识经济实体。”
　　比较一下这一从未实现的宣言与自从*1979年宣布中国要在2000年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吧。*知道经济发展是解决贫穷落后的唯一途径。与之对比，欧盟不仅没有倾听人民的心声，也没有为企业家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那么政治家提出的宏伟目标又怎么可能实现呢？
　　在中国的纵向*体系中，提出的目标并非竞选承诺，而是可以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实现的切实可行的目标。
　　在中国的纵向*体系中，目标是由上层领导制订的，但是源于基层的心声，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经过试点之后再实施的。中国的目标都是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未来几十年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如何适应外界影响？中国如何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在这一大前提下进行，而且正因为这一大前提，人们不会感觉受到了限制，而是得到了引导。
　　在这些总体目标的指引下，中国人民在“保持群体一致性”的同时设立、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全身心投入到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小康生活的过程之中。这样看来，中国最初的新制度是自下而上由一个偏远村庄的18位农民来推动的就一点也不奇怪了。他们决定放弃集体耕种，把土地承包到各家各户，从而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农业新制度。他们的故事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这些农民自下而上的成功试点迅速推广到了全国。1982年，中国修正了宪法，把这一重大农业政策改革写了进去。农民看到了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果然，在很短一段时间内，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就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动力与竞争是最大推动力。
　　

改革的再深入
尽管在改革初期农业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现在它的发展已经有些停滞。在与农民、基层官员交谈后我们发现，制约农业加快发展和提高机械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每户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有限，而且不能随意合并。2008年秋天，农业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农民第一次有了土地出租权。在此之前，农民只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是没有所有权，因此不能转让土地使用权。但是，根据新的政策，农民可以把自己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出租或者交换。
　　其实，土地转让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已经存在了，这也是政府采纳自下而上经验的又一例子。这一新框架对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人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有创意。中国有个家喻户晓的成语就是来自公元3世纪三国时期的一次大决战。它从多方面刻画了中国人的战略与精妙的战术，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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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船借箭
南方的孙权与刘备联军决定在赤壁与长江对岸的曹操决一死战。借助大雾的掩护，刘备的军师诸葛亮命令士兵把20艘装满稻草人的小船驶向对岸。以为受到攻击的曹军朝着这些小船一阵乱射。然后，满载10余万枝箭的小船回到了孙刘大营。诸葛亮用这一妙计从敌人手里获取了大量兵器，这个成语也被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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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西方之箭”
充分的自由是设立目标的前提，“借箭”就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巧妙开始。早在1978年8月，掌管中国汽车业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就已邀请通用、福特、丰田、尼桑、雷诺、雪铁龙、梅塞德斯…奔驰、大众和其他一些汽车厂家前来中国。这次的新框架就是合资企业。中国人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就是“共担风险。”
　　大众是首批进入中国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之一，与中国大陆首次接触是在1978年。当时，在*经济改革政策的指引下，中国政府计划利用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增强国际竞争力。草船已经就位，箭也从四面八方射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中国人慢慢把箭从合资企业这艘船上拔了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似乎是一个可以使百花齐放的时代，但事实上只有具有非凡企业家精神的人抓住了这一机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国企的工人，而当时的国企外表看起来就像红杉林一样高大，只不过内里却很虚弱。这些人的心态还远远没有跟上形势。
　　早期能够进入国企采访的西方记者都发现了那里的问题：硬件落后、管理松散。1979年参观重庆一家钢铁厂时，一位日本记者惊讶地发现那里竟然还有一台140年前英国生产的蒸汽压路机。而来自《华盛顿邮报》的一位记者在参观完桂林一家国有丝绸厂后报道说：“和中国的大部分工厂一样，桂林丝绸厂的工人工作并不努力。这种懒散的工作态度将会成为这个人口大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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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森林施肥
改造一家传统企业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而这正是中国所缺少的。毛泽东执政期间是不欢迎外资的。*在这一问题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的谨慎与智慧。为了避免万一引进外资失败而引起太多的麻烦，他设立了一些试验区来检验它的效果。
　　*在中国的南海边指定了4个经济特区，允许它们进口外国产品和技术，也允许从这里出口中国产品。这一新政策为中国所急需的外国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中国利用外资主要通过以下3个途径：
　　1）海外贷款、出口信贷、海外债券的发行。
　　2）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成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
　　3）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与装配、海外股票的发行。
　　从1979年到200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8827亿美元，其中包括6919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势头仍然强劲，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783亿美元，其中748亿美元为外国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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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试点成果
从1980年开始，中国首先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和海南省。后来，中国又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在一些大中城市设立了15个保税区、54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科技园区。中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们在这些特区、开发区、高新科技园区中享受到了高度的自由与支持。
　　开放的沿海城市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我们在中国的家：天津。它是中国4个直辖市之一，直接归中央政府领导。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就设在这里。2006年访问天津的时候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烈欢迎。戴市长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现在为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他是带着一个使命前去天津任职的。他的目标就是把天津发展成为环渤海经济圈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重要港口。天津还被规划为继深圳和上海浦东之后的第三大经济试点区。
　　环渤海经济圈是中国三大经济区之一。在过去20年中，上海和香港一直独占鳌头，但是现在外资似乎开始向天津和滨海开发区倾斜。胡主席在2007年也曾说过：“天津滨海新区将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
　　戴相龙市长的任命对于吸引外资和天津的金融中心建设都是一个利好消息，比如说，空客A320的第一家总装工厂就选择在了天津。渤海银行也是10年来获批的第一家国有银行。天津还计划设立中国第三个股票交易市场。而且，活跃的金融领域必将刺激服务业的发展。
　　我们非常看好天津。2006年，我们受到了戴相龙市长的热情欢迎，还参观了滨海新区。我们的所见所闻坚定我们在天津落户的信心。而且，戴市长、崔副市长以及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在创办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的时候都给予了我们莫大支持。陈宗胜博士是学者从政的杰出代表。从政之前，陈博士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学者，出版过20多本经济学着作，还提出了衡量中国经济私有化的模式。早在2000年，陈博士就通过计算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市场化已经达到65％，这一结果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他告诉我们，自己之所以从政是因为想要迎接新挑战、把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并且从更广阔的天地中学习。
　　崔副市长还和企业家王巍以及亚洲商学院（Asian　Business　School）一起参照纽约的美国金融博物馆和伦敦的英格兰银行博物馆的模式建造了中国金融博物馆。该博物馆展示了货币从贝壳到金币再到早期纸币的演变，介绍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20个重大事件，还建立了名人堂来介绍在这一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的20位功臣。博物馆位于天津市区一家雄伟的新建大厦中，于2009年夏天正式对公众开放。北京和上海也将建立分馆。该项目的主办方称：“有必要更新人们的金融知识，使大家更好地了解金融创新、支持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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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与新颜
我们经常与朋友张海花谈论天津的变化，她本身就是天津人。当我们问在她小时候天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她说当时的天津只是一个人口只有800万的小城市，以重工业为主，但在50公里以外有着中国北方最大的港口。
　　在毛泽东时期，张海花的父亲是红星国有收音机厂的领导。在*开始实施改革之后不久，她的母亲被任命为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的成员。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工作了25年，每个月的工资只有50块钱。“我还记得母亲在开发区动工之前带我去参观时的景象。那里除了荒地什么都没有，”张海花回忆说，“但是母亲转身对我说：‘总有一天这里将会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