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国:张艺谋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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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魏必达的厂长承担了。
　　不仅如此，拍摄《一个和八个》的同时，魏必达还想拍其他一些电影。为此，他找到了张军钊的同班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在云南下放过，当了3年知青，也是由于会打篮球得到一个参军的机会，直到1976年他返回北京，在北京电影洗印厂当一名工人。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和张艺谋不同的是，陈凯歌生来与电影有缘，他的父亲陈怀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母亲是高级编剧。
　　陈凯歌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当时在北京儿童制片厂工作。陈凯歌显然比别人幸运，他进入制片厂就领到了任务，担任一部影片的副导演。也正在此时，魏必达找他来了。他拿了两个本子交给陈凯歌，对他说：“你选一个。”
　　陈凯歌选了其中的《深谷回声》。
　　在一次采访中，陈凯歌谈到了接受这个剧本的过程：“一个是我的幸运，同学们都很支持；另外就要感谢广西电影制片厂的魏必达厂长，这个老厂长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是拿了两个本子给我，说这两个本子中间你可以拍一个。我就看了陕西西安电影制片厂张子良所写的，当时不叫《黄土地》，叫《深谷回声》，他是从柯蓝的一篇散文改编的。因为张子良本人是陕北人，所以他对当地的风俗、民情都很了解，我没去过陕西，我是拿了剧本之后才第一次去陕西，那个时候才真正地受了感动。”
　　拿到本子后，陈凯歌到陕西体验生活，尽管他说真正受到了感动，可实际上对于这个本子到底应该怎么办他心中没底。根本问题在于《深谷回声》是一个陈旧的题材，陈旧得再没有力量。按照陈凯歌的话说，他们这代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反传统，既然要反传统，就一定要创新。可在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上怎样创新？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1984年初，《一个和八个》在小范围内传放，引起圈内极大震动。张艺谋仅仅在西安休息了几天，便赶到北京去和陈凯歌会合。张艺谋这次去北京带去了一张极其关键的照片。这是一张陕北大鼓的照片，许多人在一起打鼓，场面极其宏大。张艺谋本人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大场面，仅仅从照片中感受到了。他之所以给陈凯歌带去这样一张照片，只有一个原因：对于《深谷回声》，他有自己的想法。
　　张艺谋认为，《深谷回声》这样一个陈旧的题材，要想拍出新意，只有一个办法，一定要在形式上取得突破，将老陕西黄土高原那些最震撼力的民俗风情表现出来，当然，也将传统中某种陈腐的力量予以体现。
　　在此基础上，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以及美工何群等人一再海侃胡侃，终于让《黄土地》脱胎于《深谷回声》，赋予它新的生命力。整个故事还是那个与旧婚姻斗争的基调，不同的是，张艺谋在表现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比如大鼓和大片的黄土地，比如滔滔的黄河水，以及陕北民歌、祈雨、婚嫁仪式等。在他看来，这些东西早已经不是自然属性或者民间俚俗，而是文化，是一种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这样的文化传承是极其顽固的，是像黄河水一样生生不息的，仅靠某几个人的力量很难改变。
　　最初的方案中，几个主创人员的意见并没有完全统一，张艺谋于是提议再去陕西走一趟。那时可是大冬天，西北天寒地冻，陈凯歌、何群以及张艺谋等人顶风冒雪来到陕西。他们一起参拜了黄帝陵，并且在张艺谋的安排下观看了腰鼓阵。那阵势排山倒海、汹涌澎湃，一下子将所有人都震住了。此后张艺谋拍片一直都在追寻着一种东西，用他的话说，是大气磅礴，更具体点说，那是一种极度渲染的力量，一种由气势造成的巨大冲击力，一种由声音、色彩、画面等诸多因素组合，对人的感官形成强大刺激的视觉效果。

石破天惊的“第五代”（2）
《一个和八个》被认定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但实际上这部电影除了在色调上、气氛上以及情感上取得空前协调，极大地突破了前人外，在叙事上却是松散的。至于画面，虽然突破了以前固有的中心论，而将主要人物总是摆在边缘，是一种刻意，不够自然。而腰鼓阵所给艺术家带来的最大启发是，好的形式更容易使力量凝聚，形成辐射力和感染力，先冲击你的感官，继而冲击你的灵魂。
