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勇气-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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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迫之处，套用旧时理发店的一副对联，“虽谓毫末技艺，居然顶上功夫”。当今中国文学概论里讲到塑造人物时，《水浒传》是不可或缺的经典例证。晚清小说大师苏曼殊认为“《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而《水浒》又高于《红楼》，原因是“《红楼》所叙人物甚复杂”，不重复比较容易，而《水浒》中一百零五条好汉“同是莽男儿”，“同是强盗”、“同是壮年”，“故不重复也最难”。（《小说丛话》）
二是结构，金圣叹总结了诸多叙事技巧，什么倒插法、夹叙法，什么横云断山，草蛇灰线，什么正犯略犯、什么绵针泥刺，背面敷粉，足可写成一部《小说创作学》。一般人以为看《水浒》只是消遣，金圣叹却说“及至看了时，却凭空使他胸中添了若干文法”（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晚清人评价《水浒传》与《石头记》云：“以文章论，《水浒》结构严整，用字精警……以结构论，《水浒》较《石头记》严整有法。”（眷秋《小说杂评》）我看《水浒传》之结构，大处宏伟庄严，开合舒展；小处细腻严谨，变化多端。“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象征“乱自上作也”（金人瑞《水浒传回评》）。而“临了以梦结局，极有深意。见得从前种种，都是说梦”（李贽《水浒传回评》）。这种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现实与象征融为一体的结构，是中国小说的正宗，显示出堂堂正正的中华气象。
新版《水浒传》序言（4）
三是文字，“情状逼真，笑语欲活”，“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也写不出来。（无名氏《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这文字既来自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实践，也是加工创作者精心提炼打磨之结果。如武大郎的故事，倘若在历史文体中，只有“妻潘通于西门庆，同谋杀大”二句耳，而小说中“不过就寻常日用琐屑叙来，与人人胸中之情理相印合，故自来言文章者推为绝作”（夏曾佑《小说原理》）。李开先说：“《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一笑散·时调》）读者不论是否喜欢《水浒传》的思想，对于《水浒传》的文字没有不肯定不佩服的。李渔说：“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闲情偶寄》卷三）金圣叹说：“《水浒传》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人家子弟稍识字，便当教令反复细看。看得《水浒传》出时，他书便如破竹。”（《读第五才子书法》）应该肯定地说，《水浒传》上承古代史传艺术精华，下开中国小说顶天立地囊括四海之境界，洵为中国小说第一不朽之杰作也。
第七，影响问题。
《水浒传》的影响，一是影响文学，二是影响社会。
《水浒传》以原汁原味的白话塑造人物，铺排故事，并取得巨大成功，这给了后世作者以极大的鼓励和启发。三言五语的白描就活画一个人物，成了此后中国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江湖人士树碑立传，始自司马迁，但大规模地创作江湖题材的长篇小说，则始自《水浒传》。“史统散而小说兴”（《古今小说叙》），堂庙衰而江湖盛。《水浒传》一直影响到现当代的英雄传奇和武侠文学，连《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一类的革命文学中也分明能够看出梁山泊好汉的遗风。以“盗贼”题材而居然成为文学的“正源”，天道巍巍，人心昭昭也。
《水浒传》影响社会，则更为人所共知。不但正式的农民起义都向往梁山泊模式，一般的小股“盗贼”也如此。很多起义者直接取用梁山好汉的名号，如宋江、燕青、插翅虎、一丈青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明末农民起义史料》）《水浒传》的许多观念深入人心，如“替天行道”，“反贪官不反皇帝”，“大丈夫一刀一枪，博得个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王法若还依得，便不造反了”等。这些混杂的观念表现出强烈的人民自主性，不但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心理凭藉，而且给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心理恐惧。《水浒传》里一些具体的情节也影响深远，例如毛泽东就对“三打祝家庄”非常感兴趣，专门以此来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折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矛盾论》）从中国小说的影响深远上来说，《水浒传》无出其右。关于《水浒传》的考证研究和评价争论的文字，其规模也是首屈一指的。
第八，观念问题。
由上述诸问题，自然可以确认《水浒传》乃中国第一流的小说，第一流的文学，与唯一堪比的《红楼梦》互有轩轾。但由于时代观念的演进，不断有保守或者激进人士对《水浒》提出猛烈批评。兹略举数项。
其一是招安问题，或从革命立场出发，认为招安便是投降，招安便非好汉，投降便是叛徒，先起义后招安更是伪君子，招安后当了朝廷鹰犬，又去屠杀其他起义者，则是坏上加坏，恶贯满盈。此类论述虽然抓住了要害，但未免责人过苛，不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或从朝廷立场出发，认为对于盗贼焉能招安，“务令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金人瑞《水浒传回评》）颠倒体统，王法何在？授盗贼以高官，岂非诱使天下歹徒皆来效仿？此类问题见仁见智，难以定于一统，端在个人对人生体会之差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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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水浒传》序言（5）
其二是暴力问题，当今许多热烈鼓吹法制建设的人士指出，《水浒传》宣扬暴力，破坏法制精神，通篇充斥着打打杀杀，对少年儿童具有毁灭性的负面影响。例如民营屠户镇关西，生活作风略失检点，但未犯死罪，鲁达作为一名基层警官，凭什么擅自将这位优秀企业家殴打致死，破坏招商引资的大好局面？而且书中用了那么长的篇幅，大肆渲染血腥场面，明显具有变态心理。再如黑旋风李逵动不动手提两把板斧，不分官军百姓，排头砍去，明明是个变态杀人狂，金圣叹却赞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读第五才子书法》），还有人赞李逵“谓为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真不知何等心肠。还有武松打虎，属于杀害珍稀野生动物，手段残忍。李逵更是连幼虎都凶狠杀害，连“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这一基本公民常识都不懂得。武松杀害阳谷县商会主席西门庆、林冲杀害政府公务员陆虞侯，杨志杀害自由主义青年牛二，都未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一部《水浒传》，就是一部野蛮杀人的教科书，是中国人不如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的罪恶铁证……这类大批判文字其实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焚毁查禁《水浒传》的理由之一也是因其“自掌正义”。不过现在的这类大批判，基本属于不懂文学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不懂法理的驴唇不对马嘴之言。李逵说得好：“王法王法，若还依得，天下便不乱了。”《水浒传》从来不曾宣扬破坏法制而另行暴力，而是提出了一个法制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如何争取和恢复正义的问题。要求走投无路的起义者投鼠忌器，面面俱到，等于黄世仁要求杨白劳成为圣人。李逵之所以被看作梁山泊第一尊活佛，是由于“为善为恶，彼俱无意”（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赤条条一颗童心。把法制建设的责任转移到遭受压迫的苦难者身上，正如把环境破坏的责任推卸到发展中国家身上一样，是典型的霸权思维和洋奴思维。一切暴力都既有明暗之分，又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不去反对强势集团的软刀子暗暴力，却一味打压弱势群体反抗强权的明暴力，这种论调本身就是暴力的。倘若该论能够成立，则一切武侠文学、战争文学皆可废矣。
其三，女性问题。20世纪末以来，女权主义在中国烟尘四起，许多巾帼英杰挥笔做刀枪，痛批黑心郎。一些喜言是非又不敢谈论政治的男性公民也寻到了新话题，跟着邹七嫂在人群里乱钻。如同“文革”期间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阶级斗争的秘密一样，如今在所有的作品里发现了男性压迫女性的罪恶真相。其中罪大恶极的便是《水浒传》，因为一百单八将中，居然只有三个女性，可见女性被压迫到什么地步！更有那无厘头的书商，居然将《水浒传》改名为《3个女人与105个男人的故事》。而且仅有的三个女性，都不在三十六天罡里，最厉害的一丈青扈三娘，在七十二地煞里仅列在第23名，位居她丈夫矮脚虎王英之后，而那矮脚虎明明是被扈三娘“轻舒猿臂”、“提离雕鞍”给活捉的。母大虫顾大嫂位列倒数第八，母夜叉孙二娘位列倒数第六。一百单八将之外的女性，则基本都是淫妇、媒婆和妓女。阎婆惜给宋江杀了，潘金莲给武松杀了，潘巧云给石秀杀了。而这些男性杀害几位美女的动机都是嫉妒人家的自由恋爱，阎婆惜爱上了张三郎，潘金莲爱上了西门庆，潘巧云爱上了裴如海，于是这些封建专制的刽子手就残杀了这些女权运动的先锋。所以，《水浒传》在阶级问题上，在法制问题上，在女性问题上，都被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古代朝廷查禁《水浒传》，看来执法力度还太轻了，应该挖开施耐庵罗贯中的坟墓，鞭尸才行。
