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80年，王波明被纽约城市大学录取，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金融。几乎在同一时期，刘二飞被布兰戴斯大学录取，然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MBA学位。后来，他成为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以美林中国的前董事局主席而为人知。也是在同一时期，万钢获得了一个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到德国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学习工程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今他已担任中国科技部部长。
在之后的30年中，更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6年年底，有100多万中国学生到海外学习。但是从1847年第一名中国赴美留学生容闳抵达美国时起到1978年，仅有13万中国学生在海外学习。
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王辉耀认为海归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他们连接了中国和世界。他们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最好的沟通者”，他说。王辉耀也是中国最早在海外接受MBA教育的留学生之一，80年代在加拿大读书，90年代初回国。
对于王波明来说，美国的经历让他有机会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金融的硕士学位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当时他认识了高西庆，一个从杜克大学毕业的华尔街律师。
这群年轻人在闲聊的过程中谈论的不仅是华尔街富足的生活，还有祖国的发展。他们在聊天中意识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缺少资本市场。当时建立股票交易所在国内已经被摆上改革日程，但是实际作为却很少，资本市场仍然属于敏感词，股票交易在人们的印象中和投机倒把无异。但是，高和王都相信资本市场会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大有裨益。
1988年，高和王相继回国。他们找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然后和其他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及年轻的经济学家一起努力，终于在1989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票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市场。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活跃的一部分。
此后，自认不适合在政府部门工作又有媒体情结的王波明创建了财讯传媒集团。而他的朋友高西庆现在已成为中国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负责中国近2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投资。
其他一些海归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例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的高层。根据王辉耀的统计，海归参与了几乎所有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的业务。例如，刘二飞作为美林亚太区的董事局主席参与了著名的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中国的神华在香港上市的过程中，刘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007年，万钢被任命为中国科技部部长。他能够流利地讲英语和德语，曾任奥迪的高级工程师、上海同济大学的校长。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同时又是海归的万钢被视为新一代中国政府官员的代表之一。而在教育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也是海归回国后比较普遍的选择。根据###的统计，中国78％的大学校长以及63％的博士生导师都是海归。
今天的中国海外留学生多是在自己家庭的资助下，大学毕业后赴海外读书。但是中国的第一代海归的生活却没有如此顺风顺水。他们大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青年时代经历过上山下乡，虽然正规的学校教育被中断，但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们并未因生活的动荡而停止学习。
美林的刘二飞依稀记得那段艰辛的求学历程。每天晚上干完农活回到住的地方，他总是要复习英语单词。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这群勤奋的人大部分都得以进入大学。改革开放以后，他们走出国门，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在国外接受的理念结合起来。
###的统计数据显示，现在回国的中国留学生比例仍然偏低，2006年约有四分之一的海外留学生回到祖国。但是回国的人数正在增加，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正在迅速提高，而中国的经济活力也给海归以施展才华的舞台。
很多人都相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海归会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在一次会议中说，未来30年会是海归展示才华和经验的重要时期。林本人也是海归之一，1986年在芝加哥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海归是中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林说。他认为海归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可以把海外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结合起来。但是机会也意味着挑战。“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我们和其他国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海归必须创新才能推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林说。
刁莹/文
农民工的往昔与今日（1）
21岁的青年甄博在广东省佛山市的一家生产牛仔布的工厂里打工。他在印染车间里干活，手底下管着1台机器和4个工人。甄博心里有个算盘，再干几年，争取能当上车间的领班，那时候他手底下就会有12个人，工资也会从现在的4500元涨到6000多块钱。
甄博的老家在河北农村。初中毕业后，他就辍学回家帮父亲务农。不久，他经人介绍在省会石家庄市的一家纺织厂谋到了一份印染工的工作，每个月挣1000块钱左右。
当时带领甄博干活的师傅来自广东。由于工作勤快，3年后，甄博被他的师傅推荐到广州的一家服装厂打工，每个月能挣3800元。1年以后，他又跳槽到现在的这家工厂，工资又涨了800块。
和千千万万个远离家乡到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打工的年轻人一样，甄博希望自己口袋里的钱和事业都蒸蒸日上。
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正是这种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离开土地，在东南沿海的各个城市里寻找生存空间。这些外来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们填满了一家家工厂，成就了一个个城市的崛起，也成为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原动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5年一个普通中国农民的月平均收入只有360元，而一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500—800元。2008年年初，一份由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撰写的《2007中国农民工（蓝领）报告》显示，2007年国内农民工收入普遍上涨200元，人均月收入达到1200元左右。
目前，中国的农民工占国家人口总数的13％。其中，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和广西为农民工输出大省。
