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春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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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药物的安全性以及个别患者的个体差异，都让医生难以把握。我们也只有本着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积极应对诊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形，尽最大可能确保患者的用药安全。
关爱的力量
关爱的力量
王平
那是1998年6月下旬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开完早会我步入一号病室查房。哦，新入院了一位老年男性患者——头部四周围着冰块儿，头发稀疏花白，面颊潮红，口角偏右，左侧肢体已经瘫痪，他的两个女儿正守护在床旁。患者经院长会诊，被诊断为“脑出血”。
第二天我因有事请假去了市里。当我从市里返回卫生院的第三天早晨，我看到一号病室聚了七八个人。除了患者的儿女，便是年近六旬的老伴儿了。其中两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尤其引人注目。一个身材超过一米八，偏瘦得体型，样子挺老练。另一个戴着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他俩儿忙前忙后，很象是老人的儿子。当我给患者吸痰的时候，他俩儿便给我做助手。我把吸痰管儿一次次地放进患者咽喉附近，他们便一个拿注射器吸，另一个便因自来水停水，一瓶瓶地启开矿泉水冲洗吸痰管儿。大块儿大块儿的白色粘痰、沫子被抽出来。一般人看了都恶心，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在乎。患者的女儿和儿子也帮着忙，找卫生纸，换洗毛巾。经过我们一番忙碌，患者苍老的脸上，似乎显出一分轻松，嗓子发出的“呼噜”声儿也小多了。
又过了几天之后我才弄清：患者一共九个孩子，老大和最小的是儿子，当中还有七个女儿。上面提到的两个男青年，分别是老人的三女婿和四女婿，他们是从几百里地以外的工作单位赶过来护理老人的。
太阳一次次地升起，又一次次地落下，患者的病情也渐渐好转，日趋稳定。他的儿女们始终守在他的床旁，洗脸擦脚，喂水喂饭，洗涮接尿。不论是儿子、女儿，还是女婿、儿媳都轮流看护老人。患者因长期卧床出现了便秘，护士给患者灌肠时，老人的两个女婿也不嫌脏，即便是一夜未合眼，也帮着做好助手。合理的治疗，再加上精心的护理，患者终于从死亡的边缘安全地返回了人间。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的“三分治疗”固然重要，而老人的子女们的“七分护理”才更是功不可没。老人后来存活了大概两年。这件事虽然过去了将近十年了，在我的脑海中的印迹却依旧是那么清晰，它让我感到：关爱的力量是伟大的！
荧屏闪烁
荧屏闪烁
王平
小时侯能看上一场电影，那真是一大乐事。后来有了电视机，又让孩子们兴奋了不知多少个日子。
那大概是在1982年。一个宁静的夜晚，没有电，也没有点蜡烛，只有我和妹妹在炕上倚着炕柜儿坐着，当时仿佛有不太圆的月亮挂在天空上。我们望着地柜儿上放着的小镜子，不约而同地认为它很象电视机的荧光屏。它要是电视机该多好呵，我们可以坐在炕头儿看动画片和电视剧了，我和妹妹倾诉着彼此心中的热望。没过多长时间家里终于买了一台五百多块钱的日本产“声宝”牌黑白电视机，那真是全家人的一大喜事！这之前的“半导体”收音机曾是全家人唯一的快乐天使，这回它也因此失宠了。
那一年我们村的很多人家都买了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那台电视机也和全家人一起迎来了又一大家庭盛典，那就是1985年全家人从村里的“河南”的土房，搬到了“河北”的砖房。有了新房，全家人的心情都似乎变得更好了。母亲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电视机不看的时候总盖着绣着花鸟图案的白布单。晚饭后，我和妹妹做完作业，全家人便坐在炕上或凳子上看电视。那时只有两三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可全家人都是实足的“电视迷”，看电视成了全家人最大的精神享受。
大概是1998年，“声宝”牌电视机寿终正寝，家里又买了一台旧彩电。那时我已结婚，妹妹又工作在市里，父母是这台电视机的主要观众。这时候村里已安了“闭路”，能看十多个频道的节目。
2001年家里又买了一台25英寸的国产大彩电，父亲和母亲的视野也被它放宽了。没两年村里也安上了“加密”，那台电视机可以收到三十多套电视节目。儿女不在家的时候，老两口晚上总是一起看电视，那是每天不可或缺的休息娱乐的方式。2003年5月份父亲去世后，母亲不愿离开住惯了的老房子去和儿女同住，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一人的电视机。儿女回家的时候毕竟有限，那台电视机也成了母亲亲密的朋友。“天气预报”是母亲每晚必看的节目，除了电视剧外，“有请当事人”、“说案”等也是母亲爱看的节目。
