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电影史-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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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好的爱情》中，弗朗西斯科·雷盖洛描述一对马德里男女学生在托莱多度过的忧郁的一天，影片以含蓄而有力的手法使人想起今天的西班牙。这位导演在《情人》一片中却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该片的主人公是一个类似凡尔杜先生的人物。索梅尔斯最初摄制的是一部讽刺喜剧片《戴孝的姑娘》，比卡佐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则是把米盖尔·德·尤纳姆诺①的作品《杜拉姑妈》搬上银幕。除了以上这几位新导演之外，我们还应指出朱利奥·迪亚芒特（摄有《恋爱的时候》），杰姆·卡米诺（摄有《快乐的六十年代》），卡米斯（摄有《喜剧演员》、V·阿兰达（摄有《法泰·莫尔加纳》）。①尤纳姆诺（1864—1936）：西班牙哲学家、诗人、戏剧家。——译者。

　　　　葡萄牙

　　　　在葡萄牙，创作影片的环境比西班牙更为艰难。从1960年以来，值得注意的影片有：《严峻的年代》、《没有翅膀的鸟》，还有保罗·罗沙的《生活的变化》、F．洛佩斯的《蠢人》、恩内斯托·德·苏恰的《堂·罗贝托》，后一影片通过一个木偶戏演员的经历再现了里斯本贫民区的悲惨生活。

　　　　阿根廷

　　　　这个国家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从1958年起就获得表现自己的机会。在他们制作的纪录性短片中，我们可以举出费尔南多·比利的使人断肠的《给我两文钱》，达维德·柯翁显示贫民区可怕景象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贝伦德摄制的《日记》；在故事片方面，我们可以举出L．A．贝拉尔巴导演的新片《过境》，西蒙·费尔德曼的逗乐讽刺片《谈判》，弗拉哈迪的门徒恩里克·达韦的《下游》显示住在三角洲沼泽地上的外来侨民的穷苦生活。

　　　　继他之后，还有许多“新浪潮”的年青人拍了他们的第一部长片。从1960年以来，他们最为成功的影片是费尔南多·比利那部象歹徒小说的令人心碎的《被水淹的人们》。劳塔罗·穆鲁亚在根据莫泊桑原作改编的《遗产》中嘲讽了资产阶级。但是，《年轻的老人》（鲁道夫·库恩导演）、《安娜的三次恋爱》（达维德·柯翁导演）和《阿利亚斯·加尔德利托》（劳塔罗·穆鲁亚导演），这些影片受法国新浪潮的影响过深，到1962年后，新浪潮的运动在阿根廷逐渐衰退了。

　　　　墨西哥

　　　　直到1963年，尽管电影业发生危机，那些新进电影界的人还是无法开拍影片，因为要导演一部长片，他们必须属于一个公会，而公会的会员又必须拍过两部影片。

　　　　此后，由于一项改革，使加尔西亚·阿斯科特能够开始导演影片，拍了怀念他的西班牙故乡的《在一个空的阳台上》，布努艾尔的编剧刘易士·阿尔科里萨也导演了他第一部影片《越来越远》，对那些同现代的“酋长制度”发生冲突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作了大胆的描写。同时，一些更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也开始导演影片，这些影片也是为电视放映而拍摄的，例如鲁文·戈麦斯的《秘密公式》就是其中的一部。

　　　　巴西

　　　　人们谈到这个国家的电影时，首先总是谈论它的“新浪潮”，但这个名词由于被一种时髦的舞蹈所占用，巴西的青年电影工作者宁愿用“新电影”（CinemaNǒvo）这个词来代替它。他们把路易斯·纳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这位不满四十岁的导演作为这个运动的“开山祖”，因为他的影片《里约四十度》曾以它对本国生活的直接表现为他们开辟了先路。

　　　　纳尔松·佩雷拉·多斯·桑托斯在被迫赋闲了一段时间以后，于1964年拍摄了一部更为重要的影片《干旱的土地》，它叙述的依然是一个现代的故事，描写一家农民被饥饿逼得走投无路，流落在荒漠的塞尔旦地区。这个位于巴西东北部的贫穷地区被许多小说作为描写的背景，它在“新电影”中的地位颇有些象西西里岛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那样。

　　　　格劳贝尔·罗沙在那部描写他故乡巴亚的渔民生活的影片《巴拉旺多》之后，也以“塞尔旦”为背景，拍了《金发魔鬼与黑色上帝》，这是一部极为离奇古怪的歌剧，以一个带枷锁的犯人和一个象摩西似的先知为主要角色。它和《墨西哥万岁》一样表现了本国的历史和现在的情况。这位不同凡响的青年导演在谈到这部影片时曾这样说：“我们表现的神经错乱症并非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表现形式，而是现代社会贫困的一种后果。”