2006年1月份《学习时报》上的一篇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四川省共有1490万农民外出务工。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同时也意味着四川有30％以上的农村劳动力“跃出农门”。其中，200万个农户举家迁往城镇。2005年，四川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劳务收入达576亿元，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已超过50％，这标志着农民工的劳务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是的，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劳动力转移。在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中，我们又常常用另外一个词来概括它——城镇化。
作为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见证了第一批合资工厂的建立和第一代农民工的流入。
“尽管来之前想象了一千次，但还是没想到蛇口竟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中国第一代打工妹郑彦萍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的采访时回忆道。
“到处是工地，四处黄土飞扬，随时能听到远处炸山填海的隆隆炮声。看不见马路，也看不见树荫，更看不见鲜花。”
80年代及90年代，外商纷纷到深圳投资设厂，深圳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吸引了各地的城乡居民过来寻找工作机会。1996年，深圳总人口有345万人，本地户籍人口只有88万，而在外来的129万人中，有万是女性，占68％。外来女工主要在制造业工厂工作，平均年龄只有23岁。
郑彦萍说，“当时的待遇不错，基本工资80块，比工作了20多年的母亲赚得还多”。
据《深圳商报》记载，当时的工资有人民币、港币、还有30％外汇券。用外汇券可以买到进口产品和名牌产品：日立牌的电视机、双喜牌高压锅、三角牌电饭煲、黑人牙膏、上海的肥皂……
然而，据郑彦萍回忆，工厂订单甚多，所以就规定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加班，星期日也不能休息。订单多的时候，工人们要干到凌晨3点多甚至6点。许多工人都当场晕倒在地。
还在石家庄打工的时候，甄博每周工作6天，每天8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日子过得还算悠闲。下班之后，他常常约上同事朋友一起出去购物或者吃宵夜。然而到了广东之后，甄博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每个月只能休息一次。他每天仅剩的时间都用来补充睡眠，几乎没有时间外出。
但是在甄博看来，这仍然是很值得的。因为年轻和健康的身体是他唯一的资本。
“我算过一笔账。在以前的工厂，我每天大概挣44元，但是工厂克扣太多，一点儿质量上的小问题就会罚5到10块钱。现在，我每天平均挣150元，而且克扣少多了”，甄博说。
农民工的往昔与今日（2）
此外，工厂在其他方面也不断地改善。2008年端午节，甄博难得地和同事们休了1天的假。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现在政府对这方面查得严了，老板也不得不这么做。”
但是对于甄博来说，现在这家工厂的最大优点就是工作环境相对好多了。
“这些机器都是从香港运过来的，比几年前的强多了。”在甄博看来，这些进口机器更加有效率，而且更能够保障工人的安全。
几年前，珠三角的很多纺织厂还普遍使用有毒的化学染料来染制牛仔布。许多工人不得不在这样的印染车间工作长达16个小时，而且没有任何补偿。
事实上近些年来，迫于劳方和政府方面的压力，珠三角和长三角的许多工业园区已经在不断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飞跃
过去的30年，中国大陆崛起了一座座城市。然而，与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相比，农民工的待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农民工不得不在恶劣的工作环境里工作，没有住房保障，没有养老金，他们的子女也无法享受平等的教育条件。
“缩减贫富差距、给农民工应得的补偿”已经提上政府的工作议程。
2008年1月，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分别从上海、广东、重庆三地选出的三位农民工代表朱雪芹、胡小燕和康厚明成为中外媒体聚焦的“热点人物”，因为他们是历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第一次选出的农民工代表。
来自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朱雪芹说，目前农民工关心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工最急需的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三大问题。
2008年1月1日，新的《劳动法》开始实施。新法首次规定，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和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此外，新法对劳动者在保险和赔偿方面的问题都作出了相关规定。
2007年，建设部宣布依法扩大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在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各类就业群体。
“我当然希望能够留在广州生活”，甄博告诉记者。6个月前，他将在老家的女友带到广州来，这对情侣目前住在公司租给他们的单身宿舍里。因为有了买房的计划，他们对于农民工在享受公积金待遇方面的新闻格外地感兴趣。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子女教育问题。国家规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37岁的戴时华目前在浙江义乌的“新光饰品有限公司”打工。6年前，她只身从湖北农村来到浙江，从1000元的低级工种干起。现在，戴时华已经成为这家工厂的车间主任，月薪3000元。
然而，过去农民工的子女要在打工所在地上学，需要缴纳各种额外的“赞助费”和“借读费”。因此，戴时华不得不将丈夫和女儿留在湖北老家。
2008年，浙江省宣布，自2008年春季入学起，浙江省将免除符合入学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借读费”。随着“借读费”的免除，农民工子女将能和浙江本地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全免费”的待遇。
现在，戴女士已经将她的丈夫和女儿带到浙江来，她的丈夫也在新光工作，女儿的读书环境也比在农村时好了很多。一家三口住在一个两居室里面，并准备在这儿安家立业。
张冉/文
居者有其屋（1）
直到现在，36岁的沈钧仍然不确定自己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深造是否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偶尔，他也会和同事调侃自己考研时多考了三五分。
1999年，沈钧从北京的一所名牌高校硕士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任职。他本以为他的生活会像早他几年毕业的师兄师姐那样按部就班地过下去：努力工作，然后等待单位分房。但是，这一切并未如他所愿。
“研究生毕业那年，我突然发现以前从来不用考虑的住房却成了大问题。而早几年毕业的本科同学们却早已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沈钧不无懊恼地回忆道。
1998年7月3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停止住房收入分配，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刚知道这个消息时，我有点儿发蒙。取消了论资排辈的单位分房体系，我突然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对于当时的茫然若失和不知所措，沈钧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
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倡导贷款买房。
但是在90年代末，能够接受“贷款买房”这个概念的人却并不多，“房奴”更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名词。
“中国人一向不喜欢借钱。与现在动辄几十万的贷款相比，当时一笔1万元的借款就不是个小数目了”，沈钧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扬了扬眉。
对于出生在安徽一个小山村的沈钧来说，靠当时每月1000元左右的月薪要在北京买套自己的房子无疑是天方夜谭。1998年，北京城区的商品房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然而每当和自己相恋了6年的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