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强眼中的英超帝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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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足球进入联赛时代后，来自兴修球场的压力，更促使着所有俱乐部都在向有限责任公司转型，这是发生在英国的状况。足球俱乐部形态之所以后来在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出现变异，是因为俱乐部原始组建过程，和英国有了很大区分，俱乐部参与组建的人数更多，并且和当地社区的结合度更加密切，这才有了非盈利性社会机构这种模式。
当足球的受欢迎程度与日俱增时，足总又一次作出妥协，接受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这种组织方式，到了1912年，足总还在规章制度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完全接受有限责任公司，不过附加了一个著名的第34条条款，对足球俱乐部经营者从经营过程*利的可能进行完全杜绝。这一条款，至今仍然存在于英格兰足总管理规章中，只是其适用性早就被废弃。按照这条规定，足总不允许任何俱乐部董事得到超额经营收入分红，不允许俱乐部董事从俱乐部得到任何薪酬，哪怕是一个俱乐部行将倒闭，其剩余资产也应该被转入当地其他体育组织。
这一系列的规定，实际上是一道阻挠任何企图从经营足球俱乐部牟利者的防火墙，坚固明确。一个自己掏钱赞助足球俱乐部的人，是不可能从这笔投资中得到利益的，不论是年度盈利分红，还是自己直接从俱乐部领取薪酬，两个途径都被堵死。这种投机商甚至不能让俱乐部关门，然后把俱乐部卖给其他人，以图从交易中获利。足总的卫道士原则，在这第34条里体现得无比清晰：支持俱乐部的人，只能为了保护俱乐部利益而参与俱乐部经营，决不能为私人图谋经济收益。
在二十世纪初，一直到二战爆发，英格兰足总能量巨大，足总管理者仍然是公学子弟，大部分都有着牛剑教育背景，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尺仍然被尊放在无比崇高的地位。足总虽然接受了职业化、联赛和足球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等商业化改革，但是对于足球基本伦理的维护，仍然是丝毫不动摇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南北矛盾，存在于英国足球界：南方以足总为代表的业余足球精神纯洁坚定，北方则有大批新型职业化足球俱乐部的出现，他们时刻都想挑战足总的道德底线。
由于联赛兴旺，更多来自联赛委员会的代表进入了足总理事会，他们代表的是职业足球利益，对于足总的严格管制长期不满。即便如此，两个足球管理机构的状况，在二战之前十分健康，用战前足总主席威廉？皮克福德的话说，“联赛的力量，强化了足总，足总的管理保护了联赛。”
只是二战之后，当大英帝国不可避免地解体，整个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覆巢之下，足球也不能再按照以往的形态延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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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进退维谷的职业足球（1）
俱乐部VS国家队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足球靠边站，足总只剩下了一个工作人员：后来成为了爵士的斯坦利？鲁斯。鲁斯在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担任着英格兰足总的秘书，也协助不同的军方机构组织了各种战时足球赛事，不过整个联赛体制陷入瘫痪，一切都为战争让路。
二战结束之后，千疮百孔的英国社会，在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帮助下，进入一段重建期，旧的社会层级体系崩溃，贵族和士绅的势力委顿，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也在新时代冲击下逐渐减弱。鲁斯代表的还是过往那个时代的业余足球精神，他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足球，尽管这种保护已经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以他的名望和谦谦君子风范，鲁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国际足球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后来成为国际足联主席。1966年，世界杯能回到英国这个现代足球发源地，鲁斯功不可没，只是他这种对业余化足球的坚守，最终导致在1974年国际足联主席连任竞选中，被代表了商业足球以及亚非拉新兴势力的巴西人阿维兰热彻底击败。
二战一结束，联赛足球恢复，立即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期。英国社会百废待举，被战争压抑经年的人们急切盼望着生活秩序的复苏，对于各种娱乐休闲活动都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欧美社会在五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生育高峰，baby boom； 就是这个阶段的时代产物，新文化现象蓬勃兴起，联赛足球更是成为了社会宠儿，每个周六下午三点的联赛赛事开始时间，正式在社会大众被固化。这个黄金十年，英格兰联赛的上座数据屡创高峰，像斯坦利？马修斯和芬利等一代巨星，更成为了全社会拥戴的新英雄。
高支持率，自然会带来高额商业利益，英超联赛委员会和各职业俱乐部，也在二战之后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赚钱时期。战后十多年，球员顶薪制度仍然和社会同步，哪怕是马修斯这样享誉欧洲足坛的巨星，仍然得接受周薪不得超过20英镑的上限。在法国《队报》创立的欧洲足球先生金球奖评选中，马修斯虽然早就过了职业竞技巅峰期，并且也只是效力于小俱乐部，但凭借其声望，和英国足球巨大的影响力，马修斯成为了第一届金球奖得主，即便如此，他的薪酬收入，在俱乐部经营中只算是极为低廉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的俱乐部门票收入，和逐渐出现的一些商业赞助收入，让联赛和俱乐部愈发强势。
这样的格局，恰恰是足总所担心的，商业化趋势在直接威胁着足总的伦理哲学。联赛既然由联赛委员会直接管理，足总对联赛的控制权几乎不存在，不过英格兰代表队，仍然是足总直接操控的权力范围。于是联赛委员会和足总矛盾的直接体现，就在俱乐部和英格兰队的矛盾——直到今天，这种Club VS Country的矛盾，每年都会成为英国媒体和公众热炒的话题。弗格森曾经几次在英格兰队赛事之前，以球员有伤等名义，要求斯科尔斯、鲁尼等人缺席英格兰队比赛，就是联赛和足总矛盾的现实实例。对于俱乐部而言，球员代表英格兰队参加国际赛事，是一种对俱乐部毫无利益的义务，而一旦球员在英格兰队国际赛事中受伤，或者遭遇状态低潮，后果都只能由俱乐部承担，从俱乐部本位考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抱怨足总的横加干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篇 进退维谷的职业足球（2）
其他在英国之后发展起来的足球国家，几乎都曾经仿照英格兰的模式，组建了一个由上至下总统全部足球事务的管理机构，不论职业赛事、业余赛事、青少年培训还是大众推广，都由这格管理机构进行管理调控，但是像英格兰这样，在足球自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联赛管理委员会，名义上听命于足总，实际上却总能自行其事的，却从未有过。因此在其他足球国家，足总和联赛的矛盾很少发生，俱乐部和国家队的矛盾虽然也不少见，但是绝没有像英格兰这样盘根错节般的复杂。
前英格兰足总国际事务总监大卫？戴维斯，曾经对我说过：“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是第一个发展足球的地区不可回避的矛盾，但是后来发展足球的国家和地区，他们借鉴了我们的经验，也回避了我们的矛盾，不至于在自身机构里另立山头，形成新的管理障碍。”
足总的衰落
这一个庞大而且古老的管理体系里，不仅存在着联赛和足总的机构性矛盾，对于各种类型的足球赛事，以及足球不同类型的参与者，也存在着各种分歧。例如英格兰足总下属，还有一个英格兰学校足总，这个机构在很长时间内负责青少年足球赛事的管理，所以以往英格兰青少年代表队，都被称之为“英格兰中学生队”，足总并没有用自己的专业足球培训体系，来管理和规范这个代表英格兰青少年足球水平的梯队。
足总下属还有一个机构，名为职业球员足总，也就是职业球员工会，不过对于这个工会，足总完全大权旁落，工会总干事戈登？泰勒由职业球员选举而出，代表职业球员的利益，因此他在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足总的批评者。
球迷群体在足总也得不到一个正常发言渠道，哪怕他们是这项运动真正的衣食父母。足总下属有一个英格兰球迷官方俱乐部，只是球迷组织被打上“官方俱乐部”标签后，往往不为大部分球迷所接受，正如欧洲各大豪门俱乐部的官方中文网站，其流量和影响力比不上民间论坛一样。这个“官方俱乐部”在社会上的声音，还不如各种独立球迷联合会来得响亮。
百余年来，英格兰足总始终缺乏改革的力量，因此也越来越难管理和服务足球，尤其是发展速度超快的职业足球。足总理事会仍然是最高足球权力机构，即便从专业性、市场性和教育性各个层面上看，这个93人理事会都达不到时代的需求。在英格兰足球界一个流传最广的笑话，是93这个数字指的不是理事会代表数量，“而是他们的平均年龄”。这个理事会每次开会的气氛，都被形容为“一潭死水”。
2008年年初，几经更迭的足总政权，再次迎来一次震荡：前工党领袖特里斯曼勋爵就任主席。二十一世纪初，针对职业足球界各种黑金丑闻的多次调查，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都是足总管理架构需要深度改革，可是足总不属于政府机构，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个足球管理机构，政府和政党都无权对其施加影响力。早年参与过共产主义活动的特里斯曼，在政坛活跃程度下降，他谋取足总主席这个社会地位崇高的位置，也想要给足总带来一些新气象。
可是执行过程中，特里斯曼也发现对这个承载着业余足球理念的百年机构，要用霹雳手段进行改革，难度实在太大。他之前的几位足总CEO，从苏格兰金童克洛泽尔，到职业球员和会计师背景的帕里奥斯，再到资深媒体背景的巴维克，个个都遭遇了改革足总的失败。特里斯曼以主席身份高位空降，但他的历史使命之一，是要为英国争取2018年世界杯主办权，想要利用现足总的影响力去争夺世界杯机会，同时又要对足总颟邗落后的组织架构进行改革，哪怕是前共产党人特里斯曼也未必能左右逢源。
中篇 进退维谷的职业足球（3）
对于各种不同事务的分项管理，百余年来英格兰足总已经形成了22个项目管理委员会，结构无比庞杂。所有规章制度和新的建议，都要通过各分项委员会呈报足总理事会，才能得以授权执行。复杂的管理体制，也在无谓地制造各种人际矛盾，导致整个架构行政效率的低下。曾经短暂担任过上海申花俱乐部主教练的霍华德？威尔金森，在英格兰足总当过好几年技术总监，为了提高青少年足球培训专业程度，他拟定过一个“青少年足球发展大纲”，可是为了通过这个大纲，威尔金森说他前后跟七个委员会开会，要征得包括足总执委会、足总国际委员会、足总教育委员会等各个委员会支持后，才能将这个大纲提请足总理事会决议。
于是一个生来为足球服务的管理机构，在百余年的迟缓运转后，变成了一个让足球为其服务的官僚机构，这就是英格兰足总的现状，也是英国人认为英格兰足球无法保持世界一流足球地位的结构性痼疾。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足球管理机构，已经无法适应当代足球的需求。事实上，任何一个管理机构，都不可能沉迷在自封的百年老店情结中。英足总的百年起伏，虽然和中国足球的现状没有太多关联，不过从这样一个管理机构的变迁和衰落，也能看出足球行业最上端的管理机构一旦失去运转效率，对其下所有足球相关事务形成的消极影响将会有多大。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足球事务发展，必须首先保证其足球管理机构的健康高效和务实，其主要精力必须直接服务和管理足球市场，而不是承载在其他非足球性质事务的行政机构。英足总在变迁中走向官僚化，我们的足球管理机构确实从建立之初，就有官僚机构的嫌疑，其改革难度，恐怕比英格兰足总现代化还要高。
足球商人的到来
足总的停滞和内耗，给整个英国足球带来的长远伤害，有一种延时的体现。停滞出现于社会发生巨大激荡的六七十年代，但危害体现在*十年代，也就是整个足球行业，不论职业联赛、青少年还是国家和地区代表队，在竞技能力、社会形象以及经营绩效上，都因为此前管理和服务的不科学不专业不及时，而蒙受着各种损伤。
这种管理者不力带来的延时效应，倘若真是一种放诸四海皆准的足球运动规律，那么我们不得不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十年更加担心——过去的十年，管理架构上的疾患，已经让中国足球举步维艰，各方面的表现都无法令社会满意，如果深度的延时效应会在十年之后更集中的体现，那么我们岂不是正坐在一颗定时炸弹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果前人不是栽树，却是在挖一个又一个火坑呢？我们如何对得起后人？
只是足球运动本身，在英国这片热土上，并没有因为管理机构的滞后形成倒退，那股本能的驱动力，仍然推动着足球迅猛向前发展，这是因为足球在第一个母体的诞生和发展，完全是一种由下而上的趋势，是因为足球高度普及和受欢迎，才有了足总和联赛委员会这样的管理机构。即便管理机构滞后了，源自于社会大众对足球的热爱和尊重并没有消失。
或许英国足球和中国足球的一大差异便在此处——足球在中国也有过一段自然发展、民间普及的过程，不过由于战乱和社会震荡，1949年之前的半个世纪，足球只在一些中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里找到了有限的生存空间，在新中国成立后，足球马上就被纳入到整个社会一体化框架之内，这样的管理架构，对于在短时间内提升足球运动竞技水准当然大有帮助，可是整个社会对于足球的关注，都是围绕金字塔顶尖国家队的竞技成绩，民间参与程度低，业余足球普及有限，青少年培训更是全部被管理体制吸收同化。缺乏自然发展的空间，再强大的管理机构，也不可能完全操控足球这样一项需要巨大民众基础的大众运动。 。。
中篇 进退维谷的职业足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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