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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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蛄斯竦车本郑�1930年“左联”的成立，更是把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活动改造中国的群体效应发挥到极致，形成了政治活动处于低潮而文化活动进入高潮的巨大反差，文化实践事实上成了知识阶层干预和改造社会的最具优势和效能的途径。忻平，同前引书，第143～144页。
其三，由上述特征所决定的是知识阶层发展的指向基本以外在的社会矛盾的更替与演化为杠杆，其作为“社会良知”的责任感往往演化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后，就逐步放弃自我认同，为改造社会服务的直接功利性将其文化传播的社会化过程流失为一种文化意识及个体价值的湮没过程。放弃超越时代的自我追求以适应时代作为一种社会期望与社会认同，规定了知识阶层的目标期望与行为选择，表明了以超越精神为内核的知识分子本质规定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冲突，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欲实现社会整体改造而不能、欲实现自我文化认同又不为时代所容的矛盾之中。欧阳哲生：《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第87页；忻平，同前引书，第146～148页。 鲁迅体察到了知识分子这种难以避免的命运，“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因此，“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正因如此，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们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88、189、191页。社会压力之下自我体认的弱化与转化，造成其宽容态度的萎缩和猜忌多疑、易怒易恨的性格及心态，并通过一种群体疏离化与异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使30年代的上海知识阶层尤其是文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纷争和矛盾，削弱了知识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发挥的群体效应与社会功能。忻平，同前引书，第145～146页。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4）
在分析上述知识阶层整体性特征的同时，还须看到知识阶层职业多元化与内在异质性并存的特点。这种多元化与异质性的存在既由于职业上的区分，更在于政治态度、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上的分殊。知识阶层中既有投身政治实践的社会活动家，也有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的社会批评者，他们执着于以理性建构社会的理想，其社会关怀精神最为显著，但同时也不乏远离政治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蜷缩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地或文化领域里，竭力回避政治旋涡。齐格蒙·鲍曼将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分裂”定义为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之区别。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229页。对当时这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做进一步的考察，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即使是胸怀社会改造抱负的总体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思想倾向大异其趣、社会身份难以划一的异质性群体，从《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与解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发展轨迹，虽然在维护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与自由的传统价值上双方仍具有同一性，但“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齐格蒙·鲍曼，同前引书，第228页。 而在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分殊的背后，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答的困惑：前者要实现理想目标，将付出自我认同弱化与独立人格丧失的代价；后者虽保持了人格独立和完整，却主动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抱负。这一两难境地使知识阶层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转型时期上海知识阶层所体现出的上述特征，事实上证明它还未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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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1）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的上海，既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现代化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统一主权、畸形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特质使得上海中产阶层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具有了相当独特的意义，进而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无法套用经典的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来简单地加以解释，而必须作单独的个案处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对这一个案独特性的认识也正是对全球中产阶层多样性的理解，它是我们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中产阶层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因。
有关上海现代化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揭示出上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成熟特征。这种不成熟性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定位直接相关。一方面，至20～30年代，受内外动力驱动的现代文明在上海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方向是将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后来者需要的基本前提——统一独立的主权在上海的缺失，又从根本上制约着它的现代化进程及方式。这就是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四国三方的多元势差格局、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社会整合进程中的分裂与失序，忻平，同前引书，第33～35页。 它所构成的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上海中产阶层个案的认识起点。
首先，在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上，上海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西方中产阶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以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论断来考察，可以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即老中产阶层衰落和新中产阶层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业发轫，于此前后凭借新式职业谋生人群也已出现。及至20世纪20～30年代职业阶层和知识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 而1912～1927年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型趋势，唐振常，同前引书，第528页。其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对多数。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依然大量地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张仲礼，同前引书，第379～380页。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层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层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和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那么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时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身上。参见学者们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其次，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既有别于米尔斯眼里缺乏起码的经济政治意识，政治上消极后卫，作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别动队的美国中产阶层，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1～395页。 也不同于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韩国中产阶层，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现出因外在个人境遇变化和生活压力所致的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选择——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集群组合、保障生存权利再到追求社会进步的变化特点。集现代性与保守性于一身的上海中产阶层，随着自身社会地位出现严重危机，转向了与下层民众接近的激进立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解体。这种因生存危机所促成的政治转变，显然是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荡的产物。虽然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追求缺乏类似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清晰的理念，然而中产阶层的政治转向和激进程度，却动摇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基石，导致系统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终丧失。就此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决心，无疑超出了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所预设的模式。其斗争方式所表达出的政治态度和力量，赋予它更为鲜明的激进者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多样性的认识。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
就职员阶层本身来看，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基于职业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威胁。由于上海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决定政治选择的更多是个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层次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分析思考，特立独行。因此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像在产业工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 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1925～1927年职员运动虽已有了先声，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员，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被号召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觉，实在是很薄弱的，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0、717页。其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集中了大批的职员，如金融业、百货业等，这一变化有利于现代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职员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36491次，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择业问题占15％，改业问题占15％，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880人中，国内外大学毕业3949人，专科学校毕业2753人，师范学校毕业2238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2845人，中学毕业4638人，中学肄业3043人，其他1414人。谋职者以中学文化程度为多，但大学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而经职业介绍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仅及1/10。《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见《教育与职业》，民国23年第156期，第317～318页。 孤岛时期，职员实际收入只抵战前的1/4，中级职员几乎降至低级职员水平。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职员实际收入不到战前的50％，685％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5页。 而“大学教授讲师，欧美留学专家，任教于本市著名中学者，颇不乏人”，“专家名师，数校争聘，虽为形成兼课之一因，然薪给过低，一校所得，难维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于生计，乃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实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专任，确非实际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1948，第67页。生活经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这一阶层终于认识到只有联合互助，共谋社会进步，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给予上海职员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大规模的综合政治团体——1936年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但由于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救国会也只是包含许多先进职员的团体，并且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这使得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造成运动范围的狭隘。朱邦兴，同前引书，第717～719页。30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变化，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时，职业团体多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福利为首要工作，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银联）、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洋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余联谊社、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新药业同人联谊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谊会、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