　　陈凯歌站在腰鼓阵前，脑海中冒出的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句话代表了美学的最高境界。陈凯歌为什么会想起这句话？因为他耳边响着腰鼓的轰鸣，那是一种震天动地的巨响，可在这巨大的响声中似乎又万籁俱寂，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一瞬间，他完全理解了“大音希声”，并且产生联想，希望未来的这部影片正是一部“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作品。
　　至于张艺谋，他天生就喜欢“大”的东西，喜欢“大而造势”。在《一个和八个》中，他就“大”了一次，其中有一个万人坑的画面就是张艺谋想出来的。那个画面可真是震撼人！这很容易让人想到秦始皇兵马俑，那也是一个“万人坑”。同时，这种“大”又是中华特有的一种文化，《黄河大合唱》震撼人吧？原因就是它的气魄大。
　　于是，《黄土地》的基调形成了，那就是大，就是对大和色彩的极端强调。
　　为了突出这一点，他们有意挑选在冬季拍摄。冬季里没有绿色，突出了《黄土地》的黄，用高地平线的构图法使大块黄土地占据画面。有人进行过统计，整部影片共有549个镜头，其中表现黄土地、黄河、太阳的空镜头多达20多个。
　　张艺谋他们自己总结说，他们力求拍出油画般的效果，拍出新的意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突显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出的呐喊的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黄土地》之所以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力量，那是因为他们用镜头深入到了中华文化的骨髓，激发了那种最原始的力量。
　　在《黄土地》中，张艺谋希望找到“黄色山岭上的一条白色小路”，扛着摄像机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黄色山岭，与自己想象中十分契合，也有一条小路，可那条小路是灰的，不是白的。张艺谋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陈凯歌，然后由陈凯歌率领整个剧组在那条灰色小路上走“卓别林步”，硬是将那条“理想中的白色小路”给踩出来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第五代”导演，尤其是张艺谋，在追求画面效果上那种求极致的精神。这种极致就是力量。用画面来宣泄力量，恰恰是“第五代”导演的成名法宝。
　　张艺谋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大的特点还不是他的创作才能，而是他玩命的工作作风。他说：“我对艺术要求严格，对自己更狠，干起活来能不吃不睡，不洗不涮。”拍《黄土地》在陕北前后有两个多月，这两个多月里，他每天都穿着同一双胶鞋，甚至连袜子都没穿。那段生活也极其艰苦，因为广西这样的小厂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他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甚至连正餐的饭都省了，啃点面包了事。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撤离陕北，赴北京洗印途中遇上了大雨，道路极其泥泞，车子陷住了开不动，他们几个人只好下来推着车子往前赶。到达太原之前，张艺谋让车子停下来，表情严肃地脱下了那双跟他两个多月的胶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公路中间，像是完成某种仪式地说：“你跟我不易，现在我拍完了，我把你留在这儿，真有点难舍难分呀！”
　　《黄土地》样片出来后，在北京试映了几场，引起巨大反响，甚至可以说引起轰动。因此，“第五代”导演正式破茧而出也就成了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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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和八个》终究未能通过审查，《黄土地》的公映时间也还没有最后确定，但主创人员都出名了。一时间，圈内都在谈论这几个人，尤其是谈论陈凯歌和张艺谋。
　　机会就在这样的时候找上门来。有人拿着一个电视剧本找到了陈凯歌。这个剧本叫《强行起飞》，故事说的是国庆三十五周年大阅兵，参加检阅的空中梯队克服重重困难接受检阅。
　　拍电视剧要比拍电影轻松，拍摄地也相对固定，选在北京甘家口。张艺谋于是给肖华写了一封信，希望她带着女儿末末到北京来和他团聚。
　　这是肖华第一次接触张艺谋的那个电影圈子。在北京，她最初住在姐姐家，后来因为拍《强行起飞》，和空军政委的女儿高力力相识（她是后来《大阅兵》的编剧）且成为好友。高力力知道肖华住在姐姐家，要见张艺谋一次不容易，当即表示将自己在甘家口的一套房子借给他们。于是，他们搬到了甘家口，在那里安了一个临时的家。
　　这时期以及电视剧《强行起飞》，在张艺谋口中很少被提到。这是张艺谋拍的唯一一部电视剧，此后他再没有接触过电视剧。
　　张艺谋和陈凯歌是同学，一起合作数次，那么，他们之间有矛盾吗？有过，但这种矛盾是在艺术上的，而不是私人感情上的。两个人私下里是好朋友，但在艺术领域却又明争暗斗。这种争斗，不是意气之争，不是情感之争，而是目标之争。或许也可以说，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却又一定要找一个外在的参照物。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形？大概与张艺谋骨子里的那种艺术感觉分不开。最初的一段时间，张艺谋作为摄影系的毕业生自然只能摄影。但拍了几部影片后，他发现，其实在前面两部影片中，自己更多参与的不是摄影而是导演。于是他就发现了自己的另一大优势，如果搞摄影，张军钊、陈凯歌根本不能和自己一较高下；相反，如果是当导演，自己定然和他们有得一拼。
　　有一件事，证明了张艺谋在这一时期便已经下决心要当导演了。
　　有一天晚上，罗雪莹来甘家口张艺谋家做客。罗雪莹是中国影协的，很喜欢和张艺谋侃电影。这一次，罗雪莹给张艺谋弄来一个本子，写的是对越自卫反击战，人情味很浓，景致也很美，她非常喜欢。她告诉张艺谋，她已经向写这个本子的作家介绍了他，对方也喜欢张艺谋的风格，希望他能接下这个本子。张艺谋十分认真地想了想，婉言谢绝了。他的意见非常明确，这个本子不合他的口味，他喜欢那种苍劲、浑厚的东西。
　　肖华说，她个人认为，张艺谋之所以没接这个片子，还有两个想法没有说出来：第一，那时他认为自己改行当导演的时机还不成熟；第二，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个很敏感的政治题材，由于他的家庭问题以及《一个和八个》的教训，他对这类题材十分慎重。
　　但是，这件事至少说明张艺谋已经有心要转行。
　　肖华这次来甘家口，是向学校请了长假的，只能拿到60％的工资，张艺谋的工资又在广西发，不回厂就拿不到，所以，一家3口的生活只能靠肖华的30元工资和张艺谋的一点外景地补贴。早期同他合作较多的电影演员王学圻也证实了这一点。据王学圻说，当年，他们一起拍电影的时候误了餐点，或者讨论本子搞得太晚，不得不出去吃饭。可每次往餐厅一坐，便不得不考虑一个钱袋问题，最终很可能是点3碗面而已。
　　此时张艺谋的整个生活正在悄然改变。
　　有一天，张艺谋回到甘家口的家，肖华正在厨房里做饭。他到厨房转了一圈，又到房子里转了两圈，再次来到肖华身后，还是一言不发。肖华觉得他今天反常，抬头看他，发现他脸上显得极其兴奋，便问：“有什么事吗？”他很神秘地看了她一眼，坐到凳子上，缓缓地说：“今天有人告诉我，我因拍《黄土地》得了这一届金鸡奖的最佳摄影奖。”
　　金鸡奖是当时电影专家评出的中国电影最高奖，能够拿到这一奖项，说明张艺谋登上了这个领域的巅峰。此后，张艺谋一路凯歌，因《黄土地》拿了一大堆最高级别的摄影奖，跃入了电影摄影界的大师之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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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时张艺谋觉得改行当导演的时机还不成熟，那么，到底是什么事促成了张艺谋下定最后决心？有分析认为，是因为陈凯歌和张艺谋合作的另一部影片《大阅兵》。后来人们传说张艺谋和陈凯歌有矛盾，也是源出于此。
　　有记者采访王学圻，问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是不是有些分歧。王学圻承认说：“对，是后来产生了一些分歧，在《大阅兵》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他们心里都明白，就是说不是像《黄土地》那么默契。艺谋是不太爱说话的，只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会更加坚持一些。有时候凯歌发脾气，我知道恐怕是他肚子里有点……”后面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有点不满。”
　　《大阅兵》是《强行起飞》的副产品，或者说，是将《强行起飞》进行一些修改之后浓缩的一个电影本。在这个本子中，张艺谋和陈凯歌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分歧？谁都没说。但从王学圻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推测：张艺谋因为太想当导演，又有了前两部影片的经验，此时有些角色错位，时不时由摄影的位置跑到导演的位置上，替陈凯歌出谋划策。虽然他的想法常常是很出彩的，但他的身份毕竟是摄影师，陈凯歌才是真正的导演。
　　要说矛盾，也完全是性格的矛盾。至于陈凯歌，对张艺谋应该还是很服的。当初他们第一次合作拍《黄土地》的时候，陈凯歌就没有一点导演架子，甚至在称呼上也显得特别谦虚，称张艺谋为“张大师”。
　　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吴天明来找张艺谋了。
　　吴天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同为电影厂厂长，魏必达籍籍无名，吴天明却是大名鼎鼎。吴天明找他有两件事：第一，希望他调进西影；第二，希望他担任即将由自己执导的一部影片的摄像。
　　西安毕竟是自己的家，张艺谋自然想调回去。可转而一想，人家广西厂对自己不薄，自己就这么走了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再说，那时的调动是要两边单位都同意的，广西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