　　　　“新电影”的中心在里约热内卢，它的优秀导演有鲁伊·格拉（摄有《枪支》），莱昂·伊尔斯曼（摄有《死去的女人》、《绝对的多数》），P．塞扎尔·沙拉杰尼（摄有《种族合并》、《凯萨斯港》），L．S．贝尔松（摄有《圣保罗股份有限公司》），卡洛斯·迭格斯，小瓦尔特·利马，若阿金·彼德罗和德·安德拉德。1964年的政变虽然对这个社会批判占主要地位的新电影起了阻碍的作用，却未能中止它的强大进程，在1966年它是全世界最大胆和最新的电影。

　　　　日本

　　　　50年代末期，最有名声最有影响的三位导演是新藤兼人、小林正树和市川崑，他们不是刚满40岁，就是稍稍超过40岁，在他们的思想上都留有他们青年时代经历过的战争的深刻痕迹。

　　　　新藤兼人（《原子弹下的孤儿》及其他许多影片的独立创作者）以《裸岛》一片获得国际上极大的成功。他在这部影片里通过描写一个在贫瘠的山地上耕种的家庭每天艰苦的劳动、精疲力竭的情景，叙述了他的父母和他自己童年时代的经历，影片虽然没有一句对白，可是，日常的声音与动作却构成一种悲戚的语言。他后来拍摄的《人》、《母亲》或《鬼婆》都未能再取得同样的成功。

　　　　小林正树也出身于独立制片人，他的分集影片《做人的条件》（三集共放映八个小时）是根据五味川纯平的小说原作改编的，在该片中，他以触目惊心的现实景象，通过一对日本夫妇在满洲战争中的遭遇，显示现代人所处的环境和殖民地镇压的残酷。他接着导演了以揭穿武士道神话为主题的一部激烈而严酷的悲剧《剖腹》和根据拉克法迪奥·黑尔纳的神怪故事改编的《怪谈》。

　　　　另一方面，早已摄制过不少部好坏不一的影片的市川崑，此时以他悲痛感人的《缅甸的竖琴》一片而跻身著名导演的前列，尤其是《野火》一片，在揭露战争恐怖方面，达到了淋漓尽致的程度。

　　　　1960年以来涌现的新一代导演以极不同的风格触及社会问题。浦山桐郎在《库柏拉》（又名《炼铁厂的一条街》）描写一个工人家庭成了各种冲突的牺牲品，此外他还拍摄了《我每天哭泣》。羽仁进在《不良少年》中，批判了警察和感化院，在这之后他摄制的《她和他》则把一对青年夫妇所住的一套房间同比邻的贫民窟作了鲜明的对比。

　　　　敕使河原宏在《陷阱》中叙述资方对工会的挑衅，把幻想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这一特点在《沙之女》这部隐约勾画出现代人苦闷的影片中更充分表现出来。同样，我们还应指出由黑泽明培养起来的堀川弘通（摄有《犯罪的压力》）、表现强烈有力的大岛渚（摄有《青春残酷物语》、《饲育》）、作风辛辣的今村昌平（摄有《猪和军舰》、《日本昆虫记》）等人。他们在1965年底正当电影业陷于危机、创作方法日趋僵化时给日本电影带来了希望。

　　　　加拿大

　　　　从1962年起，加拿大的电影与其说是长片生产的复兴，不如说是长片生产的开始，因为直到此时，由于稠密而兴旺的电影放映网控制在美国和英国的手里，长片的生产一直受到阻挠。

　　　　“加拿大电影管理局”不仅通过拍摄短片培养了一批青年导演，促进了长片的生产，而且还通过制造一批可以同步录音的轻型摄影机（如35毫米的“扩大式”摄影机），来促进长片的生产，这种摄影机可以用16毫米或8毫米的胶片拍摄影片。

　　　　这种新电影的青年创作者多为法裔加拿大人，他们和魁北克的民族运动不无关系。

　　　　为了拍摄《世界一角》这部影片，米歇尔·布劳尔和皮埃尔·贝罗尔特地说服库尔德岛的居民恢复捕捉大白鲸，这样，他们就把“真实电影”引向一种史诗式的虚构故事的方向，就象影片《莫比·迪克》那样。吉勒斯·格鲁克斯在《单独还是合伙》中表现那些摆脱传统偏见的青年，在《袋中的猫》一片中则触及到魁北克要求独立的问题。阿瑟·拉莫特摄制的《曼努安纳的伐木工》剖析了工人的生活条件，是一部出色的社会学纪录片，如同另外两部加拿大与英国合制的影片一样，这两部影片一部是唐·欧文的《无人挥手道别》，另一部是《孤独的男孩子》，由沃尔夫·凯尼格和罗曼·克洛伊特导演，是专为歌唱家保尔·安卡和他的歌迷们而摄制的。由于它的新方向，加拿大电影在1966年将要上升到先进的行列。

　　　　萌芽中的美洲印第安电影

　　　　在玻利维亚和秘鲁，最近出现了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出现了一种用古代文明的语言摄制的真正印第安电影的雏形。

