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战争-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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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用的材料甚至可能还没发明出来的情况下，如何估算制造一件从来没有制造过的东西的成本？“先锋”火箭计划在1955年提出，那时航空航天局还没有成立。这是美国第一个民用航天项目，作为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将一颗美国卫星送入轨道。起初的成本预计为1000万美元，但很快就窜升到1500万、6300万，然后是9900万，当然，此后估算能力有了提高。“阿波罗”计划早期，后来的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James Webb）奉命到国会作证，回答有关航空航天局计划的成本问题。韦伯将任务交给了自己最好的会计师和工程师，要他们算出一个数字来。但他认为最初的估算太低，因而把这些人打发回去重算。当他步出航空航天局总部前往国会山的时候，手里有了一个新数字。在最后一分钟，坐在国会委员会桌前的詹姆斯决定将他的专家提供给他的数字翻倍。詹姆斯告诉国会“阿波罗”计划预计花费250亿美元。“阿波罗”实际上真的花了差不多250亿美元。计算太空技术研发成本方面的首要规则—这一规则以后应该牢记，在估算新型载人航天器（CEV）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成本时曾经也提到过—往高了估计，然后再加倍。2004年9月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的报告称，历史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太空飞行项目结束时成本要高出最初的预计45个百分点，而空军和导弹防御项目的成本则要比他们自己估计的差不多高69％。很显然，这只是平均水平。项目削减得越多，和其他项目整合在一起的需求越高，激发的潜能也就越多。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阿波罗”计划及其后果（4）
在资助“阿波罗”和航天飞机上出现的态度变化，暴露出民用和军事太空项目都存在的一个痼疾，只是在军事项目中更经常更容易被忽视罢了。太空项目的开发者必须低估他们经过削减的、能让人一见倾心的技术项目的成本，否则的话，国会就会被吓得呆若木鸡从而一毛不拔。在纯科学研究或者太空探索项目方面尤其如此。1989年“阿波罗11号”登月20周年纪念，老布什总统站在航空航天博物馆的台阶上宣布了“太空探索计划”，将要重返月球并前往火星。美国航空航天局随后为落实计划提出了一项合情合理的预算，大约在4000亿到7000亿美元之间，结果计划在一年内就无疾而终了。
电影《阿波罗13号》表现了宇航员向一群国会议员解释“阿波罗”计划是如何在这些议员的州中提供就业、创造财富的，也显示出了“阿波罗”登月后出现的态度变化。这部电影是一个例子，显露出国会和太空之间通常都很复杂的关系。除非航空航天局总共10个地面中心＇1＇之一或者某个宇航工厂，诸如此类的设施位于他们的选区内，国会议员们通常都不会将太空项目置于优先位置。他们倒不一定是反对太空项目，议员们的资助顺序反映了他们选区都关注些什么问题。国会委员会负责资助经费决策，多年以来，同一个委员会还负责给退伍老兵事务以及住房及城市发展部拨款。显而易见，多数选民的第一反应都是关心退伍军人和住房建设甚于关心宇航事业，这使得航空航天局成了国会委员会的螟蛉子。
2005年，在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汤姆·狄雷（Tom DeLay）议员的鼓动下，国会重组了负责航空航天局预算事务的委员会，在众议院，航空航天局被和商务部、司法部以及国务院置于同一个拨款委员会之下，受弗吉尼亚州共和党人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e）议员的领导。参议院也很快作了相应调整，将航空航天局列入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和科学小组。航空航天局最初曾以为重组是件好事，但结果却并非如此。和航空航天局一样，国务院和司法部也有一大堆预算窟窿要去填补。
此外，一些国会议员们长久以来一直将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当作将肥水流入自己选区的一个绝好机会，有时这种事情是以航空航天局的实际需求为代价的。1992年，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民主党人杰米·维腾（Jamie Whitten）议员希望自己选区内的一座新的、在建的助推火箭工厂继续建造，但是航空航天局不再支持这一计划，从预算中取消了这一项目转而支持更加优先的计划。维腾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将这个不再需要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项目重新编入航空航天局预算，削减了分配给航天飞机备件、追踪和数据传输卫星以及不载人火箭的经费。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
