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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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百花齐放”（5）
世界的能量就这样白白地消耗掉了！这是何等不合情理又何等浪费呀！
长城——只是一个建在数千公里荒无人烟的山脉和荒原之上的一个防御堡垒，它是精神的防护城墙，正如我所说，他是世界奇迹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人类的弱点，是人类畸形发展的佐证，是一个可怕的历史错误。这只能证明，生活在我们这块星球上的人类不能相互谅解，不会坐到一个圆桌旁共商怎样合理利用人类巨大的资源和智慧。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类共存荣的想法只能是一种本能的妄想，因为人们在遇到巨大潜在的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修筑围墙。把同类封闭起来，隔离开来。如果这一切来自外部的压力，可以把它称之为威胁，是一种厄运的预兆，是一种恶的前兆，也许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邪恶。
但是，城墙不仅仅是为了防御，首先是为了防止外来的威胁，与此同时也是为了防控内部发生问题。在每一处城墙上都设有道路的关卡，有城门，也有护卫兵。当然在控制人们出入的同时，可以向过往的人提问题，检查他们的有效证件，记录下过往人的名字，观察他们的表情，并可以随时惩处他们，然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所以，可以说城墙是防御所，也是陷阱，是幌子，也是鸟兽之笼。
城墙最糟糕的方面是，它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培养着一种城墙卫士的态度，从中滋生出一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里，那道分割世界的城墙一线贯之：大凡处在城墙之外的一切都是邪恶和卑劣的；而处在城墙之内的则都是美好和高贵的。而且这个卫士完全无须亲自贴近城墙，他可能离城墙很远，但只要在心中揣有城墙的画面并敬奉这种城墙逻辑所强加的规则，就足以使它与外部的世界隔离。
我们穿过城区，一路驱车往北走了大约一小时的路。外面刮着刺骨的寒风，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们都朝前倾着身子，与狂风搏斗。到处是一片自行车的海洋。每个人都在红灯亮时停在十字路口，就好像大坝的水突然被截流，绿灯亮时又像开了闸，奔涌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此时只有凶猛的风才有可能打乱这种单调而又生硬的节奏。风还在猛烈地刮着，这自行车的海洋开始像汹涌澎湃的波涛奔腾旋转，有一些骑自行车的人在与狂风的搏斗失败之后，不得不下车，推着自行车前行，他们在骑自行车的大队人马中引起一片混乱。当风力稍稍变小一点儿时，所有的人又跨上自行车，不辞辛苦地继续骑行。
市中心的便道上有很多人。能看到一排排穿着校服的学生们整齐地行走着。孩子们排成双行，挥舞着手中的小红旗，带队的孩子手中，有的举着一面小红旗，有的举着毛泽东叔叔的画像。孩子们排着队，步调一致地高唱着歌曲、喊着口号，或者大声叫喊着。“他们在喊什么？”我问李同事。“他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他回答说。
在每个街口都能看到警察，他们常常先给学生队伍放行。
这座城市色彩的基调是黄和深蓝色。黄色是沿街修筑的围墙颜色。深蓝色是人们服装的颜色。“这些衣服都是革命成功的结果，”李同事对我说，“解放前，人们常常因为没有衣服穿而被冻死。”男人都剃士兵的发型，妇女们，无论是姑娘还是年纪大些的都是齐耳短发，前额还留着刘海。只有仔细盯着看看他们时，我才能分辨出他们长得有所不同，当然死盯着看人家也令人十分尴尬难为情，而且也显得很不礼貌。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毛泽东的“百花齐放”（6）
人们身上背的包和戴的帽子也都是一样的。我真的搞不清楚，如果他们聚集在一起开会，都把自己的包存在一个地方，而后他们怎么能从这数以千计同样的帽子和同样的包中找出属于自己的呢？但是他们每个人却都能清楚地分辨哪个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从很小的细枝末节把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也许仅仅是扣子上的差异而已。
我们从一条小路登上了长城，这条小路已因年久被风蚀了。长城上有供放箭和打枪用的垛子，还有角楼和烽火台。长城很宽，足够十个人并肩齐行。从我们站的地方可以看到蜿蜒曲折的一段段长城，但看不到它的尽头，只能看到它的每一段都绵延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山峦和茂密葳蕤的森林之中。长城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大风几乎要把我们吹倒。为什么要修建长城？有何意义？用意何在？我抚摸着这些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人用血汗在城墙上堆砌起来的砖石时，心里这么想着。