母亲的地柜儿上放着两个可以说话的朋友，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电视机。电视机可谓是全家人的平凡的“快乐天使”，它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和知识。
抡大锤的日子
抡大锤的日子
王平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经过院领导的一番请示，上级主管部门终于批准了我们兴建新楼。6月中旬的一天，开早会的时候，院长宣布：“由于各方面的资金都很紧张，从今天开始有计划地自己动手拆墙，拆大烟囱，搬挪科室里的东西”。
劳动的第一天，是一个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好日子。由于大部分人都得照常工作，腿伤未愈的院长只好领着我们几个男青年先赶着。我们第一个重点目标就是把车库的间墙拆了，准备以后放锅炉。那次，我平生第一次尝到了抡大锤的滋味——抡过十几下，胳膊就开始发软。因此，40多岁的院长和我们五个年轻人采用车轮战术，一个人抡十几下，再换下一个人，只抡得尘土四起，满脸灰尘，浑身淌汗。没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拆掉了一面墙。也就是在那天的劳动中，我不仅把手弄破了皮，而且因抬东西弄了满身机器油。
忙了几天之后，老医务工作者也出动了。50多岁的支部书记和几个老医生干起活儿来比年轻人在行，经常指导年轻人干。后来大家在院长的指挥下，顶着烈日，开始拆大烟囱。大烟囱有十几米高，想把它放倒，又无任何危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院长担任总设计师，我们十来个人不分老少，采用车轮战术用钎子和大锤，一点一点地把大烟囱底部的砖敲掉。接连几天，在太阳底下持钎舞锤，挥汗如雨地干，终于在大烟囱底下敲了个大洞，院长说可以停下了。第二天上午，院长用救护车把住院的几个病人暂时挪到别处。回来后他让一位男医生爬上大烟囱把粗绳和导链儿拴好。女职工也出来帮忙，和我们一起拽绳。另几个人则把导链儿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棵树上，一点一点地导动。我们距大烟囱数十米远。院长派几个人守住路口，不让行人经过此处。大家听着指挥一起生龙活虎地干着。只见大烟囱渐渐向西倾斜，缓慢地向下倒，那高大的身躯倾斜了一定度数后，突然快速摔下来，“轰隆”一声巨响，无数砖块和着尘土四处飞溅，浓“烟”骤起，场面颇为壮观。大家高兴地喊起来了。几天的汗水终于没有白费，大烟囱被我们放倒了！
一个多月的时光匆匆而过，铁锤、铁钎等工具代替了手中的听诊器和手术刀，伴随我们男女老少在阳光下、风雨中完成了建楼前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那是怎样的一个多月啊！
今天，当我们在整洁宽敞的新楼做着救死扶伤的神圣工作时，总爱忆起那些拼搏奉献的日子。我深深体会到，只有用汗水换来的果实，品尝起来才格外有滋味。
（注：本文原发表于1997年11月15日《健康报》，未改动。）
美丽的小村
美丽的小村
王平
我的家乡是爱辉镇辖区的一个小村：西三道沟，又叫里三道沟。小村曾经历了满清、民国、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村获得了新生。
我的父亲出生于1948年，母亲出生于1952年临近初春的时节。他们尽管经历了那场旷日持久的饥饿和十年“*”，可幸运的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日子。
母亲生我的时候是在1971年的10月，那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只能借助在亲戚家里。
童年时候的我对小村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那一座座破旧的土房在我的眼里都有几分神秘的气息。上海青年宿舍就盖在小村的东面，是一座座长长地土房，上面还有白灰刷写的标语。我们的幼儿园也是一座土房，离学校不远，上海青年朱老师在那里教我们唱歌识字。我七岁的时候，终于走进了红砖筑就的小学校。这座砖房，两面是教室，中间是可以放电影的文化室。学校的西南角立着大喇叭，从大喇叭里传出的哪怕是新闻节目，都让孩子们觉得好玩儿。孩子们最着迷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岳飞传》。小伙伴们穿着打补丁的裤子，一年也吃不上几次水果，可小村就是我们的乐园，是我们眼中最美的小世界！
我上中学的第二年全家从土房搬进了砖房，从那时起，小村几乎全是砖房了。家家都有了电视机，许多人家有了马车。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几年后，乡村的日子火起来了。最美的记忆就是在夏日有月的夜晚，坐在屋里陪着父母欣赏电视节目。窗外茂密的小树林似乎也打起了瞌睡，阵阵的蛙声反衬了小村的静寂，别有一番乡村的诗情画意。