国会议员们还在其他事情上利用航空航天局的项目，不止一次，在考虑与其他国家开展太空合作时，与人权问题挂上了钩。把太空合作当成胡萝卜促使其他国家按照美国观点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的想法，从未达到过目的。冷战期间对苏联的做法以及日后都是如此。其他国家将人权问题当成内政，事关主权。将人权和太空直接挂钩只会适得其反。此外，考虑到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大赦国际对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所作所为的批评，美国也有自己的人权问题。美国要其他国家遵守人权标准—多数时候针对的就是中国—至少是伪善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按照牌理出牌的国会对于美国航空航天局而言并不总是有帮助的。有些议员工作勤勉一丝不苟，而另外一些则只愿意对于行距指手画脚吹毛求疵，而至于改正航空航天局的错误所必需的前后一致的指导意见或者经费支持，却付之阙如。还在“阿波罗”计划时期，早在尼尔·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前很长时间，国会便已经开始削减“阿波罗”的经费了。只是在总统办公室—先是肯尼迪后来是约翰逊—的承诺下，国会才肯保持对计划的长期支持。总统保证这一计划将用于战略目标，即“敲打”苏联。而对于航天飞机来说，既没有这样的承诺，也没有什么战略目标。
因此，关于航天飞机，技术上说航空航天局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花上足够多的钱研制成一种可以低成本运行的航天器，要么在研发上锁紧腰包弄出个飞起来成本很高的东西了事。国会的立场很清楚，希望只花上非常有限的研制费用，而且还得见效，否则就一毛钱也不拨—这实在不是一种选择。航空航天局不可能设计一种既便宜又管用的飞行器。实际上，航天飞机除了不具备成本效益以外什么缺点都没有，这是因为航天飞机每次发射都要将它的一部分设备，也就是外挂油箱扔到大西洋里去。航空航天局能让低研发费用和高运行成本的飞行器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唯一办法是表明这种航天器堪称多面手，以补偿并且最终降低其多次飞行的成本。于是航空航天局制定了航天飞机的年度飞行计划。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计划是肯定不会实现的。航天飞机每次飞行需要花费5亿美元，并曾三度停飞，两次是在失事灾难以后，一次是在2005年恢复飞行时发现了许多问题，然后再次停飞。航天历史学家阿莱克斯·罗兰德（Alex Roland）指出航天飞机是“世界上最贵的、最不济的、最危险的发射工具”。但是，航空航天局只能建造她造得起的东西。尽管欧洲航天局和加拿大人向辅助设备注过资，然而实际上航天飞机是美国航空航天局自己买的单。
国际空间合作（1）
国际空间合作
太空从来都既是合作的舞台又是竞争的赛场。“阿波罗”便是一项“敲打”俄国人的国家计划，而1975年的“阿波罗…联盟号试验计划”（Apollo…Soyuz Test Project； ASTP）使用最后几枚为登月建造的“土星…5”（Saturn…5）型火箭与处在近地轨道的苏联人对接，则显示了美苏之间的合作与友谊，传递了最美好的战略信息。许多科学家认为尽管宇航员在轨期间进行了多项科学试验，然而大肆宣扬的太空握手任务依然纯属浪费。政客则从这次飞行中捞尽了好处，尤其在美苏关系如何如何改善方面的大吹大擂。
缔造了美国航空航天局的《1958年航天法案》（Space Act of 1958）规定，航空航天局的任务包括“依照本法，出于和平应用的目的，负责美国与其他国家及国家集团的合作”。一般说来，1958年到1969年是合作的黄金岁月，当时美国热切地期待着合作伙伴的加入。美国的动机既是大公无私的，同时也是实用主义的。就利他精神而言，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期望能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完成走出地球的使命。就实用主义而言，美国航空航天局也需要其他国家的观测点用来追踪他们在轨的太空船。拥有这类观测点成为某些国家的身份象征—又是技术民族主义的一个例证，这使得参与的双方都能获益。人们认为太空合作还有助于国际经济发展，为美国的通讯和宇航产品开辟新市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后来却蓄意禁止许多同样的产品出口。1987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一支国际空间合作特遣队承认，合作首要是政治性的，“国际空间合作从一开始就是受到外交政策驱使的”。以前，合作曾是美国按照自己利益的需要，改造其他国家太空计划的重要工具，美国不但指定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还调配他们有限的资源。在合作的最初阶段，除了负责轨道追踪观测点以外，所谓合作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基本上意味着参与美国的某项太空试验，或者在更为罕见的情况下，由美国发射太空这些国家自己的航天器。
