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战-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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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胡萝卜加大棒。这是非常典型的手段。比如达能对付宗庆后伸头乱刀，缩头6000万。
　　二、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争取与地方政府搞好关系（若条件适合，会采用贿赂手段），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逼企业就范合资。
　　三、不公平交易条款。①合资优良资产，通常是中方企业具有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如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2）
四、拖垮蚕食。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后，即可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而低估资产，有以下几种手段：
　　一、按账面净资产估价。企业产权定价谈判，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忽略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在我国，别说无形资产，连矿权都曾零价格出让过。
　　三、缺少审查程序。许多民营企业家都在从事属于工业体系核心的产业，如能源、钢铁、矿业、制造业等。在国外，如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会经常牵涉到国家利益，这都是政治问题。必须高度警觉，也不能任由“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损失配套资源。企业需要水、电、气和上游产品，会制造环保问题，会消耗大量其他资源。企业营利需要的是优势产品和品牌，如果做帐做亏，那地方政府就是双重的净损失，损失了政绩，背上了包袱，还把自己的奶给别人的白眼狼孩子喝。
　　外商对中国企业不可能有感情，用一点钱把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垄断了大部分市场，而我们自己的企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合资企业的初衷都很美好：补充企业资金不足；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提高竞争力，激发企业进步；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结果呢，往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也就失去了依托。
　　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被外资利用，受其盘剥。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因此合资无法真正引进技术；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国家及地方税收没有得到增长；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就这样，外资获得了超额利润。
　　合作应该是平等互利和双赢，但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也应自问：“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因此，本土企业需要控制经营风险、法律风险，才能保证本企业的合理利润。从操作层面讲，这需要有本行业的经营专家与法律专家主刀的谈判小组；从宏观层面讲，与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跨国公司过招，一方面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法治意识、法治水平的提升，一方面真枪实弹的竞争中，大批的企业会败走麦城，甚至惨遭屠戳。

战争警示：20万合资企业何去何从（3）
这是一切进步都需要付出的代价。
　　自身经验积累决胜全球竞争
　　中国企业对抗跨国资本，就要占尽天时地利，保住本国市场，形成自主的品牌与技术。宗庆后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企业管理与营销，为他的工厂塑造本地特色的全员持股、家长式管理模式，用传统智慧与文化迎接“外来合作者”，无论是合作还是对抗，最终他都成功了。宗庆后的启示就是，坚守着中国智慧与文化，适应新竞争时代的要求，对不可预测、充满机遇的未来，去理性尝试。
　　达娃之争之前，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自信。由于近代中国经济落后，人们在许多领域都存在着不自信的情况。
　　现代国家政治侵略会先从思想着手，击溃一个民族的自信；经济渗透与竞争也是同样：打击对手企业的自信，可以争得行业与市场的主导权。
　　梁启超曾愤然地写道：“西人之侮我甚矣，西人之将灭人国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章，日日言其国政之败坏，纲纪之紊乱，官吏之苛黩。其将灭人种也，则必上之于议院，下之于报　章，日日言其种族之犷悍，教化之废坠，风俗之糜烂，使其本国之民士，若邻国之民士闻其言也。仁者愀然思革其政，以拯其难，鸷者狡焉思乘其弊，以逞其志。夫然后因众人之欲，一举再举而墟其国，奴其种，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大致意思是说西人辱我太甚，他们想灭哪个国家，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国家*、全是恶吏；他们想灭亡一个种族，同样由政治家、媒体出面，说这个民族没有文明、道德败坏。然后各国民众听了，仁人志士就想着策动革命，拯救民族，小人就想着乘虚而入了。利用民意就可乘势将这个国家焚为废墟、种族沦为奴隶——而俨然犹以仁义之师自居！
　　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是一次西学东渐，中国人景仰地看着西方文化渗透进来，文学、艺术、资金、管理，并且全盘接受；只是吃的时候有点难受，太不合胃口，比如麦肯锡在中国的战略咨询少有成功的，因为他们的案例库里没有中国企业的案例。
　　我读外国书读的很少，基本都是看文摘，看中国的专家引用。我的孩子在北大念法律，看外国法律思想著作，经常跟我说，这外国人写东西简直是车轴话，翻来覆去说一个意思，读了半本了，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比如，中国哲学思想自古以来就是辩证的，但在西方，形而上是西方哲学的痼疾。所以古典哲学和法律思想的著作，对于形而上与辩证，既要破，又要立，论述起来非常的费劲，中国人看了，就认为这简单的谁都懂的道理，这外国人说来说去的，都把人说糊涂了。我窃以为中国人有五千年文化熏陶，是最聪明的；而这个聪明，又被妖魔化为“窝里斗”、不团结、以及自作聪明，但是在欧洲，“决斗精神”与“会耍阴谋”一向是两项传统的美德，并且是贵族品质的美德。“西人”的互相倾轧与明争暗斗的传统可不比中国差。我不认为一个有上进心的民族会没有嫉妒心，倾轧与人事斗争是全人类的本性，绝不仅只中国人独有。