我结婚前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小村的许多人家都有了小四轮儿，干农活方便了许多。好些年轻人都有了摩托，帅哥驮上靓妹，那份洒脱一点儿也不比城里人差。被评为省级文明村的小村，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
今天，当我再走近小村，是另一番让人欣喜的景象。一条条水泥路面早已取代了尘土飞扬的土路。手机不用说了，一些人家还有了电脑，通过互联网了解天下事。工程浩大的高压电塔从小村的东北穿出，向西南延伸开去。现代化的202国道从小村的南面穿过，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你都会听到汽车从国道飞驰而过的声音。客机也天天从小村的上空飞过，若逢夜晚，飞机上的灯一闪一闪，甚是好看。真的，小村的动人之处已不仅仅是那一片片一望无际的庄稼，以及那一群群行走着的牛羊，也不仅仅是乡亲丰收时的笑脸，还有许多许多……
新世纪的小村人种地还可以领“粮补”，甚至“种补”，看病还有“新农合”报销，日子能不美吗？那真是“幸福像花儿一样”啊。
美丽的小镇
美丽的小镇
王平
我的家里挂着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我曾指给女儿地图上小镇爱辉的位置。
爱辉曾经历了满清时沙俄炮火的焚烧，经历了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的黑暗岁月，是新中国的诞生让小镇迎来了灿烂美好的新生。
我出生于1971年，对爱辉的印象是儿时记事儿时才有的。记忆中父亲曾把六七岁的我送到爱辉的姑姑家，我像过年一样高兴。爱辉那时有比小村更宽阔的街道，有更多的房子，只是除了边防站和电影院是楼房外，几乎都是平房了。那时还没有电视，只能听听收音机，我和表弟便疯玩儿。我有时看着挂在门旁的姑父的笛子发呆，很希望姑父能吹出一曲美妙的旋律来，只是从来没有听到过。
1990年我调入爱辉卫生院工作，从此便落户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爱辉人。那时卫生院的门诊部和病房都是平房，青砖筑就的门诊房也不知有多少年历史了，冬天呆在里面会感觉冻脚。江边儿的那座小白楼建于1992年，而被人们成为中央街，现定名为拱宸街两侧的楼房，大概是1993年建的。多了几座楼房，乡亲嘴里称呼的“爱辉城”多少有了点儿城的味儿道。 1993年夏天的一个有雨的日子，当时的镇党委于书记宣布爱辉镇农贸大集开集。从此每月10日、20日、30日便热闹起来，乡亲和职工们买点儿吃穿用的方便了许多，孩子更是盼着有集的日子。1996年10月我们卫生院也搬进了新楼，同事们都有一种搬进新家的喜悦，患者看病的环境改善了，职工们冬天也冻不着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一到夏日的傍晚，便与朋友们到江边儿散步。江水清澈，行人悠闲，绿树蓝天，别有一番情趣儿。后来，一些老年人又组建了秧歌队，有些年轻人也加入了其中。他们傍晚在小白楼附近扭秧歌，在锣鼓和喇叭声中扭得很生动，也是小镇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时光匆匆流逝，如今我在小镇工作快二十个春秋了。昔日的年轻小伙儿，已步入中年，对小镇的感情却像是一个孩子对母亲那样，朴素而美好。小镇吸引人的“靓点”一天天多了起来。国家一级展馆——黑河市瑷珲历史陈列馆，是让人们尊重历史，反思历史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了许多高级领导、名人以及无数中外游客。纪念两位清代爱国将军萨布素和寿山的瑷珲卫国英雄园，也是激励教育后人的重要基地。那有着天然之美，展示森林独特魅力的瑷珲国家森林公园，那静谧而古朴的传播佛教文化的金法寺等等，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今年8月11日，黑龙江知情博物馆也正式开馆，此馆与森林公园相距不远。据说来参加开馆仪式的有两千多名知青。那段上山下乡的岁月让知青难忘，在乡亲心中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连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还依稀记得记得几位上海知青的模样儿。知青们对农村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的事迹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小镇的拱宸街这几年一下竖起了七八座小楼，分别开着饭店、商店、网吧、美发厅等。十里长江的江堤是去年修的，气派美观，也方便了游人。江边儿的天市广场，可谓小巧玲珑。小镇内的三个村的乡亲有的在农闲时也领着孩子去广场散步，摆弄一下健身器材。乡亲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