合作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可能比其他容易一点。起初，由一个国家为另一个国家进行一次发射试验或者发射一颗卫星，这样的作法被认为可以让合作进行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美国也因此支持这种作法。为了分得清楚，设备被分散制造，以使技术转移的可能性最小化。这种假设成为了许多合作项目的基础，推动了商用发射的发展。然后，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认为即使是这样的合作也是有危险的。
另外也有一种简单的合作，每个国家或者组织自行建造自己的设备，这样做的意图是在这些设备一起使用时能够增加潜在的收益。这种合作形式也被认为能够在涉及军民两用技术的合作时使潜在的技术转移可能性最小化。
不过，共同研发技术一直是比较困难的，不但因为存在技术转移的问题，而且还因为不同的技术界面所可能产生的问题，如欧洲和日本使用公制，而美国却不使用。共同研究还存在资助经费方面的问题，没有一个政府会愿意公开将钱财交给别国以发展别人的经济。于是不可避免地便出现了设备在什么地方如何建造的问题。
多年来以各种方式开展的许多合作让人们可以从“教训中学习”到很多东西，找到这些不同的合作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进行效果最好。美国航空航天学会（AIAA）在航天合作方面建立过一系列研究工作组，不只研究合作面临的挑战，还要寻求解决办法。有关的第一次会议于1992年举行，主题是“学习过去、勾画未来”。第二次会议在1994年举行，主题换成了“深思熟虑推进合作”。1996年的第三个工作组考虑的是“从建议到行动”。1998年的第四个工作组应对的是“崭新的政府与产业关系”。1999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了第五个工作组会议，正式意图是将之作为联合国资助的“联合国第三次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UNISPACE…Ⅲ）的筹备活动之一，以“解决全球问题”。第六个工作组会议“理清千禧年的挑战”，于2001年3月举行。第七次会议“从挑战到解决方案”在2004年举行。通过这些工作组，关于与不同的伙伴就不同的目标开展合作时哪一种方式最好这一问题，在模式、层级、标准、角色等方面上取得了进展。任何模式的第一步都是要确保所有的参与方都能从成功中获得广泛利益，而且全体参与者都完全理解他们的角色，此外，要达到的科学和工程目标应该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国际空间合作（2）
这些工作组得到了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赞助，包括联合国在内，太空领域的专家们参加了会议。工作组提交的报告为国家开展太空合作提供方案。他们可不是什么散兵游勇，既不会斥骂美国一无是处，也不会说她完美无瑕，对于其他国家的能力和局限性也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估。2004年5月第七次美国航空航天学会工作组会议提交了最后一份报告，发现之一是“成功的伙伴关系无法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长期的建设性合作也不能基于痴心妄想，而是要求对能维系所有参与者的承诺进行现实分析”。关于谁是合适的合作伙伴，报告认为：“国际空间合作不应对参与者的数量设限，太空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来说总是事关荣誉的，空间合作有助于国际关系的和平，并创造经济财富，从而为持续和平做出贡献”。然而合作并不一定能降低航天活动的成本。合作性的太空项目总成本似乎要比这个项目由某一个国家单独承担要高一些。由于管理和界面费用，总成本大概要增加三分之一，必须要建立通讯管道、召集科技和法律团队并开展交流，而且通常项目都存在后续期—国际空间站的全体参与方都在约翰逊航天中心设立了常设办公室。
20世纪70年代，对“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兴趣逐渐减弱。1984年国际空间站计划首次对外宣布，合作的气氛和方式开始发生变化。欧洲、日本和加拿大等已经研发了自己的太空能力，能够参加到更复杂的合作当中。但是，逐渐成熟的能力也带来了日益增长的竞争危险。这一时期，“国际日极计划”（International Solar Polar Mission； ISPM）开始酝酿，计划希望将美国和欧洲航天局的各一枚航天器发射到日极，由两枚航天器执行任务可能获得独一无二的（立体）图像。然而最后，这项计划所产生的政治教训和获得的科学数据一样广为人知，其他国家从中体会到了和美国人共事所要面临的风险和变数。
计划实施若干年后，由于美国航空航天局预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