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长城是一种伟大的隐喻。我周围有各种各样的人，可我不能与他们交谈，世界在我周围，可我无能为力去抚摸它。身处这种环境，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应该写点儿什么——可我又能写些什么呢？报纸都是中文的，我一个字也看不懂。我开始还请李同事帮我翻译，可他给我翻译的每一篇文章的开头都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或者“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等等，等等。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无从知晓。李同事是我唯一能与外部联系的桥梁，可他又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因为，每当我提出要跟谁谁见面，要出去采访、出差等要求时，他都说先要请示上级，然后就再不见下文。我从未自己上过街，因为每次出去李同事都与我形影不离。其实我又能去哪儿呢？去找谁？我根本不熟悉这座城市，不认识任何人，而且也没有电话（只有李同事房间有电话）。
更何况我语言不通。事实上，我一来中国就开始学习中文了。我试着从这些密密麻麻的象形符号和表意文字中找出一种学习办法，但都令我觉得，我在向死胡同走。因为每个字都含有多重意思。我好像在什么书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翻译成英文的《道德经》就有八十多种文本，而且每一种版本都令人信服、无可挑剔，但又十分不同。我万万没想到，一直到我的腿坐麻了，也没找出什么有效的学习方法，真让我感到，我已经到了黔驴技穷、无能为力的地步。我眼前跃动着的每一个汉字，都好像在忽闪忽闪、微微跳动着，变换着姿势和位置，变换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和上下文的联系，变换着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形状；它们一会儿排列成纵行，互相倒换着位置，比如说：拼写的“ａｏ〃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到了念汉字时发音却是“ｏｕ〃；还有突然我会混淆“ｅｎｇ〃和“ｏｎｇ〃的发音，学习中文，如果发音不准会犯很可怕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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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思维（1）
现在我的时间很充裕，趁机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书籍，这些书都是我在香港时买的，它们如此引人入胜，让我暂时忘记了希腊和希罗多德。我一直相信，我能在这儿长期工作，所以我想，首先我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我并不知道，那时报道和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都长驻香港、东京和首尔，这些记者或是中国人或是外国人，但他们都精通中文，像我这样住在北京的记者那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也很不现实。
我一直觉得长城无时无刻不陪伴着我，这座长城并不是我几天前在城北边登上的那座长城，对我来说既可怕又难以逾越的长城，是语言的长城。这座长城从外围卡住了我，因为每每有中国人想与我交谈，我都听不懂，我既看不懂这里的报纸，也听不懂广播，既看不懂墙上写的标语和口号，也看不懂商店里的商品名称，当然更看不懂政府部门入口处的汉字，一句话，就是什么也看不懂。我无法找到一个字母或者一个词，可以让我轻松自然地照猫画虎地临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什么也不懂，什么都是糊里糊涂不可知，像在印度时一样！在那儿我也看不懂当地密密麻麻的印度字母。如果我再往前走，是否还会碰到类似的障碍呢？这种语言字母像是天书，是谁发明的？是怎么形成的？不管怎么说，在语言形成的最初阶段，是由某一种字衍生的吧！而这种字又是谁发明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记住呢？也许是通过口口相传，也许是把这种拼写方式记录在某种物体上，也许是书写在一个什么板子上，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为什么一个同样的东西，人们却用完全不同的方法书写出来呢？在我们整个地球上，人、山脉或者树木看上去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为什么每种语言的表达方式差异却如此之大？这都是为什么？为什么在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初始的字，比如说“花”，在有的地方，是竖着写出来的，有的则是用画圆圈来表达，而在另一些地方却用两笔或者用球形表示？这是一个人做出的决定还是集体做出的决定？他们事先讨论过这个问题吗？他们是在篝火边讨论的还是在家庭会议上讨论的？是在部落会议上确认的还是由年长的人最后拍板敲定的？是由江湖上的人还是占卜者确认的？
事到如今，我已经无退路可走，这也许是因为，任何事物都会有自己的内驱力吧。