　　　　在秘鲁，接近印加帝国故都库斯科的地方，印加入豪尔赫·商比在高原上拍摄了几部非常奇特的彩色纪录片；另一个印加人豪尔赫·瓦科导演了一部半纪录性故事片《太阳的子孙》，由当地土著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古昂什语演出。从1960年起，一些定住在库斯科的印第安知识青年办起了一项复兴与发展哥伦布前古代文化的运动。在这个团体的协助下，1961—1965年间摄制了五六部印加语的长片。

　　　　在玻利维亚，印第安人豪尔赫·鲁伊斯被格里尔逊正确地称为杰出的纪录片导演之一，他摄制的主要影片有《伍尔弗·塞巴斯蒂安》。

　　　　在美国，传说有一位靠石油发大财的印第安人酋长，为其同胞出资摄制了好几部西部片，片中那些英勇无畏的“红皮肤人”总是战胜狡猾残忍的“白脸蛋人”。

　　　　但是，1955—1956年间，鲁道夫·F．约瑟夫叫纳瓦霍族印第安人演出了4部关于健康与卫生问题的16毫米的短片或中型影片，却是确凿的事。我们不知道美国或加拿大的印第安人社团是否拍摄过类似的影片。

　　　　阿拉伯世界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阿尔及利亚电影业的国有化，突尼斯长片生产的新近发展和阿联电影业的新组织，为阿拉伯世界的电影开辟了广阔的远景。阿联电影业的改组使亨利·巴拉卡特得以拍出一部卓越的影片《罪孽》（1965年摄制），它以有力的手法描写了法鲁克王朝下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景况。这位富有经验的老导演在法鲁克王朝末日时已曾以类似题材拍了一部真正的杰出作品《麻鹬之歌》（1951年摄制）。

　　　　此外，阿联电影的领导也鼓励埃及青年电影导演去摄制长片，如卡利尔·夏乌基的《山》和胡桑·卡梅尔的《不可能的事》，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在阿拉伯世界，到1966年，影片生产只靠开罗的状况结束了，我们可以设想，到不了1970年，在阿尔及尔、突尼斯、贝鲁特、大马士革，甚至在科威特，将会涌现一批青年电影导演，在科威特，石油带来的大量黄金已使这个国家创建了一个小规模的制片业。

　　　　正在形成的黑人电影

　　　　在1965年的非洲，塞内加尔人桑贝纳·乌斯曼的艺术成就还是一个罕有的例外。他曾编导了两部短片。在《马车夫夏雷特》（1964年摄制）一片中，这位小说家叙述了一位流浪在达喀尔街头的贫苦马车夫的一天生活。在《尼亚耶》（1965年摄制）这部影片里，他描写一个滨海村庄的生活，对社会的批判更进了一步。

　　　　桑贝纳还是第一个摄制一部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长片的黑非洲人，在这部名叫《黑女仆》影片中，他叙述一个塞内加尔姑娘在法国被雇当女仆，最后被迫自杀的故事。这部具有独创性的成功作品在电影史上是有着划时代意义，它也许预告在黑非洲不少国家里即将出现电影艺术的飞跃发展。

　　　　桑贝纳为他的三部影片配上了沃尔夫语（一种为几百万非洲人通行的语言）的译制版。如果人们知道，除去包括2500万人通行的班图语外，有500万到1000万黑人说豪萨、伯尔、斯瓦希里、阿姆哈利克、卢昂达等语，那么，妨碍这些国家用本国一种通行语言来摄制百分之百的非洲长片的，就只有电影放映业的不发达状态和殖民时代残留下来的分割局面了。

　　　　在美国，据我们所知，强大的“有色人种”运动到1966年之前还未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由黑人摄制的长片。但由美国白人导演、有黑人参加演出的好些影片，常常勇敢地触及到种族问题。

　　　　作为时代的标志，我们列举下面几部影片：丹尼尔·彼特里根据黑人戏剧家拉仑·汉斯彼莱创作的剧本改编的《阳光下的葡萄》；拉里·比尔斯描述一件混血通婚、从而产生不幸的后代的《一个土豆，两个土豆》；内容大胆而且获得成功的《只是一个人》，在该片中米歇尔·罗默尔和罗伯特·扬谴责了南部的种族隔离和黑人资产阶级的幻想。

　　　　结论

　　　　我们通过近百个国家，在电影世界里作了一次漫游。这一概括的巡视尽管有遗漏、不足与错误之处，但已足可表明，电影艺术的普及已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由四五个强国垄断世界电影生产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电影的趋势，不是成为少许寡头的私有物，而是成为一种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并由他们掌握的充满活力的艺术。电影艺术已不再为几个导演所把持，它已成为各国的表达方式与文化手段，与那些存在已几千年的艺术——舞蹈、小说、诗歌、雕塑或绘画——享有同样的地位。

　　　　然而，这种趋势，并非畅行无阻，电影的普及化在各个国家，正如在一国内部一样，仍然程度不一，极不均匀的。

　　　　如果按照传统的和粗略的分法，把人类分为几大种类的话，那么，白种人与黄种人可说长期以来已是电影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