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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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院在兵荒马乱的汉口成立后，先后共收容了16；000多个来自战区的流离失所的难童，分二十八批，先送到宜昌，再换小船经三峡到重庆的万寿宫，在那儿等待分发到四川各地的保育院。
我是随第十六批在当年七月底到重庆的。当时万寿宫里住进了几百个难童，把大殿、走廊及天井挤得水泄不通。万寿宫后面还有一个大殿，双门紧闭。我从门缝一看，发现里面放了上百具棺材，在等吉日下葬。天井里只有一个水龙头和一个露天厕所，墙角到处都是大小便，臭气冲天。虽是炎夏，我们却无法洗澡，几乎每人都长疥疮，流脓再互相传染。每个孩子头上都有虱子，所以男女童都被剃了光头。我们每天两餐，吃饭的时候，伙夫抬出两个25加仑的军用大铁锅，里面只有浓稀饭。我们每人发了一个十二两的瓷杯，大家蜂拥而上，就像非洲秃鹰抢食兽尸一样。能抢到一杯稀饭不但不是易事，有时还会被稀饭烫伤。两位年轻的女老师看着大家抢饭，爱莫能助，根本控制不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蒋夫人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
几天后； 一位女老师叫女童出来集合，说要上船去五通桥的四川第三保育院。我因万寿宫的日子太困苦，又怕和十岁的姐姐分离，抢不到稀饭，所以就鱼目混珠，和姐姐手牵手冒充女孩子，坐上木船，四天后到了五通桥。当时大家都是剃的光头，穿的都是短袖衣裤，男女不分，没有名册，没有人怀疑我是个男童。我跟一百多名女孩子到了第三保育院后，我学女童一样蹲下去小便，晚上姐姐帮我冲澡，我们两人睡一张床。好在两三个月后，第三保育院开始接受男童。姐姐带我去自首，校长了解重庆保育院的情况，也就没有处罚我。
“蒋妈妈”的孩子（2）
第三保育院的生活不错，有新衣穿，三餐都有四菜，弦歌不辍。只是好景不常，抗日进入第四年，人穷财尽，物价上涨，政府无暇他顾，第三保育院就合并到自贡市的第六保育院了。
第六保育院是四川最大的一个保育院，有一千个儿童，听说开始也办得不错，但当我1940年夏去时，很多儿童连裤子都没有，三餐都是糙米饭、青菜及黄豆。因为营养不良，传染病又多，结果有十分之一的儿童死去。因为吃不饱，大家就把衣服典当卖掉，换钱买吃的。我从川三院带去的衣服，当夜就被偷光了，好在还有一条短裤蔽体。老师每天晚餐后带大家去旭川河边洗澡，大家把裤子脱下放在河边。有一天，我的裤子在河边也被偷了，此后我就无衣蔽体了。
不久，蒋夫人要路过成渝公路的中点内江，距自贡市只有四十公里，要求来保育院看看。但因为很多的孩子连裤子都没有，不可见人，院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最后不知用了什么办法才使蒋夫人未来成。在全国所有的保育院中，川六院办得最坏。
有段时间川六院附近满山遍野都是到处找吃食的孩子，把农民用大便做肥料种的花生、番薯等都拔出来生吃，因而都患了大便传染的寄生虫病。我看到一个孩子，一次吐出来二十多条蛔虫。后来保育院实施军训维持秩序，有时把犯规的孩子打得半死，有一次孩子们在夜里纠合起来去偷击教官。
我在保育院患了两次疟疾，两次痢疾，夜肓症时来时去，肚子里还有蛔虫，打出来后，仍时有隐痛，一直持续到我进入国防医学院。我去医务室及三军总医院验查大便，都未找到寄生虫。直到我在医学院三年级学寄生虫时，把自己的大便浓缩，用显微镜一看，原来是钩虫病，经教官证实开药后而愈。
1940年夏，姐姐升学去四川万县的印川中学，她来信说有位亲戚给她五块钱。她寄了两元邮政汇票给我。但邮局要我用图章才能兑现。我去信告诉姐姐，她用她的两元给我刻了一个图章，另一块钱为往返的邮费。我领到两元前后，不舍得用，但赤身无口袋放，最后把那两元塞在川六院所在的井神庙墙上一块松砖下，后来再也找不到了。五十年后我旧地重游，井神庙别来无恙，己改为粮仓，砖墙仍在，但那两*法币仍末找到。
■ 我与蒋妈妈
1960年，我在台北空军总医院做内科住院总医师。这年*，蒋夫人要来院劳军，院长令我准备招待蒋夫人去内科病房。我又喜又紧张，决定自我介绍，认个娘。因为在战时儿童保育院时，提到蒋夫人，我们都称为蒋妈妈。
当她的车到空军总医院的大门时，我正要迎上，却被政治部主任一把推开，他和一位年轻漂亮的助理护士长把夫人带去内科病房，安全人员围在四周，我只好站在他们的外边。近在咫尺，我终于见到蒋夫人了，但未能认娘问候她。
1979年我在纽约行医，蒋夫人在纽约号召救济越南难民，我投稿一日报响应，说明我是她四十一年前在汉口救助的难童，想知恩图报。蒋夫人看到我的投稿后，给我一信：