于是，我就开始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我练习写汉字，先向左画一撇，再向右画一捺，这样看上去好像一切都不同，结果是，我越是想写好，越是弄巧成拙，越弄越复杂，因为，字母进化这一残酷的逻辑，往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琢磨，也就愈加令人费解，甚至常常使人难以领悟。
尽管印度语和中文的书写方式对我来说都同样难，可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却明显不同。印度人显得很放松，中国人表现得很拘谨，警觉心很强。印度人即使在拥挤不堪时也不会成群结队，他们的人群显得很松散，杂乱无章，缓缓地流动着；而在中国，人多拥挤时，人群也是成形的，显得纪律性极强，看上去是列队行走的。给我的印象是，在中国，即使人多时，人们的头脑中也总会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在领导他们、指挥他们；而当印度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则会像在古希腊法院那样，有一群数不清的松散的神陪伴他们左右。如果说，在印度人中发生了什么令人好奇的事儿，人们就会蜂拥而至，驻足在那个地方，围观，议论纷纷。而在中国人群中如果发生什么事儿，人们会目不斜视，继续前行，显得很恭顺，犹如视而不见。印度人表现得十分墨守成规、神秘而又虔诚；他们似乎生活在一种自己的精神世界里，令人十分容易感知他们这种精神世界的表征。虔诚的信徒们匆匆行走在每条大街小巷之中，朝圣的队伍纷纷涌进大大小小的寺院和庙宇——在这神的所在地，成群结队的人们集结在神山脚下，在神河中沐浴净身，在神火燃烧的柴堆上举行*。然而中国人给我的印象却是，朴实谨慎、不露声色。他们没有闲暇进寺院寺庙，因为他们得诚恳地去实践毛主席的教导，他们要用严格恪守各种规定的行为代替拜神，要用在生产队辛勤劳动代替朝圣。 。 想看书来
中国式思维（2）
中印两国人的面部扮相也都各异。
印度人的脸部，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令人好奇的感觉，比如说，他们每个人的额头正中点着一个红点儿，脸颊上涂抹各种彩色图案，微笑时会露出棕黑色的牙齿。而中国人的容貌看上去没有什么令人好奇的地方，他们的面部表情平淡而无变化，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发生任何事情都不会触动他们，这种脸孔后隐含着什么？我们无从了解，当然也就无从知道。
有一次，李同事带我去了上海。北京和上海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令我惊讶。这座城市之巨大及其多样性和不同风格的建筑——不同街道上的或法国式、或意大利式或美国式的建筑——都令我感到震惊。
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数公里长的林荫大道、宽阔的马路、外滩、长廊柱式的商场。随处都可以感觉到大都市的气息，到处是车水马龙，随处可见奔跑的人力车、川流不息的自行车和人流，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商店林立，甚至还可以看到酒吧。天气也比北京暖和多了，气候宜人，能令人感觉到潮湿的海洋气息。
有一次，我们路过一条日本街区，我看到了一座用厚重的柱子支撑的佛教寺庙。
“这座寺庙开门吗？”我问李同事。
“在这儿，在上海肯定是开门的！”李同事带着一种揶揄和轻蔑的语气回答说，听那口气，就好像上海似乎还是旧中国，不是百分之百的毛泽东的中国一样。
其实，佛教只是在公元一世纪才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在佛教传入中国五百年以前，这块土地上已经存在着两种精神流派、两种学说——孔教及道教。孔圣人诞生在耶稣之前，他生活于公元前560至公元前480年之间。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比孔子似乎年轻一些，对于这一点，很多历史学家意见也不太一致。甚至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只不过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抄袭和编撰了一些警句箴言的手抄本而流传下来的一本书。
如果我们假设，老子确实曾经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他可能比孔子年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流传至今的《道德经》应该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比老子年轻的孔子，就可能曾经拜访过老子这样的圣人并得到过他的教诲：“不要自负，不要渴望情欲，”这位长者说，“不要阿谀奉承，也不要有野心，这一切都会损害人，我忠告你。”
假设孔子比老子年长的话，那么他就会传授给自己年轻的弟子三种思想：第一：“既然不知道怎样为众生服务，怎么能知道如何敬佛呢？”第二：“如果以怨报德，怎会懂得积德行善呢？”第三：“连生的道理还不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呢？”
孔子和老子（如果他确实曾存在过的话）的思想都产生于周朝和春秋战国交汇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诸侯分割、互相血腥残杀的战乱时期，人们尽管可以暂时躲过被屠杀的厄运，但也无法躲过来自匈奴的威胁，更无�
