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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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福利事业面临的困难让决策者选择了发行彩票。以1985年为例，当时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仅有4亿元，而需要救助的人就有亿。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了民政部提交的关于发行彩票的申请。为了平息可能的反对，国务院规定发行彩票的收入只能用于福利事业。
　　1987年7月，崔乃夫建议河北、浙江、上海和天津首先发行彩票，随后向全国推广。1987年7月26日，石家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
　　当时，关于要不要发行彩票的争论很激烈。河北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唐敏泽为了推动彩票发行准备了一条广告语，“衷心祝愿您为发展市社会福利事业作出您有意义的募捐！衷心祝愿您在有奖募捐中荣获高奖！”这第二句广告词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只能引导人们向社会奉献，不能引导人们为了获高奖而去买奖券。在当时的观念中，任何社会奉献都应该是完全无私的。
　　唐泽敏认为发行彩票是有奖募捐，去掉这一句就不是有奖募捐而是单纯的募捐了，因此坚持不能去掉。官司打到了中央。最后，中募委点头同意不去掉这句广告词。随即3500多份海报贴满了石家庄的街头巷尾。
　　1987年7月27日，彩票正式发行，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从唐泽敏那里购买了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这位专程来动员群众购买彩票的副市长一共购买了10张彩票。
　　当时，中国的彩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彩票不同，它更像是一场筹款活动，唯一的区别是捐款可能会中奖。群众基本上是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来购买彩票，因此彩票的销售很难红火。石家庄的彩票面值一元，发行首日58个销售点仅卖出1246张，且多数是政府官员购买的。
　　石家庄市正定县西兆通乡东兆村村民温国斌当时是河北医学院的一位临时工。他获得了第一个头奖，奖金为2000元，这让温国斌举办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婚礼。据他回忆，当时的幸运号码是“046806”。
　　继石家庄之后，全国共有9个省市开始发行彩票。1987年，彩票销售额仅为1740万元。
　　为了促进彩票销售，发行者开始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和促销方式。彩票越来越像幸运大抽奖。在城市的广场或农村的集市上，彩票售卖车里堆满了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甚至洗发水等奖品，并伴以歌舞表演。开奖后，中奖者上台领取奖品，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将奖品带走，刺激观望者购买彩票。
　　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为第11届亚运会筹资的体育彩票的发行。这打破了以往彩票发行收入只能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惯例。自此，各种形式的体育彩票开始发行。
　　1989年，彩票发行量达到亿元。此后，年发行量扶摇直上，购买彩票不再与赌博有关，政府推动彩票发行的力度越来越大，彩票的发行也越来越正规。奖品逐渐被现金取代，现场抽奖被电脑彩票所取代。1985年至1999年，中国彩票销售额超过500亿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彩票：从万元户到亿元彩王（2）
彩票的普及和奖金的不断上升使彩票销售异常火暴。1999年1月9日，温州发行了一种彩票，且头一天就销售了亿元。2001年10月，面向世界杯的足球彩票开始发行，头奖为500万元。当年年底仅在广东一省，彩票就催生了31个百万富翁。
　　虽然销售火暴，但中国的彩票市场依然缺乏游戏规则，政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彩票市场。批评者认为，这催生了很多违规和人为操纵现象。地下彩票也一度盛行。
　　在2007年7月27日庆祝新中国彩票发行20周年的时候，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表示：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的彩票销售额共计2423亿元；2007年全年销售额为1000亿元，其中包括620亿的福彩和380亿的体彩。但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中表示，由于私彩的盛行，实际销售额至少是官方数字的10倍。
　　即使在合法的彩票销售中，违规和人为操纵现象也比较严重。2004年3月，在西安打工的刘亮幸运地成为体彩头奖的获得者，但是当他去兑奖时却被告知自己手持的奖券是假的。当时的奖品是一辆宝马汽车和12万元现金。
　　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有关方面开始介入。经调查发现当地体彩中心违规将彩票发行承包给个人，彩票承销商造假并雇佣托儿骗奖，而刘亮才是真正的中奖者。后来刘亮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自己的奖品，而包括体彩中心主任在内的数人锒铛入狱。该丑闻爆出后，政府立即取消了即刮即中彩票的发行，同时为彩票的发行立法的呼声也日渐升高。
　　目前可供借鉴的法规只有2002年由财政部制定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暂行条例》；很多人都期望关于彩票发行的新法可以打破福彩和体彩的垄断，但估计这部法律最早也要等到2009年才会出台。
　　实际上，彩票事业发展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仇富心理。奖金的不断升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彩民，造就了众多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但是大多数幸运者的生活都不平静。由于一部分人认为彩票中奖得的是不义之财，中奖者的安全往往都成为问题。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凡是大奖获得者，领奖时都是墨镜口罩打扮，担心身份暴露。
　　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心理的成熟，这种现象可能会慢慢消失。比如在富庶的温州，一位姓林的彩民最近幸运地获得了5100万奖金。在兑奖时，他心平气和，未戴任何墨镜和口罩，只是避开了媒体的镜头。
　　李卫涛/文
　　附录
　　大事记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上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并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表示同意。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批彩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面值一元）——在石家庄试点发行。
　　1988年，国务院批准“第11届亚运会基金奖券”发行。这一项目后来改为“中国体育彩票”。
　　1991年和1993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主管彩票的机关，彩票发行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
　　1994年，民政部决定将“福利彩票有奖募捐券”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其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国家体育总局（当时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彩票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1995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在部分地区推出“电脑彩票”，但迟至2000年才开始兴起。
　　2000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把彩票管理权正式移交给国家财政部。
　　2000年9月1日，中国第一套全国统一发行、统一开奖的“中华风采”福利彩票在全国正式发行。10月6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第一期开奖结果，以后每周六晚上均作现场开奖直播。
　　2004年，西安爆出彩票宝马案。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依法没收其受贿赃款13万元。
　　2006年10月12日，一彩民获得5000万奖金，创彩票发行以来最高奖金纪录。
　　2007年，中国农行邯郸分行两管库员监守自盗，盗取5100万现金，并花费4500万元购买彩票，而他们的彩票所得未超过100万元。此案震惊全国。
　　2007年11月，甘肃嘉峪关一彩票投注站开出超过1亿的头奖。一彩民花40元获得逾1亿奖金，创彩票奖金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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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券：曾经的特权（1）
1993年12月30日一大清早，数十位外国驻华大使、大使夫人以及来华的外商们蜂拥进北京的一家免税店，焦急地把他们看到的货架上的一切东西尽量塞满他们的购物包。
　　这次疯狂的购物并非是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央行的一纸公告：12月2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尽管央行的通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现存的外汇券仍然可以暂时流通，但外汇券的拥有者们还是觉得越快花完手中的外汇券心里越踏实。
　　这家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免税店毗邻使馆区和许多外商办公的写字楼。在30日这一天，营业额比平时多了9倍。该店一名姓董的经理在当天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生意比圣诞节的时候都红火，看来我们元旦的假都不能放了”。
　　在跨国公司云集的国贸写字楼里也是一片混乱。许多当时在外企工作的中国雇员的工资都是以外汇券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他们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老板是否会弥补由于外汇券停止发行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虽然理论上讲，外汇券应该与人民币等值，但在黑市上，它们的价值比同样面值的人民币高出30％。
　　“我们都急死了”，一名在香港贸发局工作的中国员工告诉《中国日报》的记者。
　　特权货币
　　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最终退出市场。在这15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人民币和外汇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粮油、肉、布等）还实行定量供应。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归侨的需要，中国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币流通的。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同时又使他们区别于国内居民，国务院于1980年4月1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外汇券换回硬通货或留着以备下次来华时使用。很多外国人当时都管外汇券叫“旅游货币”。
　　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值，与人民币等值，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景名胜画面，如三峡、长城、天坛等。
　　当时，外汇券是特权货币。正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Kenneth　Starck在《画龙点睛》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Kenneth　Starck于1986年来到中国，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教授英语新闻专业的写作课程。他对外汇券的使用深有体会，有了外汇券，人们在中国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
　　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等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人头马的洋酒、万宝路香烟、彩电、瑞士手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和丝绸等也能在友谊商店买到。
　　但渐渐地，拥有外汇券就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了。有一些大陆居民从他们的海外亲戚朋友那里能得到一些外汇券。一旦拥有外汇券，他们立刻成为他们的同事、邻居和朋友眼红的对象，因为外汇券就是出入友谊商店的特殊通行证。
　　外汇券的这种特权引起了很多担忧，甚至是外国人的担忧。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罗伯逊的来信，“我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的成就深为钦佩的人，现在向你们写这封信。最近我在中国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刚刚回到美国。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气勃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个现代化一定可以实现。但是我必须承认，对外国人的优待和对中国公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对非中国公民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凭这种外汇兑换券，外国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馆住宿，在特殊的餐馆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购买东西——所有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国公民。这种制度使人想起19世纪时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特权。此外，那些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这些特殊待遇会助长并加深优越感和自卑感。我强烈主张对此给予重新考虑”。

外汇券：曾经的特权（2）
Starck教授在自己的书中将此双货币制度描写为“令人质疑的”和“有害的”。“外汇券贬低了官方货币的价值并鼓励了黑市交易”，他写道。
　　但是，大陆居民仍然试图用各种办法来获得外汇券。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或探亲，他们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甚至连学生们考托福的报名费也需要用美元来交。对外汇券和美元的强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汇者——俗称“黄牛”。
　　黄牛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国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国主要旅游城市听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许是“换钱吗？换钱吗？”黄牛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陆居民对外汇券的渴望和外国人对人民币的需求中找到了商机。有了人民币，外国人就可以在任何商店和餐馆消费；而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差使倒汇成为利润丰厚的职业——尽管这是非法的。
　　1994年以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也是双轨的。一个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官方汇率，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另一个是企业外汇市场汇率，当时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只有大约20％的外汇交易是按官方汇率来进行的。1994年1月1日，这一双轨制度被废除。
　　但在双轨制废除以前，个人可以用外汇券按官方汇率换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