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的故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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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站不收购，严宏昌却从中看到了商机。
他想，在去浙江瑞安联系塑料制品加工厂的业务时，就注意到，那边的社队企业、家庭工厂，遍地都是；正经种庄稼的已不多，为何不把这边的粮食，卖到那边去呢？
为此，他专门又跑了一趟温州地区。一深入调查，信心倍增，那儿对粮食的需求量大得很。既然“商品生产”做不成了，那就改做“商品流通”吧。
他准备要做的其实是“长途贩运”。当时 ，“长途贩运”还像当年他搞“包干到户”一样，属于禁区。但他想，既然中央提出要“引导农民进入市场”，这么好的一个市场就放在那儿，而国家一时又解决不了农民的“卖粮难”，农民为什么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呢？况且，中央下达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要求各级干部思想要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
严宏昌决心试一试。
既然政策还不允许公开地干，那咱就像当初分田到户那样，不声不响，偷偷地干。他把收购来的粮食装上车后，在上面盖上几层塑料布，把粮食盖得严严实实，这样一伪装，还真灵，十分安全，一路绿灯，没人查，没人问，于是他一门心思地跑起了温州的粮食长途贩运。
然而，随着粮食的生意越做越大，县里又来了人。来人最初还是和颜悦色的，给严宏昌讲道理，说自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直是由国家统购，农民除按国家规定的标准留下口粮外，其余粮食全部要按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
严宏昌说：“农民是想把粮食都卖给国家，可国家的粮站不收购了呀。”
来人一听，很不高兴，就说：“收购不了，那也是国家需要考虑的事，不是你可以乱来的！”
严宏昌一听，也有些不高兴，于是说：“这边‘卖粮难’，那边正缺粮，我这不是为国家分忧吗？”
来人正色道：“不说你这是在投机倒把，但有人已反映你‘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资产阶级思想十分严重’！”
严宏昌不服，反问道：“想发家致富，错在哪儿？中央不是希望‘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
“小岗的其他人不是还不像你这么富吗？”来人严肃地告诫道，“你毕竟曾是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小岗村的形象，你自己的形象！”
来人走了以后，他老是在想对方丢下的最后一句话。他真的有些搞不懂了，难道就因为自己是大包干的带头人，就这不许干，那不许干，一干就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声誉？他做梦都想让小岗人富起来，可他什么也不是，有劲使不上呀！难道就因为大家都只愿种田，安于现状，他也就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难道大家都共同贫困，才是小岗的形象？
祸不单行（2）
严宏昌再也不信这个邪了。他想，县里干预他做长途贩运，只是认为这会影响到小岗村的形象，可并没说这事犯法，干了该抓；他认为，自己做这事并没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自己赚的仅仅是智慧钱、辛苦钱，名正言顺，用不着怕别人议论。这样一想开，严宏昌就觉得自己没必要停下来，还应该继续干下去。
严宏昌告诉我们，直到了一九八五年，他背的这个“黑锅”才落地。那时，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了，为活跃中国农村经济，颁布了十大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取消粮食、棉花的国家统购，同时宣布：“生猪、水产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自由上市，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
严宏昌从这新颁布的政策中，强烈地感受到党的这些政策，越来越贴近农民的心，真是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这使他兴奋不已。
这期间，还有让他的心为之一动的，就是梨园公社党委书记换了人：张明楼走了，徐学友接替了他的公社书记的职务。这消息使他忽然有一种难言的冲动。
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也早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人了。只是因为张明楼还在梨园公社当书记，他才迟迟没把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他看得出，自从张明楼将他“削职为民”，即便后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年他带头搞的包干到户是正确的，但直到张卸任，可以把严俊昌委以严岗大队大队长兼小岗生产队队长，也不愿恢复他当初小岗生产队队长的职务，更不会帮助他实现这个多年的梦想。
现在，他盼望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他甚至相信，他的一个多年的夙愿，即将要实现了。他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珍重其事地递给了严岗大队书记崔志祥。不久，公社党委分管组织的周善忠就找他谈了一次话，严宏昌激动得不行，他等啊等，等着批准他入党的消息快点下来，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入党的消息却没有了下文。
到了一九八六年，中央的第五个“一号文件”，再次重申：“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强调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在农村允许它存在并有所发展。”
读着这些为农民松绑，替农民说话的新的政策规定，严宏昌打心里往外地感到提神，长劲，顺心，痛快。他知道是万里在主管农业，这些好政策都是在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制定出来的；想到万里来小岗时，他同农民有那么深厚的感情，党在他的心目中就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亲切。
他提笔又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次不光交给了大队，还交给了公社党委。
从此，严宏昌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了，也不再怕有人背后告他“不务正业”、“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了，他可以堂堂正正地把安徽凤阳县周边农民的粮食，长途贩运到浙江的温州去。
这以后，他不光想把粮食的生意做大，又有了新发现。他发现南京和合肥，两地的老百姓都爱吃烤鸭；南京烤鸭和合肥烤鸭，都成为各自城市著名的土特产，对鸭子的需求量极大。他找段永霞商量，能不能养点鸭子。段永霞是个又能干又能累的女人，她说试试，头一次就试养了五百只。望着一只只刚出蛋壳的“鸭苗”，可爱极了，她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地圈养那些欢蹦乱跳的小生命。起初没有经验，不知道小鸭什么时候该吃食，她就想了一个笨办法，夜里，干脆睡在小鸭边上，抓一把食物，将一只手伸到笼子里。到了半夜，那些“苗鸭”围着她手臂拱来拱去，把她惊醒了，她就知道它们饿了，赶忙爬起来，给它们添食。天道是公平的，有付出，就会有收获，“鸭苗”在她手里，一般喂上四十五天到五十天，就能长到五斤、六斤，有的甚至长到七斤，可以出笼了，严宏昌就把它们卖到南京或是合肥去，卖得十分抢手。。 最好的txt下载网
祸不单行（3）
就这样段永霞由开始的几百只，喂到了两千多只。严宏昌也就从自己家试着喂，后来发展到大家跟着喂；不仅带动本村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家都喂起了鸭子，连大严村有的也成了他的养鸭专业户。
仅贩鸭子一项，仅南京一处，严宏昌一年少说也卖过去一万多只。
那几年，严宏昌的日子过得很开心，他终于能够无忧无虑地，一边种地，一边搞他的“商品经济”。自己没少赚钱，又带动小岗、带动邻村许多农户“发家致富”，可以说，他心满意足。他的确很少过问队上的事，再说了，也没谁要他问，他也问不了。当然，各地来参观小岗的人，依然不断，但给慕名前来学习观摩的人留的印象却是：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几乎全是高兴而来，扫兴而归。严宏昌也感到无奈。
那几年，严宏昌在公众场合似乎淡出了，虽然有不少来访者，指名道姓要见他。却往往被告之：他家太脏，那不是人能去的地方。说得来访者莫名惊诧，这才解释：他家喂鸭子，脏得下不去脚。
有一次，日本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乔木一男来到小岗，要见严宏昌。严宏昌这已不是头一回接待外国的客人了，但县有关方面事前为了这事，一再叮嘱他接待时不要随便说话。严宏昌听了，心里很不舒服，怎么才叫不“随便说话”？既然这样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又要找他呢？他一赌气，走了。
那天，段永霞正在喂鸭子，就见一群人说笑着冲她家走来。她迎了过去。一个五十岁上下，在她看来和宏昌一样中等个头的男人，发现院里院外遍地尽是肥嘟嘟的鸭子，十分兴奋，问这问那，段永霞接待的人也已经不少了，就镇定地问啥答啥，彼此谈得很投缘。
段永霞原以为这是地区或是县里来的干部，便问：“不是说马上有外国人来吗，什么时间到？”
这一问，把对方问愣了，很快笑起来，说：“我就是，我就是，日本人！”
段永霞一听，被闹了个大红脸，这才知道，日本人跟中国人长得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对方是日本人，她就开始不讲话了。乔木一男问她：“为什么小岗村不能家家户户都养鸭子？”她不答。随行的县干部急了，要段永霞还像刚才一样回答客人问题。
段永霞于是直话直讲：“小岗很多家还很穷，没钱买这么多的鸭苗呀。”乔木一男明白了，点点头，当场表态：“大家都养，我来出钱。”
段永霞高兴地说：“那太感谢你们了！”
乔木一男接着又说：“大家都来养，村里还可以建一座加工厂，建一座冷库，很多工作村里都是能做的。”
段永霞后来把这事告诉严宏昌，严宏昌也替小岗人高兴。他想，如果小岗家家都喂鸭子，又有冷库存，又有加工厂，这事就可以做得很大，真是那样，小岗村真的将“鸟枪换炮”了。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敲起了心鼓，就怕村里的当家人好事办不好，自己这两年莫名其妙的遭遇，就足以让人乐观不起来。
谁知，事情说来，就来了。段永霞养鸭子已经养出了一整套的经验，严宏昌的鸭子生意更是做得得心应手，县里又来人了。
这次的态度很强硬：“鸭子不许喂了，你们这样干严重污染了小岗村的环境，群众意见很大。”
严宏昌问：“你说的‘群众’，具体是谁？”
来人不耐烦，只是说：“必须停！”
无论严宏昌怎么说明，怎么保证，但来人一言九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严宏昌真的是寒心透了。
他和段永霞只好“金盆洗手”。已经尝到了养鸭子甜头的小岗人：严立学、严立华、严金昌、严付昌、韩国云、关友章以及大严村的几家养鸭专业户，也都只有停下来，老老实实去种地，安分守己地当农民。
鸭子不准喂了，不过，严宏昌毕竟在贩粮食、贩鸭子的生意上赚到了一笔钱。*年秋后，他终于张罗着要盖“大瓦房”了。
那时，在凤阳，有了一点钱的农民，一般都在拆茅屋，盖瓦房，现在严宏昌却要将多年计划中的“大瓦房”，一步到位，盖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他要彰显自己的能力与实力，以及与众的不同。
他把新房的地点就选择在茅屋的东面。为什么选在那儿，他的理由是：当年万里来他家作客时，就曾指着那个地方说，希望他将来盖上瓦房。他认为，这是万里“确定”的地点。
虽然他还只有盖出一层楼的钱，但他却是打出了足可以盖上三层楼的地基；他还把客厅盖得很大，比城里的任何一个干部住宅的客厅都要大，就是村里来个几十口人开会，也坐得下。
据他介绍，盖那一层楼，他花了九万元。可村里人说，他这是今天的价格，实际上也就五万多。但这在当年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严宏昌对这房子十分满意，他说，今天的农民就应该住这样的大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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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上了大房子（1）
严宏昌就是严宏昌。毕竟，他曾是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带头人；毕竟，他还是小岗村知书达理有文化的农民。《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朱文轶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表述：尽管不断地抛头露面给严宏昌带来了一些麻烦，遭到村中其他家族的忌妒，尤其一直是队长的堂兄严俊昌对这位堂弟的敌视越来越强烈，不过，外面世界的大门，毕竟向这个家庭打开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初，严宏昌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王振民教授的一份电报，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关于恢复上海主人印刷厂改革试点暨搞活城乡合作经济理论和实践研讨会”。
此前，上海主人印刷厂，严宏昌连听也没听说过；城乡合作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又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好在现在新盖的房子已告一段落，田里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闲着确实又没什么事，就准备去看看。
去的那天，他已回忆不起具体日期，段永霞却记得十分清楚：农历二月初二。小五严德锦生下就是个“病秧子”，为求吉利，自小就在后脑勺留下一撮胎毛，乡间叫“后拽”，这一天，他正满十二岁，按老话说，二月初二要找人将那撮胎毛剃了，而这一天宏昌正好出门，日子就这样记住了。
“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更寓含着中华民族一个美好的传说。相传冬眠了多日的龙，在这一天，会凌空跃起，然后腾云驾雾，游之于四海了。
这天严宏昌赶往上海，被安排住在华东政法学院留学生楼。在王振民教授那儿，严宏昌才清楚，这个研讨会，源起于上海六个大学生，带头人叫毛来，早年辞职下海，办起上海主人印刷厂；小岗村的“大包干”进了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也先后出现了许多私人商业网点。前些日子，上海主人印刷厂和上海所有的私人商业网点一样，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无一例外地被上海市工商局吊销了营业执照。这事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上海社科院和有关方面于是组织了这次研讨会，其实，它只是正在席卷全国的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