不难看出，这都是用今天的观念去衡量古代的人情事理所导致的偏狭论点。如此批判，世间将无一部可以读的作品，昨天以前的一切都可以随口否定。这在文艺批评上是犯了“跨元批评”的错误，跟晚清某些学人盛赞《水浒传》具有“女权之思想”、“巾帼压倒须眉”（《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在思路上是如出一辙的。我们必须先按照对象自身所在范畴的标准去批评对象，然后再与其他标准参照，才能确定对象的价值。否则，总是根据当下流行的观念去批评一切，那我们自己就成了流沙，在无情淹没一切生命之后，最后淹没在自己的烟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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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水浒传》序言（6）
《水浒传》并非没有缺陷，如“说梦、说怪、说阵处”，都有败笔，前后文字不够匀称等，都已有论者点明矣，兹不赘叙。
《水浒传》八大问题略述如上，此心惟危，挂八漏万必矣，不过藉此试扫茅径，洁樽候教耳。
博客，当代文学的新文体（1）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了一种崭新的文体——博客。这一重要的文学和文化现象迄今尚未引起文学研究界的重视，仍然处于一种“蛮荒”的草莽状态，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生命构造，使其自可不必借助批评的力量而发展壮大下去。
要确认博客是一种崭新的“文体”，恐怕一时许多人还会觉得陌生。受一般的“文学概论”影响，大多数人都把“文体”等同于“体裁”，对于当代中国读者来说，这种体裁又是经典的“四分法”，即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所以，必须回到文学史的长河脉络中去，才能辨清，从来就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文体格局。正如人的性格倾向或者阶级属性一样，既有其基本的维度，又时时交叉变异。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文体嬗变史和文体创新史。而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揭幕，往往就伴随着新文体的诞生。先秦到魏晋的诗、骚、赋，六朝到隋唐的“古文”与“近体”，无不如此。所谓三分法四分法，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简易区分而已。打开鲁迅的“杂文”集，里面何止是“杂文”？他的小说集里有“散文”，有“戏剧”，散文集里有“戏剧”，有“诗歌”。鲁迅是真正无体不能的文体大师，正像茅盾所评价的那样：“鲁迅君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读《呐喊》）用鲁迅评价曹操的话说，则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而博客作为一种打通雅俗的大众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文体创新浪潮可以辨认其前身。一次是宋元兴起的话本小说，一次是五四兴起的随感杂文。
话本小说兴起之时，无人以之为一种新文体，其地位比传统的“街谈巷议”的文言志怪小说还要低等。它不过是“说话人”口头表演艺术的“底本”，非但高雅文人不屑一顾，连普通知识分子也不愿问津。这颇有些类似今人喜欢听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等表演的评书，却未必喜欢阅读他们表演的评书的出版物。然而没有想到，话本自身竟然逐渐脱离“表演”，成为独立的文体，成为可以案头阅读的“文学作品”，成为波澜壮阔的大众文化读物。到了明朝，就是从这种“说话所本”的粗浅文字中，诞生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流佳作。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一个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大抵共时的市民文化空前繁荣的新时代。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刊物纷纷开辟了“随感录”栏目，后来出现了《语丝》体的杂文。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体被鲁迅等人硬是“抬进了文学的殿堂”。今天，文学史家已经不能否认，杂文是散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也正是从五四开始，中国进入了以“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为代表的现代大众文化时代。这种崭新的“杂文”文体，被鲁迅评价为“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我们应该注意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杂文”群体，正是每天在当时的“第一媒体”——大小报纸的副刊上，与各种生活社会现象搏斗在一起，纠缠在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