　　一场胜仗能够掀起一场暴风雨，宗庆后的胜利让中国人民从此知道，面对竞争，我们最缺乏的是理性与自信。
　　在全球化的合作与竞争中，把跨国公司看成平等的对手，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水平提高的标志。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就是在这种国际化、平等竞争的经验积累中形成的。在企业家与决策者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结构与市场竞争、调控结构；在企业家与律师的尝试与不断学习中，中国将建立起法治化的市场。
　　相反，“舶来”与“引进”永远不是进步的源动力。
　　例如，宗庆后与达能合资，希望引进新技术。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后来我们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部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
　　又以法治实践为例：宗庆后特别头痛于一个问题：宗庆后有“竞业禁止”义务，而合资合同中却没有规定达能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这个问题困扰了宗庆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问题上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司法实践。早在1999年，江苏高院、北京高院，广东高院等都先后出台了对旧《公司法》明确的指导意见，解决公司董事竞业禁止的问题；在新《公司法》出台后，“宗庆后”困局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了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竞业禁止义务，并就其职业操守及法律责任、救济程序做出了规定。宗庆后却不知道，只能干着急；他们咨询的律师也没有给到他们有效的帮助。
　　法学界的专家们从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舶来大量的、成体系的法律、法规。2005年以后，立法突飞猛进，每天都有新法规，但是这样快速的立法行为却似乎仍旧不够用。与此同时呢，这些舶来的法律在全国几千个法院、十万名律师中的运用情况，也差强人意——法规太多了，大家都来不及学习。这个现象说明我们缺少法律行业内的八级工。
　　各行各业都是如此：经验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时时留意经济与社会活动中的每一个标志性的、拐点性的事件，深入研究，获得教益。
　　

《生死之战》之后记（1）
2007年到2008年，达能在中国遭遇了“娃哈哈滑铁卢”，这场纷争震惊了全世界：各种商场内幕、行业潜规则、经营陷阱甚至家族隐私被揭露出来，在企业间“口水战”中被争相曝光。
　　“达娃之争”是跨国公司倾尽全力打倒本土企业家的一场战争：跨国公司抱着必胜的信心。争端之初，娃哈哈老总宗庆后以个人治理公司的风格（熟人社会的管理风格）去处理公众舆论（生人社会的价值判断），试图用情绪感染全国人民，但是事与愿违，孤军奋战的宗庆后心力交瘁，没有得到公众的理解，在战争中也陷入被动。达能占尽先机后，并没有给宗庆后台阶下的意思，而是逼迫宗庆后在公众面前举旗投降：这使宗庆后陷入了两难境地。达能胜券在握，说动了法国总统给娃哈哈最后一击：这几乎是致命的。
　　我们介入达娃之争，带来了一个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法律是唯一可以摆在桌面上的武器和筹码。面对强大的对手，如果娃哈哈有法律风险，就要正视这个风险，通过谈判和解解决问题；反之，就强硬到底，让达能屈服。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达能有巨大的法律风险；同时，从各个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让我们发现，总统牌也不是那么可怕。
　　我们用心做事、谨慎发言，努力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动用所有的资源，逐渐操控了整个战局，扭转了战争形势。
　　转眼间，达娃之争业已一年有余，大局初定，我也能够腾出手来作一番总结了。在此之前，我在清华、北大的总裁班讲课时，企业家学员对达娃之争也是兴味盎然。于是，我着手写作这本《娃哈哈战争》，揭密交战双方的战略、战术体系。
　　由于出版物容量有限，许多有价值的资料不能囊括进来；而包括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财经记者、咨询专家、律师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可能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因此在出版社和我的企业培训课程经纪公司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网站“中国商事参考”（），设达娃之争的专题栏目。我的助手整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包括图片、视频等，供读者参考；我本人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中心跨国商事法律研究所的所长，研究所主页（Chin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aw　Institute；　）也收录了关于跨国经营、合作与跨国争议的许多资讯性内容，希望能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在处理达娃之争的过程中，我逐渐实现了多年的夙愿：用战争的思维，来分析、处理、解决法律纠纷；
　　这，与我的个人经历密切有关。
　　我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在部队大院长大。1949年，父亲参加南下部队剿匪，曾只身抓捕四名国民党残匪，荣立一等战功。我从小立志当兵，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1978年底，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即将打响，我报名参军。入伍一个多月，我如愿以偿，得以奔赴前线，光荣地参加了战争。
　　当时，中越交恶，国内开始宣传，不断造势，年轻人热血沸腾，立誓保家卫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青春和鲜血。临上战场，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也花光，东西也扔的扔，送人的送人，就开拔上了战场。——没有一点恐惧，有的只是战死沙场的豪情和壮志。
　　1979年2月17日凌晨，我军发起攻击，用“地炮”炮轰敌方阵地一两个小时，然后全面进攻。我所在的高炮部队集中对敌炮轰，电光闪闪，炮声隆隆……我所在的高炮部队是保卫天空，敌军的飞机飞过来，我们负责把它打下来。一旦开炮，我们的阵地就马上暴露了。但是越南的飞机根本不敢起飞，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是一直没有开炮——我记忆中甚少战争苦难的痕迹。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生死之战》之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