“毓霖医师惠鉴：来信阅悉。从你的信中知道，四十一年以前你是汉口数万难童之一。现在你在美国已正式开业十年，而且被美籍同僚推选在一大医院任内科主任。从一个难童奋斗成为一位卓越的医师，这是漫长的人生，所经过的艰辛和坎坷，是想象得到的。若非你有坚强的信心和勇往的毅力，恐怕不会获致今天这样重大的成果。你在事业上的成就，特别是在美国高度竞争之下，不仅替我们中国人争气，更可以说是为国争光，实在值得大家为你庆幸，为你道贺。若说我对难童曾经尽过力，那更使我心里感觉安慰。尤其值得称赞的，那就是你所提到的‘饮水思源’的意义。在此道德日渐沦落的今天，在外国的中国人能有多少人还记得这句话，对国家、对领袖愿作感恩图报之想？但愿你的奋斗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中国美德能够为后起青年之嘉模，激发起他们更高度的向心力。专此作复并问近好。蒋宋美龄 九月廿六日。”
1995 年7月26日，蒋夫人由纽约去华盛顿美国国会接受数十位参众议员的致敬。我挤在很多的华侨中夹道欢呼，看到了她，但警察要保持她和我们之间的距离。当时我距离她要比在空军总医院时远得多了。
2003年蒋夫人去世。我从报上看到当年11月5日将在纽约市 Bartholomew 教堂举行追掉会。没有人邀请我，但我还是从宾州赶了过去。门口接待人要我出示请帖，问我代表哪个单位。我说代表战时儿童保育院，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坐定后，前纽约市的市长 Giuliani坐在我的旁边。他来参加追悼会使我很感动。他已从市长职位上下台，与过世的蒋夫人再无利害关系，但他仍凭友情及尊重中国而来了。那个教堂有1；500 个坐位，那天坐无虚席，还有很多人站着。但我没有碰到战时儿童保育院的老同学。
抗日战争时，全国有53个保育院，分布在大陆各省和香港，教养了28；900多个难童。其中延安保育院的 370 名保育生里出了如原国务院总理*等人。其他的保育生，不少人在*时被红卫兵斗个不休，说他们是宋美龄留下来的“潜伏间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美斯乐：泰北绝地的文化薪火
50多年前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的原国民党93师，为世所遗、孤立无援，只能靠为泰国政府征战，用血肉换取栖身泰北荒山的生存权。作家柏杨的一段题词道尽他们的悲惨命运：“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战死，便与草木同朽；他们战胜，仍是天地不容！”他们在丛莽中建立起难民村，度过半原始的艰苦岁月，在泰北原始森林里繁衍生息。美斯乐就是他们的聚居村落之一。
飘零异域、倥偬半世纪的孤军甫一找到安身之处，便开办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在这荒芜残破的绝地，传承中华文化的薪火。时至今日，在遥远的泰北，华人仍在努力地，想要翻越由政治和地理造成的心理和文化断层。他们与多民族的泰国融合时，一刻也没丢下世代相传的中华文明。正如美斯乐的“家长”、94岁雷雨田将军，在提到泰北华人自我认同时，一次次重复的话语：“我们是中国女儿、泰国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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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北孤军的前世今生（1）
《看历史》主笔┃杨东晓
50多年前，原国民党93师从中国大西南败退到泰缅寮边区，伺机“*”。随着形势转变，先后两次撤往台湾后，余下数千人，辗转流落在丛莽里。他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助，靠为泰国政府征战，换取在泰北荒山的生存权，最终在美斯乐扎下了根。
14岁的常丽芳，匆匆到乡公所见了父亲一面，关在乡公所的父亲叮嘱她快跑，去找常家世交、原国民党腾冲县县长，抗日时期曾任滇康缅游击第二路纵队司令的刘绍汤。常父说，刘绍汤一定会收她入伍，要她无论如何要自保，保住常家的血脉。
那是1950年5月12日。
第二天，她的父亲、三叔、小叔、二哥，在全城的斗地主大会上被就地正法。常家是腾冲大户，每年光收租子就能收四万多斗米，“是该被斗争清算的人民公敌”。和常家男丁一同被处决的共有20多人，也都是当地大户。
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7个月，云南腾冲解放才5个月，新的腾冲县委在征收公粮时受到种种阻挠，还发生了*。从1950年5月起，腾冲县委县政府的中心任务就是剿匪和减租退押。
除腾冲外，中国西南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国民党李弥部、李国辉部正在暗中集结，跨过中缅边界逃亡缅甸组建“复兴部队”。虽是各路人马混杂，因为有抗日远征军26军93师底子，他们一直以93师自居。
常丽芳就是在这时找到了刘绍汤。不久，刘绍汤带着她，和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等人一并逃往缅甸，投奔李弥。
■ 孤军出现在金三角
1950年前后，像常丽芳、刘绍汤这样，先后投奔李弥的云南籍人氏、前国民党残军、边境两侧土司、往来于边境的马帮，多达6000多人。这些人在缅甸、老挝、泰国交界的原始森林中暂时驻扎下来。
1950年初，李弥带着蒋介石的亲命从台北飞回缅甸。李弥要在三国交界处建立“*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任“云南省人民*救国军总指挥”。 从台湾回到缅甸的李弥，还从香港带来了原国民党39师少将师长、抗战时期武汉卫戍区司令段希文。段出身云南讲武堂，是朱德和胡志明的校友。
不久，这支受美国资助的军队开始由清迈向中缅边境转运。待残军在人员、补给上得到初步恢复，1951年4月，李弥指挥部队向中国边境上的解放军发动进攻，以失败告终。
于是，李弥便不再急于反攻云南，将精力放到休养生息上。为了给部下灌输*思想，他开办了*抗俄大学，自任校长。同时他还开展多种政干培训，常丽芳就在1952年接受了这一训练，并被分配到政干队第三区。
这一时期，李弥还做了一件对日后影响较大的事——修建了机场。
从此，缅北森林边这片空旷场地上，经常有不明国籍的飞机出没，投下食物、军械。有时飞机会在这个简陋的机场降落，走下几名穿美军制服的男人，到森林中考察。
在缅甸萨尔温江以东地区，到1953年已形成了国民党军事区，培养了近两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不仅背负着“光复大陆”的使命，还听命于美国中情局，联合钦族、印度雇佣军等缅甸反政府武装向缅甸政府发难。
缅政府军在战争中惨败后，以国民党部队侵占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为由，状诉联合国。联合国做出了令李弥部撤军台湾的决议。
泰北孤军的前世今生（2）
1953年7月，蒋介石派蒋经国飞到泰北看望部队并传达指示：“择佳机，图反攻。”
1953年底，台湾当局在撤走5000多人后，对外宣布精锐部队已悉数撤离，余下不听命的部分，不再与台湾有关。但事实上，在缅泰老边界的余留人马，还是为*准备的。李弥归台后，1954年台湾派柳元麟赴中南半岛上泰老边境地区江拉重组“云南人民*志愿军”，共分五个军，五军军长就是李弥当年从香港带来的段希文。
台湾派来专员整训“志愿军”，扩充军械，壮大人员。这支武装为了地盘和毒品生意，经常和缅泰的各种势力发生武装冲突，与中国边境的解放军也时有磨擦。缅甸政府再一次向联合国提出控诉。
1961年，蒋介石宣布第二次从泰国撤军，这次又撤走了5000人。
泰国北部还余下4000人。他们的后代，今天向我讲述这段历史时，会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份“密令”，要求“只撤老幼、精干全留”，踞此地建立*的“复兴基地”。
留下来的是云南籍军人居多，在台没有势力和社会关系的3军和5军。他们在政治上被孤立后，又被断绝了台湾当局和美国方面的经济支援，彻底成了孤军。
常丽芳也成为孤军的一员。这一年，她25岁。
正是1961年的第二次撤军，让《自立晚报》的编辑柏杨得知了这支悬在泰国北部的国民党孤军，以邓克保的笔名写成《血战异域十一年》（后改为《异域》）一书，将这群身处死地的军人推进了台湾民众的视野。没过多久，这部披露了台湾当局抛弃残军的小说就成了禁书。但它的影响力仍在不断扩大，影响了台湾几代人。
■ 命运交汇的路口
第二批残军撤台后，为了避开缅军和泰国政府军的追剿，段希文带着5军逃到一个仅有20多户人家的傈僳人村子密索隆。密索隆易守难攻，满山的原始森林虽有老虎出没，却可开垦山地。
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和发音，段希文给这里取了个吉祥的名字：美斯乐。5军就在这里安下了家。
段希文个人出资办了小学，教授汉字，传授中华文明。自孤军第二次撤台后，从台湾而来的各种援助就随之断绝。段希文明白，*已成泡影。上世纪70年代初，他做出了对孤军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